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單位的轉進與虛實】與【國際關係理論的解構】

原本寫到了一半，覺得好像是離題了。想一想寫台灣的國際關係理論，倒也還是應該延著之前理論的氣氛寫下去，否則就該闢另一個專題了。還是繼續【國際關係理論史的歷史社會學】，繼續深入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有邏輯上的順暢。

這一篇，就以「分析單位的轉進與虛實」，作為討論的重點，再進入「國際關係理論的解構」，作為這一系列討論文章的完結篇好了。事實上，在前幾篇文章的某處，就提到「理論轉向」的問題，從「地緣政治學轉向全球政治」，當時也提到了另一個要的轉向:「分析單位的轉向」。此間所指的，是在70年代伊始，當依賴理論出現了後，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也跟著開始從「互賴理論」出發，再拉上「國際典則」理論，終於先是讓經濟成為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面向，之後，再讓「跨國公司」成為另一個國際社會具體的行為者。

到了分析經濟、跨國公司之際，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傳統的主流國際關係分析，已經就要「破功」了。這是因為「國際關係(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指的是「國家之間的(inter-nation)」或者在法國，講得更直接，是國家機關之間(inter-étatique)。於是，傳統的外交行為，要不是以軍人，指的就是外交官，這些以「國家之名」的行為者，所以「經濟」是不被分析的對象，更另說「跨國公司」成為國際舞台中該要去重視的行為者。

不過，這並不是說，國際關係、外交行為從來都不考慮經濟，或是跨國公司，這將是更大的誤解。大英帝國的海軍，向來被視為其商業利益的守護神，東印度公司更是直接間接地影響其殖民母國的外交政策。就算我們對這些背景不了解，1899年美國外長海約翰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作為西方各國與清帝國交往的共同策略。實際上也是個「經濟外交」的表現。這個政策從來不是出於好心，為了避免中國被西歐列強以其各自的勢力範圍，進而瓜分中國(其實，也許還可以大膽的想像一下，如果當時中國真是分裂了，是不是就真的對中國人不好呢?)。「門戶開放」政策，是基於「利益均霑」的原則，實際上的目的，是作為新興強權的美國，想要跟其它的西方列強分一杯羹，於是對中國這隻肥羊，而就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翻成白話文，就像是一個後來進了營區，看到烤羊肉的老粗，跟著原本已經各就各位，分好了肉塊的其它老饕說:「我們不要分來分去了，太麻煩了，大家想吃那，就吃那吧!!不是挺好!!」。這就是美國的「門戶開收」政策，這可是與她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南美洲，所採行的「門羅主義」南轅北轍。

經濟一直是外交行為的重點，西歐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是相應於當初殖民主義的外交策略的結果。1870年之後，普魯士統一德國，1880年英國在倍受新興德國的挑戰下，放棄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經濟政策，從「全球市場」轉向保守的「勢力範圍」策略，而其它西歐各國也接著跟進，是有第二波殖民主義開始在亞非地區劃分勢力範圍。美國以中南美洲為其囊中物，宣佈「美洲人的美洲」，用「門羅主義」隔離歐洲人在拉美的影響力; 日本也在明治維新，開始了她的擴張政策，往北的北海道，往南的琉球，再向東進朝鮮，中國。一戰時拿了山東，戰間期有滿州，接下來就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想要建立一個「亞洲人的亞洲」，而掀起太平洋戰爭。

簡單地從戰前的歷史來看，經濟因素確實在外交與戰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戰前是，戰後也是，而且這所說的「戰後」，並不是自1970年代國際經濟危機之後，早在二戰結束之前，英美之間就對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開始了一番明爭暗鬥的競合。戰前的國際金本位制度顯然已不適用了，而戰後該是怎樣的國際金融秩序，就在以美國的懷特與英國的凱因斯兩個方案之間比較。雖然凱因斯可是比懷特有名望太多了，但真正比較的，不是名氣，也不是理論上的嚴謹，而就是權力的大小。美國已經成為新興霸權，英國，只有三條路可以走，以維持其國際地位與國家利益。三條路是 :1)跟美國合作，2)跟美國合作，及，3)跟美國合作。這三條路的共同特色，就是 :聽美國的話。

