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3-30 12:01:57亞伯迪爾
愛國主義的陷阱
眾媒體所依存的成立的原理結構，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地下鐵沙林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與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像這樣，人們或多或少都共同地乘著所謂「正義」「正常」「健康」的大馬車。…然而在這巨大共識之流的盡頭，事件發生以來已經經過兩年歲月，身處「正常」的「這邊」的我們，在巨大共乘馬車搖晃前進之下，到底到達什麼地方了？ （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
911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有一個多月，這一個月的發展深入人心。連我家六歲容揚都對我提出幾個問題(很湊巧都在餐桌上，害我吃晚餐都不怎麼消化):「阿富汗是不是壞人?」
「為什麼美國國王要去打阿富汗?」今天晚上餐桌上，在家幫忙家務的劉阿姨，平常不看媒體只靠小眾口耳相傳，也問我：「是不是就是那個叫作賓拉登的人做的壞事?」我知道要用很簡單的語言，來對她們說一些很複雜的事，是吃力不討好的。但是我還是決定一試，講清楚說明白一些事實：「美國」作了許多「壞事」，但是美國人不應為此受害，美國人也不應該出兵攻打與攻擊事件無關的阿富汗。
我發現她們懂得我在說什麼，而美國總統與其政治人物卻唯恐美國人無法了解（接受）這樣的說法(還是他們真的以為自己是一直是正義之師?)，在整個攻擊事件之後，這些政治領袖的反應是直接訴諸簡單的愛國主義。但是，正如某一受害家屬所說：「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受到報復性的摧殘，我不希望美國人發動戰爭。」當然，大部分的美國人不這麼想，大部分的美國人並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在這三十幾年來對阿拉伯世界的人而言，等同於另一種「恐怖主義」。有關美國如何介入以阿衝突，使得成千上萬巴勒斯坦人失去一切，在這期間已經有許多國內外的評論，其中不乏相當精闢的見解，非常有助於遠在台灣卻也深受影響的我們，了解這件事件以及引發的戰爭，其背後的層層景深。我無意在此再增加一篇面面俱到、分析時事的評論，我想寫的是我自己觀察這些發展所聯想到的一些人、書以及看法，主要圍繞在愛國主義的討論。
911事件之後，美國上下同仇敵愾，形成一股高漲的愛國主義（我每次要從Yahoo上New York Times的網站，總會隨即出現一頁顯示美國國旗的畫面）。在這種情緒之下，長
期批評美國中東政策的幾位美國知識份子，紛紛在美國以外的媒體發表另類觀點，如
Susan Suntag在La Monde（法國世界報）以及Edward Said在The
Observer(英國觀察報)
，都發表了幾篇批判美國的文章。他們的言論很難被美國讀者接受，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為美國人平常所接觸的媒體中，很少對美國國際政治的作為所引發的各種後果，做平衡的報導。以致於在這麼重大的恐怖災難之後，美國人並沒有時間和心情聽得下這些「諍言」，他們當然要美國政府展現鐵腕，報復加害者。
在這裡，我想到先前讀到美國哲學家Martha Nussbaum一篇討論愛國主義的文章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from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edited by Martha Nussbaum et al., 1996, Beacon Press），Nussbaum在文中談到，正因為美國做為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強權，透過跨國公司與美國軍事與外交政策，對許多國家的人民造成各種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她極力主張，美國的教育應該教育美國人理解世界時，有更多跨越美國利益（或愛國主義式）的觀點。
她認為，美國人有道德的義務去同情性地理解他國處境，這種情操，就是她談的cosmopolitanism（我在此暫譯為普世主義）。當我讀到Nussbaum引述斯多葛學派Marcus
Aurelius的一段話，我深知做到這種普世主義的困難，但又同時覺得這是一值得用力追求的目標：讓自己習於體察他人所說的話，而且想辦法進入這些他人的心中去瞭解這些話的意義。一個人在嘗試用理解的方式對他人的行動下判斷之前，必須了解許多事。
