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中國知名民運鬥士劉曉波先生在台灣二零零四年大選後，針對台灣大選後政局所寫的文章，在他寫作的同時，中國共產黨正派出大批軍警將他軟禁在家，避免他出面領導日前由良心醫生蔣彥永提出的平反六四訴求。這篇文章對於深處在民主艱困關頭的我們來說，格外具有意義，因此我在此以謙卑與惜福的心理，將這篇文章轉載與大家分享。

***臺灣惡劣環境中的優質民主***--劉曉波著


意欲達致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民主不是萬能的，卻是必須的；在民主實踐的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弊端，也只能在民主的不斷完善中加以解決。老牌而成熟的民主國家如此，新興而幼稚的民主國家更如此。

就定期的全民大選而論，在任何民主國家，如果對壘雙方的選票之差太過微弱、廢票太多，且有類似勝出候選人遭槍擊事件的突然插入，敗選一方對選舉的公正性提出質疑，乃再正常不過的現象，而不質疑不抗議才是怪異的。關鍵在於，面對輸家和贏家的嚴重分歧，輸家的質疑、甚至抗議，是循民主機制的合法途徑加以解決，還是循法外途徑擴大對抗，以至於釀成無政府混亂，才是檢驗一個民主社會是否成熟的標誌。衆所周知，美國的2000年大選的選票之爭，最後循法律途徑得到波瀾不經的解決，不僅顯示了成熟民主制度應對危機的能力，也爲美國民主的不斷完善提供了新鮮的經驗。

臺灣作爲新興民主社會，其國際生存環境極爲惡劣，但到目前爲止的三次大選，無論其民主實踐出現怎樣的不完善，諸如族群對立、議會扭打、黑金政治、口水抹黑、乃至有礙選舉公平的種種疑點，臺灣民主相對于其他新興民主社會而言，特別是相對于亞洲的民主國家而言，無疑是理性而成熟的。即便相對于亞洲的老牌民主國家──印度和日本──的長期的一黨獨大和頻繁的黑金醜聞，新興的民主臺灣也足以自豪。

此次大選，在族群對立嚴重的大背景下，泛綠以微弱多數勝出，敗選的泛藍提出選舉無效的上訴，對槍擊事件提出嚴肅質疑，以抗議執政的泛綠陣營的幕後操縱所導致的選舉不公，支援泛藍的民衆也情緒激昂地走上街頭，立法院內的對立雙方也發生激烈衝突……這一切，表面上看，還真有些亂相叢生、民主危矣的徵兆。然而，民主不怕衝突，也不是無政府，而是法治下的民主。選舉或罷免，上訴或上街，只要對立雙方都能自覺接受法治的約束，任何違法行爲皆要受到制裁。就是成熟的真正的民主。無論敗選一方的抗議活動的規模多麽浩大，只要沒有非法的暴力騷亂發生，而完全遵循合法途徑進行，並最終接受法治權威的裁決，即便敗選一方心有不甘，也就一切OK。

起碼到目前爲止，臺灣朝野在處理選舉危機上，皆能保持政治理性和遵循法治途徑，泛藍提出的是法律訴訟，街頭抗議也是合法行爲；最高法院也已下令查封選票，陳水扁總統也已經召開五院會議，要求盡快修改相關法律，爲重新驗票提供法律依據，選票之爭的最後解決將聽候最高法院的裁決。如果泛綠確有選舉作弊，自然當選無效；如果沒有，泛藍也明確承諾服從最高法院裁決。由此，法律訴訟也好，街頭抗議也罷，非但不是所謂的“民主亂象”，反而是民主社會和法治秩序的題中應有之意，能夠體現出法治型民主社會應對突發事件的良好能力，恰好表現了臺灣民主的逐漸成熟。

不可否認，臺灣政治的最大問題是族群分裂，容易誘使政治家以民族主義訴求來動員民衆和獲取支援，使民主變成民族主義的而非自由主義的工具。然而，說句公道話，臺灣朝野越來越強烈的本土化訴求，也可以被解讀爲日益強化的民族主義思潮，其主要根源不在於臺灣內部，而在於臺灣外部。

（一）一個在事實上獨立治理和發展50多年的新興自由民主社會，必須爲國、共內戰遺留的歷史恩怨負責，而且必須面對一個具有主權合法性的獨裁政權──既傲慢又對台部署幾百枚導彈的政權。這在民主價值成爲普世潮流的今天，如果臺灣屈從了大陸的一國兩制，無疑是專制對民主、獨裁對自由的侮辱。所以，對北京的一國兩制，臺灣的朝野兩黨都拒絕接受。

（二）一個被島內主流民意自我認同爲事實上的主權獨立的國家，卻無法在國際上獲得合法的主權國家身分，不僅被排除在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主要國際組織之外，而且其主權身分也不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承認。在住民自決權原則得到國際公認的今天，臺灣人卻要面對四面楚歌的國際環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絕非局外人所能體驗。如果臺灣主流民意屈從這樣的國際現實，也就等於接受了永遠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屈辱。

