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日本人能壞到什麼程度？集人類大惡大毒的500多種酷刑將東北變成人間地獄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 新華每日電訊”（ID：caodi_zhoukan吉林省兩位專傢經過十年專題研究發現，日本侵華時期特別是在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期間，利用和“發明”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殘忍折磨和虐殺抗日軍民、普通群眾以及盟軍戰俘等外國人。這些酷刑多達34類、500餘種，可謂集古今中外殘忍與殘暴手段之大成，空前絕後，罄竹難書。

　　有關專傢認為，日本侵略者的酷刑雖然不能摧毀中華民族的“血肉長城”，但應該引起愛好和平的人們的關註與警惕。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把酷刑拷問列為日本戰犯的戰爭罪行之一，而酷刑作為侵華日軍的集體犯罪行為，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揭露與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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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磨一劍”揭露日本侵略者酷刑

　　在二戰後中外有關日本侵華暴行的研究中，往往集中在大屠殺、“慰安婦”和人體實驗、細菌戰與化學戰方面，而對日寇及其幫兇在中國各地對抗日軍民和普通群眾普遍施行的多種多樣的酷刑、虐待，因重視不足而沒有開展深入研究。有鑒於此，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征研一處處長、研究員王宜田和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鞏艷，歷時十年，對侵華日軍主要在東北實施的酷刑進行瞭專題研究，填補瞭這一空白。他們在散見於各類戰爭史實的中外檔案資料或著作中尋找相關記述並進行歸類總結，2016年末，他們的專著《罪惡——東北淪陷時期日軍酷刑犯罪實證》（以下簡稱《罪惡》）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發行。這也是中外第一部專門從酷刑角度揭露二戰日軍暴行的研究專著。

　　“要把侵華日軍酷刑的種類寫全、把同胞受難的經歷寫全、寫準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其酷刑種類繁多，五花八門，我們隻能以刑具的物理性質和受刑人的部位加以分類和命名。”王宜田說。

　　記者強忍著精神痛苦，多次翻過《罪惡》這本書，一個真切的感受就是：無論是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水刑，還是美國中情局在關塔那摩監獄的水刑，乃至一些國傢警察對示威者使用的辣椒水噴霧劑，比起侵華日軍在中國東北實施的“水刑”相比，隻能是“小巫見大巫”瞭。據《罪惡》披露，1906年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鐵路和領事館警察署的同時，就把“灌涼水”酷刑引進來對中國人使用。據統計，在偽滿洲國，日本軍警憲特使用的灌涼水方法就有33種之多，如灌辣椒水、灌煤油、灌涼水摻小米、灌涼水摻頭發、灌臭水、灌馬尿、灌糞便、澆開水……在華北，侵華日軍和漢奸打手竟給灌辣椒水起個“好聽”的名字——“放焰火”，因為人被倒著灌辣椒水時，會嗆得從鼻子嘴裡噴出血水來，噴得老高。實際上，二戰期間，所有被日本軍隊侵占的國傢和地區，日本憲兵都使用過灌涼水、辣椒水的酷刑，新加坡華僑把這種酷刑叫“東京酒攻”，聞之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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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刑揭露“惡魔”真面目：日本侵略者集體犯罪

　　“酷刑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極其野蠻殘暴的行為，而侵華日軍酷刑之酷、之虐、之惡、之毒、之暴、之恥，更是達到瞭極點，非語言能形容，真是正常人不能為，善良人不願想，心軟人不忍睹，膽小人不敢看，其暴虐殘酷無恥的程度是人類酷刑史上罕見的。”王宜田說。

　　研究表明，日本的酷刑犯罪是以日本國傢法律、法令和軍隊命令為依據，由日本憲兵、軍隊、警察、特務、看守、監工、開拓民、教師等共同實施，並唆使、強迫偽滿洲國軍、警、憲、特、漢奸等參與其中，共同加害於中國抗日軍民和普通群眾，其殘忍程度超出當代人的想象，是日本的地地道道的國傢戰爭犯罪。

　　王宜田認為，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各族人民實施的酷刑不但是日本法律明文規定的，而且是按照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頒佈條例、命令執行的，更是在日本關東軍、關東憲兵隊各級軍官命令下實施的。從其性質上來看，這是國傢與個體共同實施的“依法行為”，體現出酷刑罪惡的國傢屬性，是日本侵略者的集體犯罪。

　　在日本憲兵訓練大綱中就列入瞭刑訊方法，包括鞭打、灌水、火燒、水燙、電休克、膝關節脫臼、懸梁、跪利刃、切除手指甲和腳趾甲，以及折斷手指和腳趾。許多憲兵軍官還“發明”自己一套刑訊花樣，在其侵占地區肆無忌憚地使用。