這樣的理解始自於我們對人類的想像，我們必須想像所有的人和自己的基本需求、盼望、夢想，都是非常類似的。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想，就不會接受像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的衝突」來理解西方與非西方的衝突(他關照的是文化的差異)，而會去問一些其他的問題，比如：所謂的恐怖份子只是基於宗教狂熱（所以和大部分人的基本想法行為都不相同）去從事這種敵我俱焚的瘋狂行動？還是他們也和我們大部分人一樣，他們也想活下來、也想安定地居住在一個沒有紛爭的世界、更想與人為善？那麼到底是什麼使得他們如此絕望？或用句村上春樹在他為了探討奧母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所寫的「地下鐵事件」中的一句話：「到底扣子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扣錯了呢？」這樣的問題顯然和那些將奧母真理教或賓拉登看做是一個刺眼、突出、並且例外的扣子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我寫到此，嘉苓進來，我對她提到這扣子說，她馬上提供我一個資訊，她說最近有一位據稱研究賓拉登心理狀態的專家，911 以後被邀請上了三百次的媒體，可見美
國人現在的焦點在於賓拉登這個刺眼的扣子上面）。我們不是更應該問：「第一個扣錯扣子的動作從哪時開始呢？」
Nussbaum
也指出在每個國家高喊自己的主張與利益時，要做一個能從正義與良善來
衡量我們自己國家的作為，也就是做一位具有普世價值的人，就好像一個從愛國主義所蓋起舒適與簡單情感的家中出走在外流離的人。因為，就像Said在他的自傳「鄉關何處」中所說：「應該優先的是思想意識，而不是國族或部落意識，無論這種本末先後的取捨使一個人多孤獨。」Said便十分感慨自911
事件之後，一些原本屬於自由派的媒體，其言論也是充滿了簡化的正邪對立觀點。我以前十分心儀紐約時報「言人之不敢言」的道德勇氣，現在卻也成為本文一開始村上春樹所說的那種共識大馬車.美國媒體所依存的原理結構，也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911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與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愛國主義正是這種簡化邏輯背後的陰影. 順便一提,台灣媒體的國際新聞一向缺乏主體性，一向採取美國觀點，這樣的偏頗在這次的報導中更是慘不忍卒讀，連「美軍痛殲阿富汗」這樣的標題都出現，令人有不知身在何處之嘆。台灣媒體這種將「愛美國主義」全盤移植的作法, 真是令人可悲！
911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有一個多月，這一個月的發展深入人心。連我家六歲容揚都對我提出幾個問題(很湊巧都在餐桌上，害我吃晚餐都不怎麼消化):「阿富汗是不是壞人?」
「為什麼美國國王要去打阿富汗?」今天晚上餐桌上，在家幫忙家務的劉阿姨，平常不看媒體只靠小眾口耳相傳，也問我：「是不是就是那個叫作賓拉登的人做的壞事?」我知道要用很簡單的語言，來對她們說一些很複雜的事，是吃力不討好的。但是我還是決定一試，講清楚說明白一些事實：「美國」作了許多「壞事」，但是美國人不應為此受害，美國人也不應該出兵攻打與攻擊事件無關的阿富汗。
我發現她們懂得我在說什麼，而美國總統與其政治人物卻唯恐美國人無法了解（接受）這樣的說法(還是他們真的以為自己是一直是正義之師?)，在整個攻擊事件之後，這些政治領袖的反應是直接訴諸簡單的愛國主義。但是，正如某一受害家屬所說：「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受到報復性的摧殘，我不希望美國人發動戰爭。」當然，大部分的美國人不這麼想，大部分的美國人並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在這三十幾年來對阿拉伯世界的人而言，等同於另一種「恐怖主義」。有關美國如何介入以阿衝突，使得成千上萬巴勒斯坦人失去一切，在這期間已經有許多國內外的評論，其中不乏相當精闢的見解，非常有助於遠在台灣卻也深受影響的我們，了解這件事件以及引發的戰爭，其背後的層層景深。我無意在此再增加一篇面面俱到、分析時事的評論，我想寫的是我自己觀察這些發展所聯想到的一些人、書以及看法，主要圍繞在愛國主義的討論。
911事件之後，美國上下同仇敵愾，形成一股高漲的愛國主義（我每次要從Yahoo上New York Times的網站，總會隨即出現一頁顯示美國國旗的畫面）。在這種情緒之下，長
期批評美國中東政策的幾位美國知識份子，紛紛在美國以外的媒體發表另類觀點，如
