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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玉鳳


　　最近香港發生的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後碼頭事件，特別是後者，被部分論者認為是部分港人本土意識過分強烈甚至是具有“戀英”情結、嚮往殖民地歷史的一種體現；也有人據此推論這是港人國民意識不足所致。不過，同類的事件在澳門發生(像居民要求政府保留具有殖民地建築特色的“藍屋仔”事件)，卻完全沒有被上升為對殖民歷史嚮往的一種體現。這當中，除了事件的主角———建築物本身的特色和歷史特點以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

基於對港澳兩地殖民地經驗和回歸前後的觀察，不少人傾向認同“澳門的國家概念比港人要高，而港人的本土意識也比澳人要強烈”的說法，不少研究也習慣將本土意識作為測量國家概念的一個逆向指標。可是，本土意識必然與國家認同有衝突嗎?


國家認同：香港與澳門相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早前公佈的“香港、台灣、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2006”(註一),是個很有趣的研究。在香港、台灣和澳門部分，研究先假設國家隊要與地方隊(香港、台灣、澳門)進行球賽,根據居民對球隊的聲援態度來測量各地居民的本土意識，以自認為何種人來測量市民的民族認同，以“是否贊成獨立”來測量居民的國家認同。

結果發現，澳門居民是港澳台三地中“本土意識最弱，同時國家意識最強”的。這個研究結果，非常符合一般人對港澳兩地居民的印象，也符合我們長期以來對“港人”本土意識較為強烈的印象。可是，如果細心對照港澳兩地的情況(見附表)就會發現，即使港人的本土意識較強，可是他們對“中國人”的民族/文化(註二)身份認同,原來與澳門居民沒有很大的差異(自認是中國的人只差1%，自認同時是中國人及香港人或澳門人的相差3.2%),只是在對球賽的聲援態度和地方獨立的問題上與澳門人有較大的態度差異。

香港與澳門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差異

項目 　　　　問題 　　　　　　　香港 澳門
球賽聲援的態度 支持香港/澳門隊 67.8% 　46.8%
　　　　支持中國隊　　　　　　17.7%　　　19.3%
　　　　兩隊都支持 　　　10.0%　　26.6%
身份認同 　　自認香港/澳門人 13.3% 　　14.8%
　　　　　　　中國人 　　33.0% 　　34.0%
　　　　　　兩者都是 　　53.0% 　　49.8%
贊成地方獨立 　　反對港/澳獨立 69.0% 　83.2%
　　　　　　贊成港/澳獨立 　　25.3% 7.9%


這樣的差異說明了什麼?從“身份認同”的微小差異看，港澳兩地居民對自己的“中國人”這個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程度其實是相若的。可是，為什麼對國民身份認同相若的兩個地區居民在“球賽聲援的態度”和“贊成地方獨立”的問題上會有相對明顯的差異?這個明顯的差異只是“本土意識”在作用嗎?如果是，那本土意識就是危害“國民認同”的嗎?如果是，為什麼本土意識相對低的澳門居民的國家認同感又會與港人相若?

上面的一連串問題，揭示的其實是我們對本土意識需要有不一樣的認識。

受英國人在回歸前的政策影響，過往我們長期認為港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認同較低是源於香港的本土意識的強烈，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強烈則是港英政府刻意向港人灌輸的“香港人第一,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註三)觀念的結果,這樣的推論當然有道理。可是，這樣的觀念經過回歸十年，肯定不再是影響香港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份的一個影響因素。回歸本身的政治現實、特區政府的國民或曰愛國教育、國家專門針對香港的政策、以及大陸香港兩地人員和經濟活動日益頻繁的交流，都是從政策、教育到生活的層面影響着港人重新認識自己身份的重要元素。最重要的是，上引調查的結果，並不能解釋“為何本土意識相對低的澳門居民的國家認同感又會與港人相若”。為此，本文認為，過往我們僅以本土意識來作為測量國家民族認同的逆向指標，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指標，在加強港人的國家認同工作上，我們對本土意識需要有進一步的認識。


測量指標有問題

如前所述，前引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以對球賽聲援的態度來測量居民的本土意識。隨着“世界盃”和奧林匹克運動會等以國家為對賽單位的體育競技比賽在全球範圍的普及，越來越多研究人員將比賽當中的觀眾反應作為理解不同國家居民的國民認同感指標；但相關研究基本上都是用於國家層面之間的比較，用於地方層面，只是用以測量不同地方居民的城市歸屬感等議題。將這類研究思維套用在國家與地方層次的對比研究上是否妥善?從問捲採用的問題———“如果兩組球隊對打,一組是香港隊(澳門隊),另一組是中國隊,您會支持哪一隊?”看，筆者認為，研究人員本身設定的題目並不是一個有效測量的指標。

