【穩定的價值】

寫完了這麼生硬的理論，好像也應該做一點補充，容易了解這一連串有關【國際關係理論史的歷史社會學】寫作的倫理關懷。也許，這樣會讓人覺得有溫度一些。

理論通常是生冷的，而且，基於當代對於理論的了解:抽象化、系統化的要求，理論在本質上，也就有一種內在的「穩定」的傾向。因此，實際上我們並不能怪美國國際關係的主流論述所隱含的價值。理論本身就容易傾向於「穩定」的價值，至於「革命」取向的理論，如馬克思主義，是不是就帶給人們更大的自由，更多的福址，也不一定，甚至，誠實點說，實際上的運作，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恐怕是災難大於解放。這種「革命性理論」的災難性，不只是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談到，就是自身是前南斯拉夫共產政府的副總理Dijas所著的【新階級】，也提到相同的看法。理念的革命，並不必然地帶來實際生活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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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本身由於抽象化、系統化的要求，不容易解釋變遷，而有維持現有秩序的偏差，這是必然的。通常理論會成為「主流」、被接受的原因，也正是理論符合了主流社會階層的利益。戰後的國際關係學界，也就是美國利益的代言，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於是，至少就理論上的層次上，穩定，不見得是罪惡。甚至有些時候，必須承認的是，是因為穩定，才能成就大多數人的幸福。當然，也不要將這句話推得太極端，實際上這句話也正是很多獨裁者、威權政體為了保護其利益，而托辭拒絕改革的謊言。在政治的語言之前，必須很習慣地，不能太放心地太快判斷對錯，對錯總是有標準存在，而政治世界的標準，總是不同於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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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有個標準，是政治的世界裡，對錯的標準，那也就是在什麼位置上，了解那個位置所需要的論述是什麼。理論論述本身，也是另一場鬥爭。美國有美國的穩定，就像回教世界有回教世界對這個世界穩定的看法，而甚至回教世界對穩定的看法，在回教世界內部，也有不一樣的了解。美國也是，美國人對穩定的角度，不見得都跟布希一樣。我的一個美國朋友，她根本就認為布希是笨蛋。

於是，什麼位置上用什麼理論，那麼問題是:台灣當下需要怎樣的國際關係理論?當下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遇上了怎樣的問題?

用「理想主義」，跟其它國家講國際法，討論區域安全制度，於是跟中國跟，台灣要加入東南亞國協?還是用「現實主義」，讓權力政治來解決台灣的外交方向，如果中國打不下來的話，台灣就先打菲律賓好了。或者是「互賴理論」，台中經貿應該大幅開放，然後加強彼此間的互賴，我們可以影響中南海的決策?還是「國際典則理論」，爭取加入聯合國，然後透過這些國際典則，為台灣爭取與國際社會的合作。

都是可能的，也都有困難。不過，我有興趣的是，會不會所有的理論，都不過只是理論，在實際的外交政策操作上，意義並不是那麼大，而在外交行為的理解上，也帶了種自以為是的後見之明。而且，別說這些理論基本上是以美國的角度出發，不見得適用於台灣的環境，同時這些理論內含的「穩定」的偏差，想要解釋的，是一般性的現象，因此不容易接受台灣特殊環境的因素，而必須造成理論的危機。

因此，立處於後冷戰的時代也好，全球化的時代也好，都是一個「轉型期」的時期，也都給了台灣的外交，一些機會，但也一些限制。

於是，面對這個轉型的時代，怎樣找到一個適合於台灣的穩定，就是國際關係學界值得努力的重點了。套句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註:圖為 Charles Dickens(1812-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