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8-28 22:41:46yearn
傳播的批判理論
傳播的批判理論
一、何謂傳播的批判研究？
(一)傳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體系分明的研究派別，而是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流派 與主張。較為大家所注意的如：
1.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
2.政治經濟學批判。
3.國際傳播的帝國主義批判。
4.女性主義研究。
5.英國的當代文化研究。
(二)批判研究共同的特徵是反對美國行為主義取向的量化傳播研究，並企圖從社會權力 結構的運作，探討媒體在宰制與抗爭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基本上均與馬克斯理論有 所關連，大部份的派別則或多或少地援引當代各家學說，如佛洛伊德及拉康的精神分析、 存在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語意學、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對馬克斯主義進行 修正或撻伐。
(三)傳播批判研究的主旨是基於人類追求自由的終極關懷，批判社會中權力宰制的各種面 向。例如，傳統馬克斯主義著重於政治經濟制度對傳播造成的壓迫與宰制，法蘭克福學派及多 數的西方馬克斯主義者著力於資本主義捨會意識形態的批判；英國文化研究則致力分析 各種大眾文化或生活實踐，從語言、儀式、常規、或常識各層面，分析新聞及傳播工作如 何受到這些傳播實踐的限制。這些觀點是主流傳播工作研究所忽視的面向，因此對傳播學 產生相當大的衝擊，自然地引起正反雙方的激烈論戰。
(四)從傳播批判研究觀點，在實際的媒體實踐上，「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意理規範其本 身即是意識形態，具有維護既有體系合法性及保護媒體的策略效果。同時更成為新聞工 作者逃避責任與理想的藉口。於是新聞規範的重新考量是當前重要的課題，高斯(Herbert Gans)即提出「多重觀點」(multi-perspectival news)的新聞規範，以納入社會低階層及 不同階層的觀點，來克服傳統新聞學中對權力中心發言權的過度重視，並採用較多的解釋 性新聞報導，如新聞分析及評論，將不同意識形態的觀點透明化，以克服在「客觀新聞」 的意理傳統下，以假象的中立新聞模式，掩飾意識形態的內涵。
綜上而言，自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以來，急速的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傳播科 技的進步使得小眾媒體技術日益普及，再加上批判學者對資訊自由與主控的內在反省，已使傳 播學的內涵益加充實而多元，呈現「後現代文化」的風貌。
二、大眾媒體的批判研究產生的背景？
根據學者張錦華的研究，批判研究之所以能在一九七○年間受到學者普遍的重視，自然有 其社會歷史及學術背景。分述如下：
(一)就時代背景而言：
1.大眾媒體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已成為極為龐大的資訊機構，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美國 電視晚間新聞，更成為全社會的焦點，民眾對媒體的依賴愈發殷切，政治機構對媒體的運 用也愈發敏感，同時在六○年代普遍在歐美各國發生的社會抗爭、暴動、種族衝突、勞資 糾紛、學生運動、反戰示威，甚至政治醜聞（水門案件），使得媒體在社會動亂年代所扮 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許多爭議。
2.政治傳播學者布魯勒(Jay Blumler)即指出，當時的社會危機也引發了媒介危機，許多 社會團體認為媒體扭曲了他們的本質。參與柏克萊大學學生運動的吉特林(Todd Gitlin) 即曾就當時主要的電視及報紙如何矮化、窄化「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組織的情形寫成《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書(1980)。
(二)就學術背景而言：
1.在激烈的社會衝突及媒體角色的爭議中，多數傳播學者保持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者形象 而置身於外。但亦有少數學者們懷疑，僅從短期的行為態度層面驗證傳播的效果，恐怕是 學者們的劃地自限。一九七○年傳播學者重新反省行為主義研究模式，嘗試不同的研究途 徑，有的人將傳播效果的觀念，從短期的態度改變擴及長期的認知塑造層面，有的則企圖從 鉅觀的社會結構角度解釋傳播的功能，但具顛覆性的觀點是批判研究的出現。
2.傳播批判研究對主流傳播研究典範的挑戰，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專集《發酵中的園地》(Ferment in the Field)，以及一九八五年國際傳 播協會（ＩＣＡ）在夏威夷召開的以「典範對話」為主題的年會中，世界各國學者均有熱 烈的討論及爭議。但無可否認的，傳播批判研究基於深厚的哲學傳統，以社會權力的主控 來關照媒體社會功能的解釋及分析，確實在實證傳播研究所分析的個人效果之外，提供了 截然不同的思考面的，它是傳播研究無可忽視的學術領域。
三、試述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之批判？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eimer)，早在 一九四七年就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媒體大量生產傾銷的大眾文化現象，提出著名的「文 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批判。
