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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争论

时间：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６日至１８日

地点：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即所谓的“盘峰论争”。

涉及人物：“知识分子写作”前身是诗人西川提出来的中年写作。１９８９年，诗人欧阳江河将“知识分子”范围扩大化，并定位为一种写作姿态和身份。聚集了西川、王家新、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张曙光等诗人，以及程光炜、唐晓渡、陈超等一些诗评家，以云南《大家》、上海《倾向》等杂志为阵地。

另一派是“民间立场”，韩东认为“当代民间的开端”是《今天》杂志首次提出的。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非非”、“他们”、“莽汉主义”流派中的部分诗人如韩东、于坚，自觉充当起了“民间”写作的领军人物。同时还有“以变化了的方式维护必要的‘民间立场’”的诗人杨健、朱文、鲁羊、阿坚、刘立杆、朱朱、侯马、徐江，诗评家沈奇、谢有顺等人。

事件概述：在“盘峰会议”上，以民间口语为话语标识的“口语派”诗人与从事“知识分子写作”的“书语派”精英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话语权力角逐和美学立场的激烈论争。这就是所谓的“盘峰论战”。双方，言词犀利，甚至演化为肢体的暴力。论战在会后长期延续，双方都组织了大量批评文本（正式和非正式的文集、选集），但它们却在文学界乃至学术界遭到了忽略与漠视，只是在先锋诗人之间流传。

以于坚、韩东等诗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派，即使用原生口语，书写日常生活表象，号称反文化的诗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脱离时代，脱离当下，孤芳自赏，是西方在中国的诗歌买办；以西川、王家新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讲究使用局面口语，强调写作难度的精神品质的诗人，质疑“民间写作”的高度可疑，认为是“依附于民间立场这个庞然大物来欺世盗名”，口语崇拜是对语言最大的不尊重，因为它把诗歌写作降低为一次性的消费行为。



民间立场的内部大论争

时间：２００１年初

地点：“诗江湖”论坛

事件概述：２０００年，由吕叶等人发起的“衡山诗会”召开，会上，来自“民间写作”自身的批评开始出现了。沈浩波批评他此前大力称道的“非非”、“他们”、“莽汉”等部分前第三代诗人和“八五年一代”诗人中的大部，还有贾薇、阿坚等人的作品，从先锋性的减弱和缺失的角度，提出“我就是要先锋到底”的口号。

韩东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期《作家》杂志上，对沈浩波半年前在衡山诗会上的先锋口号进行质疑和挖苦，沈随后在网上帖文反击；由于韩东在与沈的论争中已指称沈为“伪民间”，杨黎、何小竹等进一步斥沈为“伪民间”、“混子”，得到大部分前“他们”诗人群的支持。杨黎更因沈浩波是《２０００中国新诗年鉴》的编委，将这次争执归结为年选与年鉴之争，争论至此陷入扩大化，持续６天，卷入其中的诗人作家４０余名，被称为“民间立场的内部大论争”。

语录：我知道我在衡山的发言让你感到疼了，疼了就叫出声来，别这么阴阳怪气的，别跟我玩阴损，你的口气我真是讨厌——“小”啊，你知道吗？

——正方



我没有说你是白痴，我说的是“文学＝先锋＝反抒情＝讥讽调侃”是一个白痴公式。发明白痴公式的人不一定就是白痴，就像使用傻瓜相机的不一定就是傻瓜。

——反方



因诗获罪案

时间：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

地点：重庆市彭水县

涉及双方：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彭水县公安局。

事件概述：秦中飞填了一首《沁园春·彭水》的诗词，内容为该县几个轰动的社会事件，并用短信以及ＱＱ转发给了其他朋友。公安局于９月１１日对其正式下发逮捕令，在被关押了近３０天后，由公安局动员其远房堂兄“取保候审”。

语录：“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

——《沁园春·彭水》



现在进行时

“梨花体”算不算诗的争论

时间：２００６年９月

地点：新浪网

涉及双方：韩寒、李承鹏及其粉丝；赵丽华、伊沙、沈浩波及其他现代派诗人。

事件概述：从９月底至今，事件热浪不断。先是国家级诗人赵丽华的旧作在网上广泛流传，顿时在网络上引发“爆炸”，多数为批评。９月２６日到３０日，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放言“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并称诗人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打“回车”键。这话激怒了诗人们，伊沙、沈浩波等诗人纷纷粉墨登场力挺赵丽华。发表《韩寒灭诗，死得难看》等。直至沈浩波以一首《从此君王不早朝——答在我的博文后翻江倒海的跟帖奴才》，表达了停战的念头，双方才告一段落。

语录：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群从脑子浑到肠子的玩意儿讲道理呢？这小戏子，一会儿装疯卖傻，一会儿委屈万状，一会儿撒泼，一会儿撒娇，要被他缠上了，我可真是幽灵缠身了？社会需要戏子逗大家开心，我就不需要了。

——反方

我的观点一直是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

——正方



诗歌裸体秀

时间：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

地点：北京海淀第三极书局

出场人物：杨黎、苏菲舒等“挺赵”诗人

事件概述：诗人杨黎在网上贴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的帖子，邀请诗人们在９月３０日晚相聚，召开一次名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的诗歌朗诵会。略显冷清的诗咏会进行到一半，“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准备手拿麦克激情朗咏时，第三极书局管理人员从音响操作台后跳出来制止，使会议流产。

