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4/27 工商時報  經濟教室  于國欽】

只要談起自由貿易，大家一定會想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倡議，在那個普遍採取保護主義的年代，他強調開放市場的好處，他說：「只要可以更便宜的進口產品，硬要由本國生產，無論於個人或一國，都是不智的行為。」

亞當斯密舉例說：「借助溫室，在蘇格蘭也可以栽種出很好的葡萄，並釀造出風味極佳的葡萄酒，然而相較於自外國採購，所用的資本及勞動多了30倍，為此而禁止外國葡萄酒輸入是合理的嗎？」

亞當斯密的結論是：只要甲國擁有這種優勢而乙國無此優勢，從甲國進口而不自己生產，對乙國是有利的。他以絕對利益的觀點來強調自由貿易的重要，隨後李嘉圖更進一步以比較利益加以闡揚。

產值擴大＝就業機會增加？

當大家在談自由貿易的好處時，大多以兩國貿易前、後進行比較，貿易後比貿易前創造更大的產值，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問題就在於貿易成長，國家總體產值擴大，是否代表就業機會增加？每人收入提高？這一點就很難說了。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裡也想到貿易後的就業問題，但他相信關稅調降及市場開放對勞動市場的衝擊有限，他說：「貿易自由雖將使許多人暫時失去日常職業，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會失業，由於製造業都有性質相似的旁系產業，勞動的工人們很容易從一業移轉到另一業。」

自由貿易確如亞當斯密所言，對全球經濟帶來可觀的動能，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關貿總協（GATT）主導的八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促成各國大幅調降關稅，實現了自由貿易的理想，近三十年來世界出、進口貿易總額由3.5兆美元升至37.7兆美元，成長近十倍，在人類經濟史上，此一盛況可謂空前。

然而，自由貿易的衝擊是否如亞當斯密所說的這麼輕微？從就業、薪資及所得分配來看，亞當斯密顯然低估了自由貿易的副作用。自由貿易讓大企業得以取得最大利益，但企業利益的極大化並不等於國家利益的極大化，也不等於社會利益的極大化，尤其甚者，其所引發的工作機會流失，工資停滯，所得差距擴大等副作用皆在各國出現，兩年前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反映的正是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

低估自由貿易的副作用

亞當斯密討論自由貿易時考量的是貿易後對甲國有利，或對乙國有利，然而這些利益如何分配，並未多加討論，三十年來全球自由貿易成長十倍，但贏者圈卻愈來愈小，金字塔頂端者富可敵國，中產階級卻逐漸消失，自由貿易果然讓生產力提高，但生產力帶動薪資成長的定律，也已然瓦解。

對照台灣近三十年的情況正是如此，民國76－80年我國製造業生產力平均年增7.6％，薪資每年成長更高達11.8％，此一時期五等分位家庭所差距僅4.9倍，成長果實，全民分享。然而近年生產力不論提升多少，薪資不動如山，所得差距更以擴至6.2倍。

自由貿易確實創造了全球的繁榮，惟其對所得差距、勞動市場的嚴重衝擊，恐怕是亞當斯密當年的未盡之言。

小檔案：

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隨後於1778年、1784年、1786年三度修訂，是一本改變歷史的書，本書論及貨幣、勞工、貿易、資本、賦稅及公債等議題，有關自由貿易的論述刊載於第四篇。

隨著自由貿易，全球經濟規模擴大，各國所得差距也擴大，以1997年到2012年比較，日本五等分位所得差距由4.8倍升至6.3倍，南韓也由3.8倍升至4.7倍，美國也由13.9倍升至15.8倍。

貿易自由化下的結構變化（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76－80年  81－85年  86－89年  90－96年  97－102年

製造業薪資平均年增幅（％）     11.8       6.7        3.5        1.5        0.4

製造業生產力平均年增幅（％）    7.6       4.6        5.8        5.4        3.2

五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距（％）      4.9       5.4        5.5        6.1        6.2

分析：

中國處於停滯狀態似乎由來已久，而且可能很早便已取得了它的法律性質與社會制度容許它取得的全部財富。（筆者註：亞當. 史密斯描述700多年前馬可波羅所看到的中國景況，與亞當. 史密斯1776年時期的許多學者所描繪的中國景況，沒什麼兩樣。）然而，這筆財富，也許遠小於當地的土壤性質、氣候與地理位置，在另一套法律與社會制度下，容許它取得的財富。

一國如果已經取得了當地自然特質所能取得的全部財富，如果國內各行各業實際運用的資本數量，已經大到行業本身性質的極限，那麼平常的純粹利潤便會很低。所以市場利率通常也會很低，導致除了非常有錢的人之外，沒有人能夠靠利息過日子。

所有改良的目的無非在於獲利，而必然會發生虧損的事情也不配稱為改良或進步。

社會繁榮的時候，地主階級獲得的好處也許大於勞動階級。但是，當社會衰退的時候，沒有其他階級像勞動階級這樣殘酷的遭殃受苦。雖然勞動者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密不可分，但是，他們既沒有能力認識社會利益，也沒有能力了解社會利益和自己的關係。他的生活條件讓他沒有時間吸收必要的資訊，即使資訊相當充分，他的教育和思維習慣，也通常讓他不太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因此，在公共政策辯論的場合，他的聲音很難被大家聽到，也不受重視。除了在某些特殊的時候，也就是當他被雇主們慫恿、煽動、支持，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雇主們的利益而大吵大鬧時。

【以上摘自國富論】

社會進步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必然導致舊有的工作轉移到較為落後的社會；社會進步必然導致新的工作產生；社會進步必然導致工作機會越來越多，也就是勞動需求越來越大；社會進步必然導致勞動工資提高。

社會進步最大的動力，是政治的改革開放。亞當. 史密斯為什麼不提「利益分配」？

因為「利益分配」是靠政府的強制力量來實施，不符合社會進步的政治的改革開放要求。

政治的改革開放，是解除被中央政府干預管制的許多事務。由於中央政府只有一個，沒有競爭者存在，等於是壟斷。由中央政府經營的事務盡可能下放給地方政府來經營，許多地方政府經營的事務就有了自由競爭的狀態。其效能就會比中央政府壟斷事務的經營要有進步發展的空間。

台灣的政治活動，都只是在假裝改革，立法委員數量減半、兩黨政治、全民健保、國民年金……等等，都只是讓許多事務的經營更集中在中央政府的少數人手中。不符合自由人的命運自己負責的觀念。

所謂的「另一套法律與社會制度」，指的就是真正的改革、開放後的法律與社會制度。但是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罷，都以我們是「民主國家」，「依法治國」等等幌子，使用現有的舊法律來壓制民眾。也就是說，他們絕不會真正的改革、開放台灣的政治制度。因為國民黨好不容易與民進黨形成好的所謂「兩黨政治」，可以告訴民眾，台灣的政治制度是向先進國家美國學習的。

歐美、日本這些曾經的「先進」國家，也由於他們的政治制度不再改革、開放，發展接近飽和狀態，成為停滯的「不進」國家。

他們不會說，目前經濟發展成長率高的國家是因為改革開放；而會說，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熟，所以成長率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