(一)文化工業的界定：
所謂文化工業是強調所有的大眾媒體均為具有相同的商業目的和經濟邏輯的企業體系。現 有的政治經濟勢力主導此一體系的基本目的，不同的媒介工作者不可能超越這個體系結構 ，他們存在的理由，就是肯定他們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一部分。
(二)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文化工業具商業本質：因此其產品並非藝術，而只是預備在 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其製造目的並非滿足真正的需要，而僅是以交換為目的。文化工業者 從不揭示其物化(fetishism)本質，甚至刻意隱瞞其功能。
(三)文化工業的產品對閱聽人有絕對的決定力量：此派納入了佛洛伊德的理論，解釋現 代人的身體、心靈如何受到資本主義及文化主義這個幫凶的限制而倍感無助，人們甚至無 法知覺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就是奴役自己的意識形態。即使人們偶有反抗統治的需要， 也會被既有的意識形態所壓制。
(四)「文化工業」觀點的缺點：雖然文化工業這個名詞揭櫫了媒介同時具有商業及文化 事業的雙重特質，並對媒介作品和閱聽人作了較細緻的分析，然而，這個理論與其他假意 識理論相同，仍然以結構決定論的觀點為主，不但阻礙了對文化產品特殊性的分析，對人 類的解釋也過於被動。這樣機械式的解釋更無法分析歷史變遷、社會衝突、以及人類解放 之奮鬥途徑，其批判力因而大大減弱。
四、何謂結構主義的媒體研究？
(一)結構主義對媒體的解釋，融合了以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派的符 號學、李維史陀的結構人類學、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拉康的精神（心 理）分析學等。他們共同的主要關切是以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為依據，去了解 意義指陳(signification)動態的運作過程與再現(representation)系統。而他們分析的 對象則包括影片、相片、電視節目、文學作品等文本。
(二)此一領域的結構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重新結構有相當的連線關係。雖 然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修正提出強烈抨擊，但這種結合方式對馬克思主義媒體分析而 言，卻能超越意識形態反映媒體工業與社會經濟基礎說法的限制。
例如，阿圖塞對意識形態(ideology)理論的重新詮釋，便是對馬克思主義思考方式的一種轉 變。阿圖塞認為，意識形態是個體與真實存在狀況之間想像關係的再現。在阿圖塞的架構 下，媒體藉意識形態運作，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此一概念與古典的壓迫性國家機器相對 立。因此媒體的效果，不在強加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層面，也不在態度變遷 層面，而是在再現與經驗的潛意識範疇中。
(三)結構主義媒體研究者提供了媒體文本研究一種具開創性的動力。此派修改傳統馬克思 主義者對意識形態外在政經環境的分析，發展出媒體的文本分析，從事媒體內容的意 識形態分析。文本分析以意義指陳實際的內部關係為主，如電影及電視，這些理論空間發 展出許多文本分析的成果。
(四)今日，結構主義者也已跳離阿圖塞的理論，而與其他兩種研究領域結合。首先，他 們將媒體意義實踐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edia-signifying practices)與精神分析結 合，藉以將主體與文本的關係理論化。其次，結構主義者排拒基礎／上層結構傳統的比喻 模型，而採納自主性論述的接合理論(articulation of autonomous discourses)的觀點 。因為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概念以及再現的概念是非常不穩定的 。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新的觀點下，大眾媒體意識形態實踐的自主性與經濟決定論之間 ，重新建立理論關係。
五、什麼是媒體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一)結構主義典範使我們認識到媒體力量存在於意識形態層次，而媒體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的觀點恰好與之相反。政治經濟學的媒體研究傳統，長於媒體組 織分析，並曾大力批評媒體結構主義者的分析過份集中於意識形態的面向。
1.有關媒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論述，可舉梅鐸(G. Murdock)的文章為代表。他認為，媒體力 量之所在是媒體的生產經濟過程與生產結構。政治經濟學分析再度使用基礎／上層結構的 隱喻，認為意識形態不比經濟基礎重要，而且經濟基礎擁有決定力量。同時，因為階級鬥 爭的本質在於經濟利益的對立，媒體的角色就是在於隱藏及掩飾這些根本的敵意。
2.梅鐸和勾丁(P. Golding)認為，媒體必須承受吸納最大多數的閱聽人和收入的壓力，使得 媒體有傾向避免不受歡迎或極端的事物的趨勢，而以大眾習以為常、正當化的價值觀為主 要內容。換句話說，媒體的社會角色是生產及正當化錯誤意識，進而替擁有控制媒體的階 級謀取利益。因此，政治經濟分析的媒體研究關注的是，文化工業如何經由集中化 (concentration)與多樣化(diversification)而逐漸壟斷及獨占的情形。
