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說一些法國學術的特殊性好了，我想妳知道，法國的論文格式裡，沒有『文獻回顧』這個部分。」

我對著Y說，Y一直點頭，看來不只是同意我說的話，而且還覺得這一點不一樣，值得再用多點幾個頭，強調一下。

「或至少，『文獻回顧』並不是像我們所習慣的那麼重要。」我想到了我自已的論文，我還是覺得多多少少得要做一些文獻回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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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法國人的論文不寫文獻回顧，是因為我寫DEA論文後，請了一個法國朋友幫我看我的論文，她看到了「文獻回顧」的部分，不會翻譯，然後跟我說，法國沒有這個概念。

那時候真是有點震撼。「那麼問題意識怎麼出來?」我問我的法國朋友，她已經拿了博士學位，在學校也有課。

「難道你得要參考過了所有的食譜，才能做晚餐嗎?」她笑得很開心，讓我覺得我問的問題很笨。

笨的還不只是如此--雖然不是發生在我的身上，但那種感覺也一定覺得自已很笨--留德的朋友轉述了個他的朋友的故事給我聽，說到那朋友寫了一大篇文章給他的指導教授，是有關他的論文的。文章裡，列了一大堆大哥大姐的書與文章，指導教授拿了筆，一直劃叉，就剩下一點點，然後說：「這個才是你的東西，說清楚就好了。」

真是夠震撼了的。這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不同的經驗。我們總是要唸很多重要的學者，不重要的也沒有關係，反正愈多愈好，寫下他們的意見，證明有人說過，然後再發展自已的想法。

「注愈少愈好。」朋友拿了一頁他指導教授發的講義，德文的，他翻成了中文跟我說。就這短短的五個字，卻著實讓我震撼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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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怎麼出來，當然是讀過了許多的文獻，但卻沒有必要用太多的篇幅，還特別一個標題，寫到這個人怎麼說，那個人講了什麼，差別是什麼，又有什麼一樣的。

「別人怎麼說，對問題意識的形成，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怎麼說。你就在適當的時候，引一下相關的文獻就可以了。」我的法國朋友跟我這樣說。

「『文獻回顧』當然是論文中的一部分，但卻也沒有必要為了問題意識，特別花了個小節寫『文獻回顧』，就是將問題意識寫清楚就好了」。她跟著繼續說。

「有些地方當然是要注的，而『注愈少愈好』的意義也就是，可以用很多理所當然的話來說，直接地說，說得清楚了，那也就夠了。」留德的朋友說。

「清楚，也就夠了」。如果將德國法國的寫作經驗整理一下，那麼說的都是同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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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其實當我說「我們」時，我也不知道美國是不是如此，但我是那麼確定的覺得，這裡說的「我們」，至少是台灣人--是因為什麼原因，好像大家都拼死命地引注，但什麼時候要注不要注，卻不是那麼地清楚。但就是隱隱地有種感覺，就是抬出愈多的權威，或者，是引了愈多的注，本身也就具有權威，然後跟著就比較安心。好像這樣一來，就是跟其它人說，我讀了很多書。

但，論文，或所有的研究，重要的不是比讀的書多，不是將自已變成了個「兩腳書櫥」，然後抬出了一堆的名字、掉書袋。而是，要有個觀點，並提供了解釋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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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我覺得可以進一步來說，我所覺得的『法國的特殊性』…」





註：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加裔的美國學者。我很喜歡這個學者，他被認為是「制度論的經濟學家」，講了很多有趣的話，像是「學院中的經濟學教席，最大的功用，就是減少經濟學家的失業率。」可以想像他對學院經濟學--或者就是主流經濟學的反感。他不僅是位重要的經濟學家--寫了許多非常著名的書，如【富裕社會】、【權力的剖析】、【不確定的年代】、【新工業國家】--而且，還是美國總統的重要經濟幕僚，並擔仼過美國駐印大使。

不過，這裡提到他，就只是短短地引一個重點：他也強調，注愈少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