Susan Suntag在La Monde（法國世界報）以及Edward Said在The
Observer(英國觀察報)
，都發表了幾篇批判美國的文章。他們的言論很難被美國讀者接受，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為美國人平常所接觸的媒體中，很少對美國國際政治的作為所引發的各種後果，做平衡的報導。以致於在這麼重大的恐怖災難之後，美國人並沒有時間和心情聽得下這些「諍言」，他們當然要美國政府展現鐵腕，報復加害者。
在這裡，我想到先前讀到美國哲學家Martha Nussbaum一篇討論愛國主義的文章
（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 from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edited by Martha Nussbaum et al., 1996, Beacon Press），Nussbaum在文中談到，正因為美國做為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強權，透過跨國公司與美國軍事與外交政策，對許多國家的人民造成各種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她極力主張，美國的教育應該教育美國人理解世界時，有更多跨越美國利益（或愛國主義式）的觀點。
她認為，美國人有道德的義務去同情性地理解他國處境，這種情操，就是她談的cosmopolitanism（我在此暫譯為普世主義）。當我讀到Nussbaum引述斯多葛學派Marcus
Aurelius的一段話，我深知做到這種普世主義的困難，但又同時覺得這是一值得用力追求的目標：讓自己習於體察他人所說的話，而且想辦法進入這些他人的心中去瞭解這些話的意義。一個人在嘗試用理解的方式對他人的行動下判斷之前，必須了解許多事。
這樣的理解始自於我們對人類的想像，我們必須想像所有的人和自己的基本需求、盼望、夢想，都是非常類似的。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想，就不會接受像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的衝突」來理解西方與非西方的衝突(他關照的是文化的差異)，而會去問一些其他的問題，比如：所謂的恐怖份子只是基於宗教狂熱（所以和大部分人的基本想法行為都不相同）去從事這種敵我俱焚的瘋狂行動？還是他們也和我們大部分人一樣，他們也想活下來、也想安定地居住在一個沒有紛爭的世界、更想與人為善？那麼到底是什麼使得他們如此絕望？或用句村上春樹在他為了探討奧母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所寫的「地下鐵事件」中的一句話：「到底扣子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扣錯了呢？」這樣的問題顯然和那些將奧母真理教或賓拉登看做是一個刺眼、突出、並且例外的扣子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我寫到此，嘉苓進來，我對她提到這扣子說，她馬上提供我一個資訊，她說最近有一位據稱研究賓拉登心理狀態的專家，911 以後被邀請上了三百次的媒體，可見美
國人現在的焦點在於賓拉登這個刺眼的扣子上面）。我們不是更應該問：「第一個扣錯扣子的動作從哪時開始呢？」
Nussbaum
也指出在每個國家高喊自己的主張與利益時，要做一個能從正義與良善來
衡量我們自己國家的作為，也就是做一位具有普世價值的人，就好像一個從愛國主義所蓋起舒適與簡單情感的家中出走在外流離的人。因為，就像Said在他的自傳「鄉關何處」中所說：「應該優先的是思想意識，而不是國族或部落意識，無論這種本末先後的取捨使一個人多孤獨。」Said便十分感慨自911
事件之後，一些原本屬於自由派的媒體，其言論也是充滿了簡化的正邪對立觀點。我以前十分心儀紐約時報「言人之不敢言」的道德勇氣，現在卻也成為本文一開始村上春樹所說的那種共識大馬車.美國媒體所依存的原理結構，也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911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與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愛國主義正是這種簡化邏輯背後的陰影. 順便一提,台灣媒體的國際新聞一向缺乏主體性，一向採取美國觀點，這樣的偏頗在這次的報導中更是慘不忍卒讀，連「美軍痛殲阿富汗」這樣的標題都出現，令人有不知身在何處之嘆。台灣媒體這種將「愛美國主義」全盤移植的作法, 真是令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