(二)政治經濟學的媒體研究雖可能對媒體所有權的研究相當具有價值，但回歸到基礎／ 上層結構的古典模型卻隱藏了一些問題。
1.霍爾(Strart Hall)認為，政治經濟分析學者視經濟層面為文化與意識形態效果的充分 及必要解釋，但焦點集中在一般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卻無法解釋不同種媒體實踐的區別，而 且除了找出媒體所有權骨架之外，無法從事更細緻的歷史分析。
2.政治經濟分析學者認為，意識形態占去大眾媒體經濟決定因素的思考目光。目前政治經 濟分析的發展將我們帶回到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大眾媒體是一面扭曲的鏡子，錯誤地呈現 事實的窗子。這種對大眾媒體的觀點，再加上政治經濟分析對媒體組織與所有權的實證分 析，使得它較傾向於多元主義對媒體分析的方式，而與馬克思主義對媒體解釋相去較遠。
六、什麼是媒體的文化研究觀點？
(一)文化研究的界定：
由威廉士、湯普森(E. P. Thompson)及郝嘉(Richard Hoggart)等人開創的英國文化研究 傳統一直反對經濟化約論。霍爾(Strart Hall)曾針對這個立場加以闡釋：
「文化研究反對將文化視為剩餘物或僅及其反映的角色。文化研究者將文化概念化為與所有 社會實踐的相互交織。而這些實踐則是人類活動的共同形式；人類經由這些活動創造歷史 。文化研究反對以基礎／上層結構的思考方式來對待思想與物質力量的關係，尤其反對基 礎由經濟決定的簡單說法。它偏好較廣泛的思考方式，也就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 ……將文化定義為來自於社會群體、階級中的方式與價值，以既定的歷史狀況和關係為基 礎，從而處理與回應真正的存在狀況；並將文化視為活生生的傳統和實踐，從而這些了解 與認識能夠被表達出來。」
(二)文化研究的特徵：
相對於結構主義著重於媒體論述的自主性和接合情況，而文化研究則將媒體與其他社會實 踐活動視為「複雜的表達性總體」(complex expressive totality)。
七○年代以來，英國部分學者企圖結合文化研究與結構主義觀點。以霍爾(Stuart Hull) 等人（一九七八）所著的《監控危機》(Policing the Crisis)為例，其理論取材甚為廣 泛，結合來自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hegemony)、道德恐慌(moral panics)的社會學以及新聞 的社會生產概念，同時它將社會視為一表現性總體。霍爾等人 觀察到的霸權危機乃是因為戰後英國經濟的衰退不振，大眾媒體在法律與秩序危機的意義 作用上扮演著製造大眾認可的重要角色。而媒體與其他主要機構（政客、警方、法院）的 掛勾，完成「再現」這個危機的任務。在新聞的範疇上，媒體給予的定義是次要的，所以 媒體不是新聞事件的主要定義者，但是因為它與主要定義者間的結構性關係，使得它能複 製「來源可信度高」的定義，而同時這些消息來源也較接近媒體的特權。霍爾認為，媒體 經由重要的地方性問題，如青年文化、學生示威及工業活動等問題的意義指陳方式，使它 們都成為法律和秩序危機的一部份。
文化研究參考架構一再強調相互關聯的表現性。文化研究理論的綜合尚未發展完整，這個途徑 仍有些尚待解決的問題。
七、試論英國文化研究的演進？
英國文化研究所指涉的是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知識傳統。
(一)它在學院內的建制化，肇始於一九六四年在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七○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研究逐漸在英 國內部擴散，許多學校開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課程與學位。七○年代末期以後，開放大學集 結了「大眾傳播與社會」與「大眾文化」等課程小組成員，精心編寫教材，使得文化研究 的影響力更廣為散佈。八○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擴 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國等地。
(二)任何社會文化理論的出現，與其所處的特定歷史經驗相互關聯，英國文化研究的浮現 亦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社會面臨全面性的調整，從生產關係、政治民主到文化 形構上，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現代化」所指稱的即是社會結構轉變的表相，由工 業資本主義轉形成「後工業晚期資本主義」(post-industrial-late capitalism)被史學家 用來描繪這種轉化。
在文化上，美國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樂、麥當勞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形式包超了 英國的文化環境，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科技的資本化及理性化，填滿了整塊文化生活空間 。大量人口首次被吸進這塊空間。「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危機確實威脅到英國 的「本土文化」；這種威脅所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階級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文 化，以及文化形構民主化的可能性。
關切文化議題／走向逐漸成為左翼知識份子的焦點，也正是文化研究得以浮現的歷史條件 之一。
