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的道德與政治     

  文/林玉鳳

              澳門人應該多數都是在一月初知道有武漢肺炎，也就是後來正名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港大新發病毒性疾病學講座教授管軼證實了武漢災情嚴重以後，才察覺問題可能會跟自己有關。二十二日，澳門確診首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翌日武漢宣佈“封城”，同日澳門確診個案增至兩宗，都是從湖北輸入的個案，患者都是武漢人，澳門人在一夜之間，需要面對旅遊城市的一個巨大決策：究竟要不要行逐客令？

               所謂的逐客令，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層次。有人主張“封關”，所有人都不要進，也不要出；有人主張有限度通關，只讓澳門人和外勞進出；有人主張不讓湖北人入境；也有人主張隔離在澳的湖北人——避免他們在社區走動。身邊有不少朋友心性善良，對這些選項不以為然，有認為是對內地不友善的，也有認為鼓勵歧視武漢人、湖北人以至內地人的。

               正正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傳染性極高的疾病，而此病的帶菌者正因恐懼或無知，有意無意地在出行期間將病菌散播，那一刻，最大的道德其實是切斷可能帶菌者的交流，緩和任何人感染的風險，讓他們明白一切措施都是為了控制疫情。因為，對抗傳染病最好的方法，是就地隔離就地治療，如果疫情只在一個城市發生，沒擴散至其他地方，其他城市不用疲於奔命，就可以在醫療、物資和技術上支援出現疫症的城市。最大的政治，不是因為害怕歧視標題而忘記量力而為，鼓勵可能的帶菌者繼續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而是本着科學精神，告訴大家，一切的隔離，如果及時，只需要十四天，十四天以後，我們就能度過最有機會互相傷害的時期。屆時，我們還一樣可以握手言歡，相親相愛，因為那十四天，證明我們彼此信任，彼此支持。

文: 原載2020年01月30日澳門日報「亂世備忘」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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