　　二戰時期，盟軍繳獲的《日軍審訊守則》第二節稱：“通常應使用的手段有……一般的拷問、毒打、撞擊和一切能使肉體痛苦的方法……”日本關東軍參謀本部制定的《俘虜審訊要領》，規定瞭使用酷刑原則和具體酷刑，並規定“拷問要持續給肉體以痛苦……拷問實施的手段要考慮方法簡便，沒有殘忍感，痛苦的持續性強，不留傷害的痕跡”。有瞭這樣的官方法律依據，日偽軍警憲特拷打中國的抗日人士和無辜民眾時更加有恃無恐、毫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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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魔”制造“人間地獄”令人發指

　　據《罪惡》一書披露，在偽滿洲國，日本侵略者和其幫兇不僅將古今中外各種酷刑“發揚光大”，還“發明”瞭很多更為殘忍的酷刑。

　　比如，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嚴冬有各種“凍刑”方法：最普通的是澆涼水，還有先打後凍，光腳在雪地上凍，趴冰上凍，塞水缸裡凍，裸體在室外站立，裸體坐雪地上澆涼水，綁電線桿或旗桿上凍，還有什麼“打坐”（把人赤身裸體埋雪堆裡、外面隻留個腦袋），“蘸糖葫蘆”（叫人跳冰窟窿裡“洗澡”、出來被風一吹凍成冰人），“凍冰棍兒”（把人衣服扒光、綁上，站在冰天雪地裡澆涼水）……

　　卑鄙無恥、心理變態的日本侵略者還“發明”瞭各種“陰刑”，即對男女性器官實施火燒、針刺、刀捅、腳踢，甚至用豬鬃刺尿道，用狼狗咬男性生殖器，割下婦女乳房，剖開孕婦肚子，往陰道裡塞瓶子……其齷齪下流之酷刑，絕非當今的人們所能想象。

　　日本侵略者魔鬼般的酷刑折磨和其他暴行，對於淪陷區特別是東北人民來說無異於“人間地獄”一般。酷刑甚至激起瞭一些尚有良知的偽滿洲國警察的嚴重不滿甚至武裝暴動。

　　1945年4月5日，偽滿黑龍江通河縣“警尉補”王金財率領部分警察發動暴動。他們打開縣“矯正局”監獄大門，釋放瞭被關押的愛國民眾180多人；占領偽警備隊，解救瞭關押在此的東北抗聯三路軍迫擊炮營營長謝洪升；最後占領偽縣公署，武裝起300人的起義隊伍，向城內的日偽軍警官吏進攻，打死日本軍警34人、偽滿特務2人，放火燒毀縣公署大樓、警察署、汽油庫和大批物資。這就是震驚偽滿洲國的“通河事件”，又稱“四六”反日暴動事件。4月6日，日偽當局緊急調動鄰近地區大批軍警將暴動撲滅。8月12日，王金財等被捕的37人在佳木斯被日寇槍殺。

　　據調查，王金財領導暴動的原因很簡單，就是難以容忍日偽特務和警察對中國同胞施以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暴動發生前，他負責守衛縣“矯正局”監獄。當時日偽當局大肆逮捕當地抗日民眾並嚴刑拷打，使關押在此監獄的267人中被折磨致死達188人。受刑同胞的慘叫聲不絕於耳，死亡者的屍體被扔到附近田地裡。基於同情、憐憫和義憤，王金財遂帶領親信毅然發動瞭反日暴動。“通河事件”給日偽當局以強烈的震撼，迫使他們暫時停止瞭在通河縣的“矯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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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刑難撼共產黨人革命意志

　　王宜田說，研究發現，在偽滿洲國所有遭受日本酷刑拷打的人群中，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堅強的。因此，他們在《罪惡》一書專寫瞭“日本酷刑下的共產黨員”一節，講述瞭楊靖宇、張浩（林育英）、趙一曼、金劍嘯、於天放等人意志如鋼、氣貫長虹的英勇事跡。此外，還在“日軍酷刑下的愛國志士”一節中，介紹瞭一些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東北義勇軍、國民黨愛國人士和普通百姓的可歌可泣的事跡。

　　在硝煙彌漫的冰天雪地戰場上，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原名馬尚德）威震敵膽的英雄氣概已聞名遐邇，他在日寇酷刑面前的堅貞不屈卻少有人知。那是1929年7月，黨中央派遣正在上海學習、化名張貫一的楊靖宇到東北工作，中共滿洲省委任命他為中共撫順特支書記。8月30日，由於叛徒出賣，他在撫順被日本警察逮捕。敵人根據情報斷定張貫一是新來的共產黨人，當晚就開始審訊。馬尚德在老傢河南從事革命鬥爭時曾3次被捕，有著剛強的革命意志和豐富的鬥爭經驗。敵人不論怎麼審訊，他一直堅稱自己是開雜貨鋪的，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連續幾天，敵人使用瞭坐老虎凳、皮鞭抽、灌涼水、灌馬尿、上大掛、烙鐵烙、蚊蟲叮咬、水牢浸泡等酷刑，他被折磨得傷口感染、腐爛，高燒不退、氣息奄奄，但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後來他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1931年4月刑滿出獄後又不幸被捕。直到“九一八”事變後，楊靖宇才在黨組織營救下出獄，投入到組建東北抗日聯軍、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偉大鬥爭中。

