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做的題目是關於台灣的，那麼為什麼來法國唸學位?」我的一個朋友這樣問我。

說實在的，這樣的問題不是第一次出現，就是我自已也這樣問過我自已。我的朋友繼續跟我說，她的教授，留法的，告訴她，「既然在歐洲，就做歐洲的題目。」

說實在的，我對這樣的看法，並不十分同意。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而其實，我自已也想了一下，同意不同意，總是可以找出一堆理由來各自說其同意不同意。從不同的立場，也就有不同的同意與不同意，難的，從來不是找理由，而是在特定的立場，對於特定的問題，如何論證出一個有效而邏輯上清楚的「理由」。

比如說，我可以說，為了資料上的方便，為了能打入當地社會，所以做當地的研究，法國、德國，或是其它留學國，而要做台灣的話，那就留在台灣也就夠了。立場是:資料取得方便或是打入當地社會，甚至是比較用功一點的理由，說是為了能在往後返國從事學術研究時，成為對該留學國研究的專家，於是，就做當地國的研究。

只是，這些各種的理由，是不是真能支持、完成那樣的目標設定，「因為……，所以寫做該國的研究」，說實在的，我相當的懷疑。

1)資料取得方便，是真的，但這並不代表有了資料，就寫得出論文，也不代表資料取得的成本，會高到其它的考慮，因而值得因為這樣的理由，就做了當地國的研究。事實上，就如同Michael Polanyi所說的「默會致知」，對不同文明的研究，就資料的掌握，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的來源，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知識，就研究來說，特別是有關社會學科的研究來說，是這種日常生活的經驗知識，指導對資料的詮釋，否則，資料不會自動寫成論文，資料取得的方便，在這樣的脈絡下，恐怕無法有效論證出寫當地研究作為論文的理由。

2)打入當地社會。是的，當在研究當地社會，了解當地歷史的過程，確是可以漸漸地感受Polanyi所說的「默會致知」，也可以與當地人有更多的話可以聊，但這些都只是「工具性」的意義，只是提供打入當地社會的「方便門」，但這並不是唯一的方便門，更不代表有了這樣的工具，就可以進入當地社會，與當地人有更多的接觸。就像我們不能說有了套下廚的好道具，就可以煮出一桌好菜一樣。打入當地社會，需要的，不是了解當地的歷史，而是一種生活的能力與藝術。

3)「到了當地國，研究當地，回台灣之後，成為該國的專家。」這個目標也定了太高了，就像在台灣唸了十幾二十年的書，誰能說自已就是台灣史、台灣社會的專家?做為一個研究人員，也許最重要的就是誠實地做研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用也無法自我膨脹，唸了幾年的書，寫出了篇論文，最多也不過了解自已專業的領域，至於其它的領域，就是之後的學術生涯進一步努力的方向，但，不用，也無法以為，當選了當地的題目作研究之後，就了解當地。

那麼，出國留學做研究，怎樣的目標是「現實的」、「實在的」目標呢?我想，很具體的，就是了解，我們就在當地，不過待了幾年，而這幾年的學術訓練，重點是對於問題意識的準確性，以及研究方法上的組織能力。

選一個好題目，怎樣展現自已問題意識的準確性與研究方法上的組織能力，實際上才是博士訓練的重點。

「如果我們做的題目是關於台灣的，那麼為什麼來法國唸學位?」因為我們來法國唸學位的重點，考慮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有紮實的學術訓練，問題意識上的、研究方法上的，而可以拿到了個學位，有個進入學術研究的鑰匙，方便做進一步的研究。

做研究，有二個層次的問題，其一是資料性的，這確實是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並不是只能以做當地的題目來解決; 其二，是研究方法上的，而這不只是學術訓練的重點，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研究方法上的通澈，對於不同社會的掌握，不管是台灣研究，還是在地國的研究，都能出入於其間，而寫出一篇有資格的學位論文。

甚至，一旦有了研究方法上的訓練，從一個異質的文化回頭看台灣，反而可以比在台灣做台灣研究，有更好的視野。「魚只有離開了水的瞬間，才會知道水的存在」。在台灣，我們浸淫在台灣文化的大洋裡，有時候反而會因為太多的資料，或對於日常生活中的運作，認為其過於「理所當然」，而錯失了重要的結構性秩序。這些只有在一種「鳥瞰」的、「比較」的，若即若離的距離感之間，可以更適當地掌握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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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才知道他的重要性」。或許是愛情故事中的遺憾，但也是學術研究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