聽美國的話，於是就在戰後的馬歇爾計劃，即歐洲復興計劃裡，英國分到最多的資源。美國大量的經援、物資進入西歐，促進西歐國家的復甦。當然，不要輕易的以為，美國人大方，這麼慷慨地幫助西歐國家。美援，在西歐與在東亞，及在台灣一樣，一方面是在圍堵政策下，用美援串起反共的長城 ; 另一方面，透過美援，促使盟國的快速復甦，不只可以使其在經濟發展之際，少了些共黨份子活動的空間 ，同時還可以透過經濟發展，打開美國所想要的多邊自由貿易市場。佔領市場，可是比錙銖地計較，賺得多太多了。

於是，戰後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界，像是得了「經濟色盲」。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已經掌握了國際經濟的霸權，也就不用費心再去想，怎樣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增進美國利益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戰後不久，即陷入核子武器的時代，這是個戰爭一開打，也就不用再討論其它議題的時代，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也就囿限在戰略層次上的討論了。

在這樣的脈絡下，戰爭，對美國來說，確實是沒有開打。因為美國人所以為的戰爭，就只有美蘇之間的核戰了。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為了中東地區的穩定，或者精確地說，美蘇在中東地區的石油利益，美蘇「合作」，要求英法這原在中東地區的前殖民母國，停止要求基於納塞政府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而嚴重威脅到英法二國生命線的軍事合作 ;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也只是危機，美蘇想的是，如果核戰開打了，那麼就連各自的霸權也都沒了，為什麼要開打核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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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了好大一圈，其實這一篇文章要證明的是，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或者是新現實主義，雖然口頭上沒有提到「經濟因素」，但實際上，卻在理論層次上，為美國建立「世界國家」的地位，這種「打造市場」的論述，可才是經濟戰中更核心的一步。

經濟因素從來就是外交的重點。而另一個重點，穩定，它可以為了經濟因素而穩定，也可以基於經濟的理由，而製造戰爭。穩定的，像是美蘇在蘇伊士運河中的「合作」，而製造戰爭的，就如同是日本、德國等，不管是出於「大東亞共榮圈」，還是「生存空間」，所發動的二次世界大戰。

穩定，從來不是國家外交行為的本質性目的，它只是有時候，為了成就國家利益的副產品，而這副產品，如果包裝得漂亮的話，還可以說，是為了「人類和平」，如此一來，可以爭取道德上的正當性，誇誇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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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的穩定，對理想主義來說，與對現實主義來說一樣，都不是本質性的目的。就二個理論的歷史社會學分析下來，我們可以說，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一樣，都是美國用來作為「怎樣論述美國可以穩定地向西歐國家爭取權力，而和平轉移國際霸權的策略」。這裡所說的「國際社會的穩定」，指的是美國所認為的，有利於其利益維持的穩定。於是，在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圍堵政策時，韓戰可以打，打了差不多就可以收手了 ; 越戰可以介入，打不下去了，也就趕緊放手 ; 英法在蘇伊士，不可以因為石油交通開打，而美蘇也沒有必要為了飛彈的安裝在古巴開戰，至於其它地方，穩定與不穩定，用同樣的邏輯，就可以了解美國怎樣想，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又是怎樣證明其理論的有效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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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興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理想主義是不是造成了二戰，也許是現實主義講得太誇張了。而同樣的，現實主義是不是能夠比較有效地阻止戰爭，恐怕也只有不懂現實世界的蛋頭學者，才會這樣以為了(我希望能在【均衡】那一系列的討論，指出實際上，正是這種「佔取式的個人主義」，不僅導出了抽象的國際關係理論，包括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二支傳統，而讓國際社會刀光血影，同時也是語言上的抽象，造成了國際社會的交往，容易帶到戰爭邊緣，而這部分，就只【語言】系列，特別是「當代語言的弒父情結」來說明)。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都是以「國家」作為討論國際關係的核心概念，以「穩定」作為學術的興趣。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教科書上的答案。戰爭與和平的分析單位，不是「國家」，而是得要落入更體的歷史社會脈絡，而這也就是九十年代興起的建構主義的核心命題。建構主義一方面解構了國際關係理論的虛矯，另一方面卻也更誠實地說明了國際社會的運作方式。

在國際關係史上，最誠實的一句話，也就是大英帝國頂峰時，先是財政、外相，然後在70歲時擔任首相的Palmerston(希望沒記錯)所說的 :「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再回頭看這一段國際關係理論史的論述，也可以看到這些美國學者以「穩定」之名，而不管是用「理想」包裝，或「現實」作為藉口而說謊之際，倒也真是對他們的國家利益相當的誠實。

台灣的國際關係理論在哪裡 ?




註:圖片即是 Lord Palmer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