（三）在兩岸關係上的另一重要角色美國，從冷戰開始，一直負有維持臺灣安全的責任，即便與北京建交而與臺北斷交之後，仍然如此。近些年來，美國歷屆政府的台海政策，只有技術上的調整而沒有原則上的變化：既不認同獨裁大陸以武力統一民主台灣，也不認同臺灣要求獨立的訴求，而是希望在保持現狀的前提下促成兩岸和談。所以，即便對臺灣的民主成就大家讚賞的美國，也無法容忍台獨勢力走得太快太遠。因爲，北京早已宣布“台獨即戰爭”，美國如果聽任台獨自行發展，就等於把自己推向不願捲入的戰爭。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臺灣，如果完全看美國的臉色行事而沒有任何獨立決策，只能被恥笑爲美國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或傀儡，仍然逃不脫另一種屈辱的處境。

自從臺灣著名導演候孝賢拍出《悲情城市》之後，“悲情臺灣”已經成爲具有象徵意義的片語，用於描述處於多重屈辱壓力下的臺灣精神。說到底，在中共武力威脅之下、得不到國際承認的臺灣悲情，主要不是産生於安全受到威脅，而是來自臺灣人的尊嚴得不到尊重。

一方面，只要北京政權不把臺灣當作平等的政治實體加以對待，正視並尊重臺灣的主流民意，北京無論怎樣說、怎樣做，也無法贏得臺灣人發自內心的合作，更無法遏制台獨意識的自發擴張，即便訴諸於武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要北京仍然奉行在外交上全面圍堵臺灣的政策，國際社會又不得不與北京合作，不給臺灣以主權尊嚴，臺灣擴展合法國際生存空間的努力就不會停止。而北京，除了外交圍堵之外，也沒有什麽更有效的辦法遏制臺灣爭取國際承認的努力。因爲，在維持台海現狀的前提下，“一中原則”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而北京一旦對臺灣開戰，國際主流社會必將重新審視“一中原則”。

換言之，在兩種制度截然對立的現實下，如果說“台獨意味著戰爭”，是臺灣主流民意放棄公投的無奈；那麽“戰爭意味著台獨”，就是中共政權不敢輕言動武的無奈。

有人說，臺灣應該超越“悲情”而走向清明理性。然而，由反抗荷蘭殖民者到抵抗日本殖民者，由反抗外來的蔣家威權到拒絕隔海的北京專制，由於歷史和現實的複雜原因，臺灣必須面對其他國家難以想象的外部約束，必須在背負著多重屈辱的壓力下生存。如果你是至今還必須承受這些屈辱的本土臺灣人，你該如何面對？如果你是民選的台灣總統，你如何能咽下無法走出國門的屈辱？當身爲臺灣總統的李登輝被困在夏威夷的座機裏，你還能要求他理智地對待這種屈辱？而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也就等於自甘於在國際上沒有任何尊嚴的地位。

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人，作爲屬靈的生物，對尊嚴的看重甚至超過對溫飽的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適性，在根本上來自渴望得到平等對待的人性尊嚴。現在的臺灣已經是自由民主社會，在島內，臺灣人已經是擁有平等尊嚴的自由人，而在國際上，臺灣作爲一個政治實體，卻沒有這樣的平等尊嚴，也就等於臺灣人的民族尊嚴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

現在，港人在爭取政治改革的努力，屢屢受挫於北京的蠻橫干涉，向往民主的港人主流民意，得不到來自中央政府的尊重，不是同樣表現出一種“香港悲情”嗎？

同時，悲情産生於尊嚴的嚴重受挫。民族悲情是民族自尊嚴重受挫的必然反應，容易引發強烈而畸形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又很容易導致政治上的獨裁。然而，在臺灣，世界看到的卻是：源於“2．28”悲情的本體化思潮，對內一直是自由民主的最強大催化劑，對外一直是抗拒中共獨裁的道義力量。而且，在民間本土化思潮的壓力下，臺灣高層的本土化和開啓民主大門皆始於蔣經國時代，在短短的10幾年內的民主化中，已經舉行3次和平而理性的大選並完成了政黨輪替，實在是政治奇蹟。

儘管，黑金和民粹、劣質口水和局部暴力、國民黨老朽和民進黨的稚嫩……皆是臺灣朝野必須加以不斷克服的弊端，事實上，島內對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斷深入的反思。然而，環視當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嚴的外部環境下生存，臺灣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極大的傷害！在如此惡劣的外部環境和民族自尊嚴重受辱的情況下，如果說，由族群分歧引發的種種棘手問題在所難免的話，那麽，臺灣的民主運作能夠達到今天的水平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正是在此意義上，我要說：臺灣的民主是在惡劣外部環境壓力下的優質民主。唯有臺灣朝野的通力合作，不斷提升臺灣的民主品質，同時也在推動大陸民主化方面有所貢獻，才是臺灣走出國際困境之正途。當大陸人具有了與臺灣人一樣的人性尊嚴之時，就是臺灣人贏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之時。

（2004年3月23日於北京家中）

<本文轉載自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