　　抗聯女英雄趙一曼因傷被俘後，日本警察特務為逼她供出情報，無所不用其極，對她先是施用鋼絲鞭抽、老虎凳、竹筷夾手指和腳趾、拔牙齒、灌涼水、壓杠子、搓肋骨等“輕刑”，後來又使用鹽刑（向傷口撒鹽）、鋼針、鐵釬、竹扦刺指甲縫、烙鐵烙胸背大腿以及坐電椅子等“重刑”，還有難以描述的專門刺傷女人柔軟之處的酷刑，但都未能使她屈服。在趙一曼就醫監護治療期間，敵人還“抓住她的頭發往墻上亂撞，用煙頭燙傷她的臉，成綹地揪下她的頭發”，把她折磨得死去活來。盡管如此，她始終守口如瓶，表現瞭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直到最後英勇就義。

　　於天放，又名王文禮，是黑龍江呼蘭人，曾任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第六支隊政治委員、總部軍政特派員兼宣傳科長。他被捕後奇跡般地從偽滿北安監獄逃脫，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黑龍江省副省長、黑龍江大學校長等職。1944年12月19日，因叛徒出賣，於天放被偽慶安縣警察署逮捕。入獄第一個月，日本特務為瞭收買他，用盡各種辦法軟化他，但他毫不為其所動。敵人開始對他使用酷刑，先打手板、用皮鞭抽後背，然後是灌涼水、吃“紅棗”（用燒紅的烙鐵烙皮膚），最後用電刑，幾乎嘗遍瞭所有的酷刑。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回憶道：

　　“其中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瞭幾下就麻木不覺疼瞭；電刑過急，一碰就不省人事瞭，咬咬牙就挺過去瞭；最難挺的是灌涼水，使人七竅流血，頭發變紅（由發孔冒血），幾次昏死……有一種電刑，碰上不能馬上昏死過去，專使心臟震動，非常難忍。這些酷刑，我受過五六次。”

　　無論多麼慘絕人寰的酷刑，錚錚鐵骨的於天放都咬牙挺過來瞭。他不甘心坐以待斃，一直考慮如何越獄，利用放風的機會摸清瞭看守的位置和看守放鑰匙的地方。終於在1945年7月12日與另外一名抗聯戰士趙忠良一起，打死日本看守成功越獄，並在人民群眾掩護下脫險。當時偽滿洲國報紙驚呼：“於天放逃跑，滿洲國失去瞭一大半。”日寇以物資和錢幣總計百萬元的價格懸賞捉拿於天放，並威脅“誰要隱藏，全村誅滅”，還組織瞭瘋狂的大追捕，逼迫數十萬當地百姓“拉大網”搜尋。這是日寇在“8·15”投降前夕對東北抗聯最大規模的一次軍政行動。在1954年國慶節上，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於天放握手時，詼諧幽默地對他說：“天放，抓不到；今天，見到瞭。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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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視歷史呼喚良知

　　為什麼“二戰”中日本侵略者對被占領區人民會施行這樣多的酷刑，而且其規模大得超出想象？有關專傢分析說，法西斯主義的邪惡殘暴本質，加上當年日本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劣根性，導致日本侵略者的極度殘忍和心理變態。這是必須深刻反思反省的日本戰爭罪行。

　　中國第二檔案館館長、研究館員馬振犢認為，酷刑虐待是日本軍隊二戰暴行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往往是直接導致受害者被屠戮死亡的原因，曾有無數中國同胞與朝鮮、蘇聯、英美及南洋各國人士死在日軍的酷刑之下，其危害程度絕不亞於日軍大屠殺等暴行。日本法西斯企圖用這種嚴厲的懲罰手段來震懾各地的反日活動，在民眾中造成高壓與恐慌，來達到其維護法西斯統治的目的。

　　馬振犢說，侵華日軍在施行多種酷刑手段與方式方法方面的殘忍性、多樣性與普遍性，不僅達到瞭空前絕後令人發指的地步，而且可以說是，集古今中外殘忍與殘暴手段之大成，其內容方式已達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所作所為的殘忍度及其下流性，甚至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也無法直面，不忍或不敢敘述。

　　事實上，面對當時的日軍酷刑照片和文字記錄，即使是現在，很多人也不忍看讀，甚至產生心理上的疾患。例如當年的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美國人魏特琳，以及幾十年後的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張純如，最後都是因飽受日軍酷刑暴行的強烈刺激、不能擺脫心理陰影而最終自殺。王宜田曾多次自問：中華民族為什麼會遭到如此巨大的磨難？無辜的同胞為什麼會淪為魔鬼施虐的羔羊？如何才能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他說：“捍衛尊嚴需要實力，更需要勇氣、膽量和血性。當一個民族真正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時候，悲劇才不會重演。我們研究酷刑、記錄痛苦不是為瞭延續仇恨、增加仇恨，而是為瞭正視歷史，呼喚良知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