(三)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份地開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間之外，大眾傳播媒體及次文化的發展 亦成為一九六○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脈絡。大眾傳播媒體逐漸突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 它以娛樂的形式甚入人們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層次的作用，特別是在新聞 及紀錄片的呈現中直接與政治環境扣連。同時，工人、青少年次文化形式的出現又似乎在 對牽制性的權力結構進行挑戰。這些現象的浮現都直接影響到文化研究的研究焦點。
一九七○年代，女性運動及新右派(New Right)的興起，對文化研究造成直接、強而有力 的影響。女性主義運動在政治及理論層次上都碰觸到文化研究前期發展中所忽略的問題， 性別關係及性別差異問題在社會空間的浮現，直接挑戰到文化研究既有的社會認識論架構 。
(四)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經逐漸不再具有特定的指 稱，它已經快速地甚入各個領域，所召喚的是一群不願意被綁鎖在單一既定的學科之中， 或是僅專注於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
八、試論女性主義角度的傳播觀點？
(一)「權力」與支配(dominate)概念是女性主義分析的核心：在傳播領域上，權力可定 義作：經濟或政治的決定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在思想及意識型態上鞏固其令人無法對抗的 現實。女性，無論在傳播或傳播研究組織裡，都屬於權力關係的弱勢者。所以，女性主義 傳播研究就是探討在傳播生產的邊緣位置中的女性，以建立以女性自覺意識，以女性為主 體的知識體系。
(二)傳播學術刊物，很少刊登女性主義的研究論文，即使有也故意暗示其為「女性專輯」， 由女性學者所做。更嚴重的是，主流學者根本就完全忽略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成果。傳 播學術刊物刊出的女性專輯，雖然對建立女性主義傳播理論有貢獻，但也造成了將女性主 義取向與其他研究取向隔絕的效果。
(三)女性主義以及女性的經驗為研究的出發點，問的問題與主流研究不同，可幫助我們生 產出不同而豐富的知識。例如，女性主義角度下的傳播體系，無論在先進或後進國家， 媒介在呈現女性時都有某種類似的情況：
1.女性通常不出現在「重要」的新聞中。
2.媒介的報導很少針對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
3.媒介扮演灌輸與傳播女性傳統的刻版印象。
4.當女性涉及某種組織或行動而跨出其傳統角色時，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及嘲笑。
5.女性很難在媒介上接近她們真正需要且對她們的生活有用的資訊。
6.新聞報導的「事件取向」與新聞蒐集上的「路線結構」，使女性很少被報導。 即便被報導，也被媒介以「瑣碎化」或扭曲的方式報導。
7.女性新聞工作者增加也很難改善情況，因為有組織、結構、社會及專業等因素掣肘。
九、何謂符號學？其對傳播研究的影響？
(一)符號學(semiology)是研究符號的科學，其關心的問題主要是在「文本」（text，電 影、電視節目與其他的藝術作品）中意義是如何產生的：符號學討論符號是什麼、符號 如何發生作用。探討符號概念及一些相關的問題，如探討符碼(code)、公式(formula)及 傳播的「語言」等。
(二)傳播學的符號學分析，針對傳播現象中符號連結(articulation)的方式、規範、策略 、解讀其深層意涵，包括社會迷思及意識形態。使得傳播的研究不再侷現於微觀式的閱 聽人態度意見的變遷，或傳播訊息表面的意涵。符號學的分析屬於質的研究方法，而非 行為傳播研究中所採取的量的研究法。
(三)符號學分析屬於質的研究法，旨在探索個別案例如何深植於社會意義的脈絡：尤其 是特定意義聯結方式與社會結構或迷思之間的關係。研究的標準不在於符合統計意涵上的 「客觀」或「推論性」的要求，而在於理論架構及資料選擇的合理性，通常藉由研究結果 公開討論所建立的「相互主觀性」作為研究判斷的依據。
十、何謂傳播研究方法的「質的研究」？
根據我國傳播學者張錦華的分析，質的研究有下列幾點不同於形態研究（實證主義）的地 方：
(一)安德森(J. A. Anderson)在《傳播研究方法》一書中，曾對質的研究法作如下的定 義：
「此一研究典範強調直觀的，詮釋的方法，應用於對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釋，而後者被視為 經由主觀及社會共同的創造」。這也就是說，生活中的意義是來自個人對「情境」 (context)的解釋，而此種對情境的解釋，是與歷史、文化、語言、社會等結構脈絡密不 可分的。因此質的研究，重視對「歷史性」、「整體性」、及「過程」等的詮釋，這是一 般量化研究僅針對明顯而可觀察的行為分析策略下所難以顧及的面向。
(二)對於質的分析者而言，量化研究對變項的分類，是研究者強加的框架。文本(text) 的意涵應視其出現情境作深層的分析，閱聽人的解讀，也必然因人、事、情境而異。
量化研究著重定義的標準化，質的研究則重視個別不同意涵的詮釋。前者以標準化的方式 蒐集大量的資料，後者則以個案的方式展現深度的分析。前者以客觀及可驗證性作為研究 判準；但後者則根本質疑客觀所依據的假設，例如，「研究者」是否可能中立無主觀偏見 ，或者「語言」是否可加以量化的統計，或進一步質疑量化研究者為什麼僅研究「可量化 」的層面？同樣填答「滿意」的受試者，到底「滿意」的是什麼？量化研究者應重新檢討 客觀的基本前提，否則，要求研究的推論性(generalization)或樣本的隨機性，僅具「數 學」或「統計」的意涵，卻缺乏「社會」的意義。
