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筆是一支烙印的火鉗？或是保障人權的援手？--顧玉珍

近日發生的幾起衝撞總統府與犯罪事件，由於新聞報導強調嫌犯（疑似）為精神病患，一時間精神病患又成為鎂光燈的焦點。然而，精神病患相關新聞的密集出現有助於社會大眾的了解或增加誤解？媒體如何呈現精神病患？從報紙新聞的內容分析中，我們很遺憾地發現有關精神病患的新聞報導，呈現以下幾種「污名化」模式：


一、精神病患之犯罪化：

　雖然相關研究顯示精神病患平日並無暴力傾向，犯罪率亦不比一般人高，然而，其出現在報紙新聞中的「機會」卻大多是犯罪新聞，輔以聳動的標題（如「精神病患涉嫌揮刀砍死岳父」）。此種報導一方面源於對精神病患的「歧視」，而斷然將罪行歸因於精神疾病；另一方面，則造成誇大的效果，強化社會大眾視精神病患為「危險的不定期炸彈」的誤解與恐懼。

二、嫌疑人之精神病化與媒體審判：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２４５條「偵查不公開」原則，為保障人權，避免造成媒體審判，檢警調人員不應洩露案情與嫌疑人資料，然而，記者不僅習以檢警調人員為消息來源，未審先判地將嫌疑人定罪，甚至「未醫先斷」地以「疑似精神病男子，誘殺小姊妹」稱呼嫌疑人，此種將嫌疑人精神病化的報導方式，易使病友揹上污名的黑鍋。

三、強迫曝光卻失聲的主角

　由於精神疾病在社會中長期被污名化的結果，病友及其家屬們唯恐遭受社區孤立與歧視，大多隱身於角落中。而今卻被媒體以犯罪的污名曝光，個人照片、隱私、病史、前科……一一曝光，更迫使其飽受孤立與歧視之苦。弔詭的是，相對於檢警醫療人員（甚至於不相干的鄰居）成為消息來源，當事人本身卻極少成為新聞的消息來源，他們在切身攸關的新聞中被消音，失去為自己發言辯護的機會。

四、消失的人權：照護制度、工作權、公民權、婚姻權

　報紙具有議題設定的功能，在幾起有關精神病患的新聞中發現，報紙在議題處理上傾向於「防堵性」而非「照護性」探討。例如在近日的計程車司機衝撞總統府事件中，雖然當事人駕駛記錄優良待人和藹，政府部門及媒體報導仍將議題導向於如何「針對有精神疾病的駕駛人做有效管理」，即註銷執照，排除其工作權。相似的情況亦發生於二月初的劉俠猝死案中，案發之初，媒體便對印傭貼上妄想症的標籤，後續的議題討論大多集中於「外勞的品管與仲介」，要求仲介者應透過健康檢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之外勞。如此，不僅將外勞視為商品，也將「精神病患」視為勞動市場上的瘕疵品，排除其工作權。至於慢性病患者之專業照顧與精神病患之照顧問題，則鮮少被注意與討論。此外，諸如每逢選舉便討論的「精神病患是否要投票」問題，以及「瘋狂姻緣路，怨婦解脫」式的報導，也無形中阻礙（或褫奪）了病友的公民權利。

五、指鹿為馬之媒體誤診：

　「精神疾病」一詞雖然經常出現在犯罪新聞中，卻經常是定義模糊，甚至指鹿為馬。例如在劉俠猝死案中，直至三月廿九日，印傭Winarshih 的精神鑑定報告才出來，但是從二月七日事發以來，媒體除了以「精神病」「妄想症」形容Winarshih 外，甚至言之鑿鑿指稱其患有「解離症」，後改為「轉化症」，又改為「急性壓力症候群」。然而，誠如精神科專科醫師陳俊欽於投書中所言：「任何精神科醫師都不敢在一天以內的精神鑑定中，做出『轉化症』的診斷…一個人的精神鑑定報告，怎麼會如此輕易地公諸於世？精神科醫師必然會嚴守職業道德，為此守密；警方應嚴守此一結論，媒體又如何得知結果？…從精神醫學專業的角度來看，就是一個不相干的疾病，在不可能的時間內被診斷，然後在不應該洩密的前提下，由一個不同專業的機構，不清不楚地向全國民眾『證實』了『這個印傭果然有精神疾病』。」此種媒體誤診式的報導，並未增加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與病友的認識，反而只是滿足大眾好奇與預設偏見，加深誤解與歧視。


　污名化，是一種社會性謀殺，迫使照護制度不全下求助無門的病友及家屬，更進退失據，走投無路。雖然，在為數眾多的報導中，偶爾也會看到幾則報導病友的「人生光明面」、關懷病友與探討照護制度問題的新聞，然而為數不足以化解污名化的力量與速度。尤其在犯罪新聞中，將精神疾病視為暴力與犯罪行為的因，卻不去探究激發其異常暴力行為的社會性成因，如此一來，只是使病友及其家屬們墮入污名化的惡性循環中。我們期待，記者的筆是伸向弱勢者的援手，而非一支烙印的火鉗。面對精神病患時，能多一些善意與公平的報導，以及對照護制度的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