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宋.宋真宗.勵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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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勸學篇】，裡頭繞好好幾句:「書中自有…」的誘惑，我也不曉得小時候幾歲就會背了，讀書的好處多多，好像就是這文章裡寫得最清楚了。吃得好，住的舒服，有美女相伴，而且還車馬簇擁，揚名立萬，難怪人家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來唸書真是一本萬利的事業。

中國的科舉制度由來以久，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唐朝之前的魏晉取才是用薦舉的方式，所謂「九品中正」，漢朝是薦舉考試二個系統一起，而科舉成為唯一的管道，應是從唐朝開始。我還記得唐太宗說了句話 :「天下英雄入吾殼中矣」，唐朝之後的中國社會，已經很明顯的沒有魏晉清談，批評時政的風氣，少了【史記】<<游俠列傳>>中以武犯禁的郭解之流，更不用說是東周時代的曹沫、專諸、豫讓、聶政，或是荊軻了。挑戰國家權威的民間反抗力量(武力)，從商鞅改革秦政之後，歷經漢朝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要不是被吸納到國家機關內部，就是變成非法，或更精確地說，不正當(illégitimate)，而文士，則是透過考試的方式，成為政權的中堅，納入執政聯盟之中。

「天下英雄入吾殼中矣」，就作為執政的角度上來說，確是消化了民間的反抗力量，充實了國家的統治能力，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時規訓了民間的反抗力量。同樣的脈絡，宋真宗的【勸學篇】，則是進一步透過美女、食俸、功名、財碌，收編文人的批評意識。

魏晉名士的政治批評，只能是種「清談」，無益於民生 ;唐朝盛世的李白，也只能擊劍為任俠，永遠就只能在邊陲，形影孤單。對抗國家的戰鬥力，要不是被「污名化」，要不是就是被「原子化」，一種具有公民意識的仕人集團無法形成，知識分子只能在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下，具有存在的正當性，而沒有其獨立的人格。否則，就是「朋黨」，或者更受到「文字獄」地折磨，「罪誅十族」。

於是，讀書，就是很利益取向地為了功成名就。而當衣錦還鄉，縉身統治階級之際，也就有權有錢，貪污在作為統治者籠絡的手段下，就成了統治集團的自我凝聚的組織機制。而且，進一步地，我們可以說，基本上中國的知識傳統，與西方追求「真理」、「正義」的是知識傳統不同，具有很強烈的「實用」取向。於是，一方面是前者所謂「醬缸」的政治社會機制，另一方面是後者的俗世實用取向的知識興趣，使得使得中國無法形成一種知識份子的社會意識。

然而，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形成，卻與中國有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沒有早熟的，收編吸納讀書人的政治體制；另一方面，對於知識的興趣，一直強調一種彼岸的、理念上的抽象，這樣的文化與社會機制，促使得西方的知識分子，或者是「讀書人」，可以，或者說因為沒有被統治者收編，而保存了其民間性，從而使得「知識份子」得以形成一種社會集團，獨立於國家而存在，他們批評國家，而且得到民間社會的支持。

這一種知識份子的傳統，在這樣的脈絡下，與中國非常不同的是，西方的讀書人為了「真理」而讀書，是可能的，甚至從世界的真理裡，找到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是重要而且值得去追求的。讀書本身，在這樣的脈絡下，是很個人的事，可以不為其它政治社會的理由，就只是簡單的讀書。但中國文化裡，讀書是為了，而且可能就只是為了政治社會的理由，冠冕堂皇一點，是為了經世濟民，而說得白一些，是為了個人家族的功成名就。讀書，有種「社會性的目的」存在，而不是為了個人的興趣。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歷史社會學的比較，我無意去說那個是道德上的正當，或價值上的偉大。只是，我要說的是，在中國的這一種「讀書」觀下，知識份子是無法形成一個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社會團體及相應的社會意識，因為在以奪取功名，參與統治團體，滿足自身的經濟社會利益下，必須曲從於政權的要求，公民社會的理念，是不可能出現的。

不過，可以出現的，倒是一種為統治階級所形塑出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自欺欺人的意淫。讀書人繼續被收編，被籠絡，被規訓，在一副「文藝青年」鳥鳥的矯柔造作中，從書堆裡找顏如玉做愛。

在這樣的邏輯下，我倒覺得四書五經有點像是【Playboy】中文版了。




註:圖片是……不用解釋了吧!!每天唸書，好像唸的就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