(三)質的研究，不以統計的概念做為樣本選擇或推論的依據，其分析個案的選擇則視其在 所有相關論述中所具有的角色而定。波利(Pauly)即認為，質的研究者應先審視所有研 究相關的材料，再依據其理解選擇適合的樣本。
質的研究以及分析的範圍及程度，通常是以符合研究理論的框架做為依據，至於是否充分 合理，則必須訴諸公開的討論，相關學者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的建立，並無絕 對客觀的準則。當研究者能夠有系統地深入探討相關文獻，並依據理論架構，審視所有相 關資料，然後說明樣本的選擇依據，大致上均能獲得有關學者肯定其合理性，以及研究的 意義。這也就是說，學術的標準是可能經由「相互主觀」的建立加以評量，並不必然訴諸 於量化驗證的模式。
一、何謂傳播的批判研究？
(一)傳播批判研究不是特指某一體系分明的研究派別，而是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流派 與主張。較為大家所注意的如：
1.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
2.政治經濟學批判。
3.國際傳播的帝國主義批判。
4.女性主義研究。
5.英國的當代文化研究。
(二)批判研究共同的特徵是反對美國行為主義取向的量化傳播研究，並企圖從社會權力 結構的運作，探討媒體在宰制與抗爭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基本上均與馬克斯理論有 所關連，大部份的派別則或多或少地援引當代各家學說，如佛洛伊德及拉康的精神分析、 存在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語意學、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對馬克斯主義進行 修正或撻伐。
(三)傳播批判研究的主旨是基於人類追求自由的終極關懷，批判社會中權力宰制的各種面 向。例如，傳統馬克斯主義著重於政治經濟制度對傳播造成的壓迫與宰制，法蘭克福學派及多 數的西方馬克斯主義者著力於資本主義捨會意識形態的批判；英國文化研究則致力分析 各種大眾文化或生活實踐，從語言、儀式、常規、或常識各層面，分析新聞及傳播工作如 何受到這些傳播實踐的限制。這些觀點是主流傳播工作研究所忽視的面向，因此對傳播學 產生相當大的衝擊，自然地引起正反雙方的激烈論戰。
(四)從傳播批判研究觀點，在實際的媒體實踐上，「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意理規範其本 身即是意識形態，具有維護既有體系合法性及保護媒體的策略效果。同時更成為新聞工 作者逃避責任與理想的藉口。於是新聞規範的重新考量是當前重要的課題，高斯(Herbert Gans)即提出「多重觀點」(multi-perspectival news)的新聞規範，以納入社會低階層及 不同階層的觀點，來克服傳統新聞學中對權力中心發言權的過度重視，並採用較多的解釋 性新聞報導，如新聞分析及評論，將不同意識形態的觀點透明化，以克服在「客觀新聞」 的意理傳統下，以假象的中立新聞模式，掩飾意識形態的內涵。
綜上而言，自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以來，急速的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傳播科 技的進步使得小眾媒體技術日益普及，再加上批判學者對資訊自由與主控的內在反省，已使傳 播學的內涵益加充實而多元，呈現「後現代文化」的風貌。
二、大眾媒體的批判研究產生的背景？
根據學者張錦華的研究，批判研究之所以能在一九七○年間受到學者普遍的重視，自然有 其社會歷史及學術背景。分述如下：
(一)就時代背景而言：
1.大眾媒體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已成為極為龐大的資訊機構，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美國 電視晚間新聞，更成為全社會的焦點，民眾對媒體的依賴愈發殷切，政治機構對媒體的運 用也愈發敏感，同時在六○年代普遍在歐美各國發生的社會抗爭、暴動、種族衝突、勞資 糾紛、學生運動、反戰示威，甚至政治醜聞（水門案件），使得媒體在社會動亂年代所扮 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許多爭議。
2.政治傳播學者布魯勒(Jay Blumler)即指出，當時的社會危機也引發了媒介危機，許多 社會團體認為媒體扭曲了他們的本質。參與柏克萊大學學生運動的吉特林(Todd Gitlin) 即曾就當時主要的電視及報紙如何矮化、窄化「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組織的情形寫成《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書(1980)。
(二)就學術背景而言：
1.在激烈的社會衝突及媒體角色的爭議中，多數傳播學者保持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者形象 而置身於外。但亦有少數學者們懷疑，僅從短期的行為態度層面驗證傳播的效果，恐怕是 學者們的劃地自限。一九七○年傳播學者重新反省行為主義研究模式，嘗試不同的研究途 徑，有的人將傳播效果的觀念，從短期的態度改變擴及長期的認知塑造層面，有的則企圖從 鉅觀的社會結構角度解釋傳播的功能，但具顛覆性的觀點是批判研究的出現。
2.傳播批判研究對主流傳播研究典範的挑戰，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三、試述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之批判？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eimer)，早在 一九四七年就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大眾媒體大量生產傾銷的大眾文化現象，提出著名的「文 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批判。