首先，題目當中的“對賽”本身蘊含了“對立”，也就是把國家與地方首先放在對立的層次上，這是將“國民認同”與“本土價值”視為兩個必然對立單元的做法。這種不必要的對立，其實會導向一個非常危險的二元對立聯想：支持本地的就不支國家，支持國家的就不支持本土。當這種“對立”的背景是置於球賽這樣的遊戲場境中，對球賽而言，支持誰包含的至少還會具有對地方隊和國家隊實力強弱的考量，以及對地方隊因為鄰近性而起的感情等等因素的影響；而且，習慣觀看球賽的人都明白，我們聲援某一隊，還可能具有“考眼光”或“捧名星”等等因素。試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問上海人支持上海隊還是支持國家隊，問北京人，問廣州人，同樣的問題，放在內地任何一個城市中進行，得出的結果很可能仍會和港澳兩地的相類似。因此，以這樣的指標測量出來的本土意識，不應該視為對國民身份認同的一種危害，只應該視為對比賽中實力較弱的隊伍的支持，或是對地方具有歸屬感的一種體現。當然，如果題目問的是“支持中國隊抑或美國隊”，就會包含更多國民身份認同的因素。


本土意識與文物保育

同理，我們對本土意識也應該有類似的認識。正如文首提及的香港皇後碼頭事件，被部分論者認為是部分港人本土意識過份強烈甚至是具有“戀英”情結、嚮往殖民地歷史的一種體現。可是，如果細心觀察要求保留碼頭的說辭，就會發現爭取保留的最大理由是“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注意文物歷史的保育以捍衛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媒體上對皇後碼頭的描述，縱然有“當年港督抵港履新”的部分，但更多的是港人在碼頭的日常生活片斷回憶。

更重要的是，對本土歷史文物的保育和本土價值的追尋，其實是經濟全球化以後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現的一種地區意識，是一種對抗全球一體化以保衛本身特色的追求。如果我們對這種國際流行的思潮沒有足够的理解，只是以是否“戀棧殖民地”的角度解讀港人在同類事件中的意識，便不能對受國際思潮影響而強化的本土意識有足够的理解，也很容易誤解了港人，或至少是部分港人的追求。


從國際思潮看本土意識

對本土意識的認識，除了要加入國際思潮的影響，也需要再審視對待殖民地歷史和殖民地建築物的態度。澳門居民去年也曾強烈要求政府保留不被列入歷史文化遺產的“藍屋仔”，而“藍屋仔”同樣是具有殖民地建築特色的建築物。澳門居民要求保護藍屋仔，是因為該幢建築物曾經具有救濟貧苦大眾的用途，保有居民對昔日澳門貧困生活的集體回憶。“藍屋仔”事件在澳門並沒有引發像香港皇後碼頭事件的“戀棧殖民地”疑慮，就是更早之前的“護塔行動”，以至回歸後特區政府繼續保留前澳督府等等建築物的行動，都沒有引起相關的爭論，當中的一個關鍵，是澳門歷史城區在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中，已經在社會上形成了普遍的認識：殖民地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因此，反觀香港在保衛皇後碼頭事件上的爭論，其實源於香港社會過往缺乏了像澳門一樣的對殖民地歷史和殖民地建築的大規模社會討論。因此，回歸十年給我們的一個新挑戰，應該是重新認識本土意識的內涵，它應該是具有純粹社區歸屬感的成份，具有因應國際新思潮興起的本土意識追尋的成份。當然，也具有懷念英國殖民時期管治的成份，可是，我們絕不能因有後者就否定前兩者。因為，“一國兩制”還需要“港人治港”的配合，而“港人治港”要成功，除了要對一國有正確認識，對國民身份有所認同以外，對地區具有歸屬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註一：引自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站，網址：http://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412.html

註二：研究以自認為“中國人”作為民族認同的指標，但“中國”既有廣義的民族內涵，也有文化和國家主權上的內涵，三者中又以文化中國的內涵最寬，本文並不認同將之僅僅視同民族認同的指標，所以在引述該項數據時均會加入“/文化”以資說明。

註三：“貝齊爾：中國恢複了鴉片戰爭以前的信心”，原載《中國評論》2001年1月號，轉引自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站，網址：http://cn.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39&secid＝7699


原載2007-06-25《澳門日報》 “純屬角度”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