(一)文化工業的界定：
所謂文化工業是強調所有的大眾媒體均為具有相同的商業目的和經濟邏輯的企業體系。現 有的政治經濟勢力主導此一體系的基本目的，不同的媒介工作者不可能超越這個體系結構 ，他們存在的理由，就是肯定他們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一部分。
(二)在資本主義的結構下，文化工業具商業本質：因此其產品並非藝術，而只是預備在 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其製造目的並非滿足真正的需要，而僅是以交換為目的。文化工業者 從不揭示其物化(fetishism)本質，甚至刻意隱瞞其功能。
(三)文化工業的產品對閱聽人有絕對的決定力量：此派納入了佛洛伊德的理論，解釋現 代人的身體、心靈如何受到資本主義及文化主義這個幫凶的限制而倍感無助，人們甚至無 法知覺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就是奴役自己的意識形態。即使人們偶有反抗統治的需要， 也會被既有的意識形態所壓制。
(四)「文化工業」觀點的缺點：雖然文化工業這個名詞揭櫫了媒介同時具有商業及文化 事業的雙重特質，並對媒介作品和閱聽人作了較細緻的分析，然而，這個理論與其他假意 識理論相同，仍然以結構決定論的觀點為主，不但阻礙了對文化產品特殊性的分析，對人 類的解釋也過於被動。這樣機械式的解釋更無法分析歷史變遷、社會衝突、以及人類解放 之奮鬥途徑，其批判力因而大大減弱。
四、何謂結構主義的媒體研究？
(二)此一領域的結構研究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重新結構有相當的連線關係。雖 然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修正提出強烈抨擊，但這種結合方式對馬克思主義媒體分析而 言，卻能超越意識形態反映媒體工業與社會經濟基礎說法的限制。
例如，阿圖塞對意識形態(ideology)理論的重新詮釋，便是對馬克思主義思考方式的一種轉 變。阿圖塞認為，意識形態是個體與真實存在狀況之間想像關係的再現。在阿圖塞的架構 下，媒體藉意識形態運作，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此一概念與古典的壓迫性國家機器相對 立。因此媒體的效果，不在強加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層面，也不在態度變遷 層面，而是在再現與經驗的潛意識範疇中。
(三)結構主義媒體研究者提供了媒體文本研究一種具開創性的動力。此派修改傳統馬克思 主義者對意識形態外在政經環境的分析，發展出媒體的文本分析，從事媒體內容的意 識形態分析。文本分析以意義指陳實際的內部關係為主，如電影及電視，這些理論空間發 展出許多文本分析的成果。
(四)今日，結構主義者也已跳離阿圖塞的理論，而與其他兩種研究領域結合。首先，他 們將媒體意義實踐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edia-signifying practices)與精神分析結 合，藉以將主體與文本的關係理論化。其次，結構主義者排拒基礎／上層結構傳統的比喻 模型，而採納自主性論述的接合理論(articulation of autonomous discourses)的觀點 。因為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概念以及再現的概念是非常不穩定的 。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新的觀點下，大眾媒體意識形態實踐的自主性與經濟決定論之間 ，重新建立理論關係。
五、什麼是媒體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一)結構主義典範使我們認識到媒體力量存在於意識形態層次，而媒體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的觀點恰好與之相反。政治經濟學的媒體研究傳統，長於媒體組 織分析，並曾大力批評媒體結構主義者的分析過份集中於意識形態的面向。
1.有關媒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論述，可舉梅鐸(G. Murdock)的文章為代表。他認為，媒體力 量之所在是媒體的生產經濟過程與生產結構。政治經濟學分析再度使用基礎／上層結構的 隱喻，認為意識形態不比經濟基礎重要，而且經濟基礎擁有決定力量。同時，因為階級鬥 爭的本質在於經濟利益的對立，媒體的角色就是在於隱藏及掩飾這些根本的敵意。
2.梅鐸和勾丁(P. Golding)認為，媒體必須承受吸納最大多數的閱聽人和收入的壓力，使得 媒體有傾向避免不受歡迎或極端的事物的趨勢，而以大眾習以為常、正當化的價值觀為主 要內容。換句話說，媒體的社會角色是生產及正當化錯誤意識，進而替擁有控制媒體的階 級謀取利益。因此，政治經濟分析的媒體研究關注的是，文化工業如何經由集中化 (concentration)與多樣化(diversification)而逐漸壟斷及獨占的情形。
(二)政治經濟學的媒體研究雖可能對媒體所有權的研究相當具有價值，但回歸到基礎／ 上層結構的古典模型卻隱藏了一些問題。
1.霍爾(Strart Hall)認為，政治經濟分析學者視經濟層面為文化與意識形態效果的充分 及必要解釋，但焦點集中在一般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卻無法解釋不同種媒體實踐的區別，而 且除了找出媒體所有權骨架之外，無法從事更細緻的歷史分析。
2.政治經濟分析學者認為，意識形態占去大眾媒體經濟決定因素的思考目光。目前政治經 濟分析的發展將我們帶回到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大眾媒體是一面扭曲的鏡子，錯誤地呈現 事實的窗子。這種對大眾媒體的觀點，再加上政治經濟分析對媒體組織與所有權的實證分 析，使得它較傾向於多元主義對媒體分析的方式，而與馬克思主義對媒體解釋相去較遠。
六、什麼是媒體的文化研究觀點？
(一)文化研究的界定：
由威廉士、湯普森(E. P. Thompson)及郝嘉(Richard Hoggart)等人開創的英國文化研究 傳統一直反對經濟化約論。霍爾(Strart Hall)曾針對這個立場加以闡釋：
「文化研究反對將文化視為剩餘物或僅及其反映的角色。文化研究者將文化概念化為與所有 社會實踐的相互交織。而這些實踐則是人類活動的共同形式；人類經由這些活動創造歷史 。文化研究反對以基礎／上層結構的思考方式來對待思想與物質力量的關係，尤其反對基 礎由經濟決定的簡單說法。它偏好較廣泛的思考方式，也就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 ……將文化定義為來自於社會群體、階級中的方式與價值，以既定的歷史狀況和關係為基 礎，從而處理與回應真正的存在狀況；並將文化視為活生生的傳統和實踐，從而這些了解 與認識能夠被表達出來。」
(二)文化研究的特徵：
相對於結構主義著重於媒體論述的自主性和接合情況，而文化研究則將媒體與其他社會實 踐活動視為「複雜的表達性總體」(complex expressive totality)。
七○年代以來，英國部分學者企圖結合文化研究與結構主義觀點。以霍爾(Stuart Hull) 等人（一九七八）所著的《監控危機》(Policing the Crisis)為例，其理論取材甚為廣 泛，結合來自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hegemony)、道德恐慌(moral panics)的社會學以及新聞 的社會生產概念，同時它將社會視為一表現性總體。霍爾等人 觀察到的霸權危機乃是因為戰後英國經濟的衰退不振，大眾媒體在法律與秩序危機的意義 作用上扮演著製造大眾認可的重要角色。而媒體與其他主要機構（政客、警方、法院）的 掛勾，完成「再現」這個危機的任務。在新聞的範疇上，媒體給予的定義是次要的，所以 媒體不是新聞事件的主要定義者，但是因為它與主要定義者間的結構性關係，使得它能複 製「來源可信度高」的定義，而同時這些消息來源也較接近媒體的特權。霍爾認為，媒體 經由重要的地方性問題，如青年文化、學生示威及工業活動等問題的意義指陳方式，使它 們都成為法律和秩序危機的一部份。
文化研究參考架構一再強調相互關聯的表現性。文化研究理論的綜合尚未發展完整，這個途徑 仍有些尚待解決的問題。
七、試論英國文化研究的演進？
英國文化研究所指涉的是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知識傳統。
(一)它在學院內的建制化，肇始於一九六四年在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七○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研究逐漸在英 國內部擴散，許多學校開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課程與學位。七○年代末期以後，開放大學集 結了「大眾傳播與社會」與「大眾文化」等課程小組成員，精心編寫教材，使得文化研究 的影響力更廣為散佈。八○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擴 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國等地。
(二)任何社會文化理論的出現，與其所處的特定歷史經驗相互關聯，英國文化研究的浮現 亦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社會面臨全面性的調整，從生產關係、政治民主到文化 形構上，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現代化」所指稱的即是社會結構轉變的表相，由工 業資本主義轉形成「後工業晚期資本主義」(post-industrial-late capitalism)被史學家 用來描繪這種轉化。
在文化上，美國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樂、麥當勞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形式包超了 英國的文化環境，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科技的資本化及理性化，填滿了整塊文化生活空間 。大量人口首次被吸進這塊空間。「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危機確實威脅到英國 的「本土文化」；這種威脅所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階級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文 化，以及文化形構民主化的可能性。
關切文化議題／走向逐漸成為左翼知識份子的焦點，也正是文化研究得以浮現的歷史條件 之一。
(三)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份地開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間之外，大眾傳播媒體及次文化的發展 亦成為一九六○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脈絡。大眾傳播媒體逐漸突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 它以娛樂的形式甚入人們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層次的作用，特別是在新聞 及紀錄片的呈現中直接與政治環境扣連。同時，工人、青少年次文化形式的出現又似乎在 對牽制性的權力結構進行挑戰。這些現象的浮現都直接影響到文化研究的研究焦點。
一九七○年代，女性運動及新右派(New Right)的興起，對文化研究造成直接、強而有力 的影響。女性主義運動在政治及理論層次上都碰觸到文化研究前期發展中所忽略的問題， 性別關係及性別差異問題在社會空間的浮現，直接挑戰到文化研究既有的社會認識論架構 。
(四)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經逐漸不再具有特定的指 稱，它已經快速地甚入各個領域，所召喚的是一群不願意被綁鎖在單一既定的學科之中， 或是僅專注於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
八、試論女性主義角度的傳播觀點？
(一)「權力」與支配(dominate)概念是女性主義分析的核心：在傳播領域上，權力可定 義作：經濟或政治的決定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在思想及意識型態上鞏固其令人無法對抗的 現實。女性，無論在傳播或傳播研究組織裡，都屬於權力關係的弱勢者。所以，女性主義 傳播研究就是探討在傳播生產的邊緣位置中的女性，以建立以女性自覺意識，以女性為主 體的知識體系。
(二)傳播學術刊物，很少刊登女性主義的研究論文，即使有也故意暗示其為「女性專輯」， 由女性學者所做。更嚴重的是，主流學者根本就完全忽略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成果。傳 播學術刊物刊出的女性專輯，雖然對建立女性主義傳播理論有貢獻，但也造成了將女性主 義取向與其他研究取向隔絕的效果。
(三)女性主義以及女性的經驗為研究的出發點，問的問題與主流研究不同，可幫助我們生 產出不同而豐富的知識。例如，女性主義角度下的傳播體系，無論在先進或後進國家， 媒介在呈現女性時都有某種類似的情況：
1.女性通常不出現在「重要」的新聞中。
2.媒介的報導很少針對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
3.媒介扮演灌輸與傳播女性傳統的刻版印象。
4.當女性涉及某種組織或行動而跨出其傳統角色時，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及嘲笑。
5.女性很難在媒介上接近她們真正需要且對她們的生活有用的資訊。
6.新聞報導的「事件取向」與新聞蒐集上的「路線結構」，使女性很少被報導。 即便被報導，也被媒介以「瑣碎化」或扭曲的方式報導。
7.女性新聞工作者增加也很難改善情況，因為有組織、結構、社會及專業等因素掣肘。
九、何謂符號學？其對傳播研究的影響？
(一)符號學(semiology)是研究符號的科學，其關心的問題主要是在「文本」（text，電 影、電視節目與其他的藝術作品）中意義是如何產生的：符號學討論符號是什麼、符號 如何發生作用。探討符號概念及一些相關的問題，如探討符碼(code)、公式(formula)及 傳播的「語言」等。
(二)傳播學的符號學分析，針對傳播現象中符號連結(articulation)的方式、規範、策略 、解讀其深層意涵，包括社會迷思及意識形態。使得傳播的研究不再侷現於微觀式的閱 聽人態度意見的變遷，或傳播訊息表面的意涵。符號學的分析屬於質的研究方法，而非 行為傳播研究中所採取的量的研究法。
(三)符號學分析屬於質的研究法，旨在探索個別案例如何深植於社會意義的脈絡：尤其 是特定意義聯結方式與社會結構或迷思之間的關係。研究的標準不在於符合統計意涵上的 「客觀」或「推論性」的要求，而在於理論架構及資料選擇的合理性，通常藉由研究結果 公開討論所建立的「相互主觀性」作為研究判斷的依據。
十、何謂傳播研究方法的「質的研究」？
根據我國傳播學者張錦華的分析，質的研究有下列幾點不同於形態研究（實證主義）的地 方：
(一)安德森(J. A. Anderson)在《傳播研究方法》一書中，曾對質的研究法作如下的定 義：
「此一研究典範強調直觀的，詮釋的方法，應用於對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釋，而後者被視為 經由主觀及社會共同的創造」。這也就是說，生活中的意義是來自個人對「情境」 (context)的解釋，而此種對情境的解釋，是與歷史、文化、語言、社會等結構脈絡密不 可分的。因此質的研究，重視對「歷史性」、「整體性」、及「過程」等的詮釋，這是一 般量化研究僅針對明顯而可觀察的行為分析策略下所難以顧及的面向。
(二)對於質的分析者而言，量化研究對變項的分類，是研究者強加的框架。文本(text) 的意涵應視其出現情境作深層的分析，閱聽人的解讀，也必然因人、事、情境而異。
量化研究著重定義的標準化，質的研究則重視個別不同意涵的詮釋。前者以標準化的方式 蒐集大量的資料，後者則以個案的方式展現深度的分析。前者以客觀及可驗證性作為研究 判準；但後者則根本質疑客觀所依據的假設，例如，「研究者」是否可能中立無主觀偏見 ，或者「語言」是否可加以量化的統計，或進一步質疑量化研究者為什麼僅研究「可量化 」的層面？同樣填答「滿意」的受試者，到底「滿意」的是什麼？量化研究者應重新檢討 客觀的基本前提，否則，要求研究的推論性(generalization)或樣本的隨機性，僅具「數 學」或「統計」的意涵，卻缺乏「社會」的意義。
(三)質的研究，不以統計的概念做為樣本選擇或推論的依據，其分析個案的選擇則視其在 所有相關論述中所具有的角色而定。波利(Pauly)即認為，質的研究者應先審視所有研 究相關的材料，再依據其理解選擇適合的樣本。
質的研究以及分析的範圍及程度，通常是以符合研究理論的框架做為依據，至於是否充分 合理，則必須訴諸公開的討論，相關學者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的建立，並無絕 對客觀的準則。當研究者能夠有系統地深入探討相關文獻，並依據理論架構，審視所有相 關資料，然後說明樣本的選擇依據，大致上均能獲得有關學者肯定其合理性，以及研究的 意義。這也就是說，學術的標準是可能經由「相互主觀」的建立加以評量，並不必然訴諸 於量化驗證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