“文学已死”的炒作？

时间：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７日

地点：现代文学馆，“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建构专题”研讨会。

涉及人物：赵丽华、叶匡政、梁小斌、宋琳、霍俊明、牧野等

事件概述：在会上，赵丽华强调，恶搞事件是某些诗人的恶意操作，为了顾全诗歌声誉，也为了还自己一个清静，她不想具体指出哪些人。但会议中，叶匡政不失时机宣读了他的《文学死了》一文，引起在座诗人的广泛争议，扭转了会议的内容重点。

语录：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正方

善于制造耸人听闻言论的叶匡政在这乱云飞渡各领风骚三两天的网络时代终于按捺不住寂寞，抛出了《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的口号式文章，且一下子就跃上新浪主页及博客主页，不能不说是叶匡政在这诗歌多事的九月之后的继续炒作。——反方

从&quot盘峰论争&quot看当今诗坛问题种种／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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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一共设了六个议题，我看了一下，其中第二和第五个议题与我近一两年来思考问题的点有所契合。考虑到&quot个人生存经验与个人诗歌写作的关系&quot这方面的话题我前一阵谈的和写的比较多了（见[葵]、[诗探索]、[诗参考]、[下半身]等刊），今天我就着重就第二个议题--&quot对九十年代汉语诗歌事件的认识&quot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流。

我选的切入点开始已经讲了，是&quot盘峰论争&quot。为什么选它呢？因为它爆发的时间很绝--在1999年，上世纪末。前接整个九十年代，后启全新的二十一世纪，时间上有一点象征象意味。论争两方的见解又是自第三代以来最为水火不容的。甚至可以说，上一个十年以来诗坛积累的许多问题在这次会上都得到了爆发。而这之后，一系列文字交锋的火力汇聚点又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1-我们如何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诗与伪诗的界限；2-诗人有没有权利在借用全体的名目搞一系列活动的同时，有意识地对持不同艺术主张的同行进行遮蔽、搞党同伐异；3-现代诗与生活以及书本上的知识究竟该保持一种什麽样的关系；4-前卫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quot盘峰论争&quot又引出了一个汉语现代诗今后的走向问题，可谈的内容有很多。所以它已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诗歌事件，甚至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唯一的诗歌事件。

当然，我这样讲，有的同行会有疑惑：为什麽是唯一的，难道引起广泛关注的海子自杀不是麽？我说那当然，海子的死发生在1989年，按说该算作八十年代诗坛最后的事件，可是不朽，那之后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所以它也就成了倒数第二个。海子的诗引起广泛关注是在九十年代，但我认为对诗的关注不构成一次具体事件，它只能算一个现象。还有的诗评家去年在北京讲，于坚发表[零档案]和王家新从伦敦回国是九十年代诗坛的两大事件。我说这样的诗评家不做也罢，因为他还没闹明白一个界限，即作为文坛意义上的事件，其影响一定得具有普泛意义，而不应是仅仅针对个人的。[零档案]对于坚个人的创作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对整个诗坛来讲，又是另一回事。它仅仅构成一位杰出诗人个人写作中的事件，不象某些评论家认为的那麽具有标志性。王家新的事就更是个人意义上的了。因为出国，对于他这种苦孩子出身的人来说，无异于精神上的脱贫。中国一些文人这二十年来搞得很势利眼，只要是国外来的，不管真假，一概说其好。所以家新从国外回来，一手举着英美，一手举着俄苏，比当初王明同志从共产国际回来要威风多了。但这不能构成一事件。虽然家新很想让大家把它当成一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出于此种目的和一些人做手脚搞包装，带出很多创作上的负面影响，但究其实质，他的回国和咱们谁家邻居出国一样，仍属于非诗的范畴。上述从诗坛影响角度而言，都无法成其为事件。至于还有其它一些具体的事，我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quot盘峰论争&quot爆发前的漫长酝酿和预备过程中的诸多诱因。

&quot盘峰论争&quot是九十年代诗坛众多积累问题的爆发，以及反省的开始。今天在时隔一年多以后与大家一起回首这次论争，我以为它的出现貌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将近十年，积累了那麽多问题，大家总不能一直闷在肚子里吧，总要找个地方说吧。盘峰诗会开了，正好给一些人率先说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没有北京平谷县的盘峰宾馆开这个会，而是在天津或成都开了一个什麽诗会，或者在衡阳开了一个什麽诗会，各地与会的人跟盘峰诗会的与会者名单又不尽相同，论争会不会就不发生了？我想，恐怕会照争不误，顶多是论争的程度不同罢了。因为问题在那里，观念上的冲突也在那里。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了一个遮蔽与反遮蔽的问题，存在了一个反对诗坛话语权被少数人垄断的问题。这是大背景。

我曾经和人打过一个比方：整个九十年代的诗坛热闹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死人、闹鬼、打鬼。&quot盘峰论争&quot可以说是打鬼的开始。

&quot盘锋论争&quot的直接导火索是程光炜的那本[岁月的遗照]。买办主义诗歌此前的遮蔽行为是半隐蔽的，大部分善良的诗人往往会以观念不同来宽容那一小部分人的过份。这次不一样了。他们赤裸裸跳出来了。我第一次见到那本诗集就对人说，这本书出得很及时，可以做反面教材。里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东西属于伪诗。如果从朦胧诗年代开始算起，大概可以选为当代第一本&quot非诗选&quot。程光炜那篇[不知所终的旅行]，将一本[倾向]肉麻地捧为我们时代诗歌的&quot明灯&quot，是&quot`秩序与责任`的象征&quot，看完让人直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要麽就是跑进了周星驰的搞笑电影。那套谬论简直是太超现实了。太有创见。太无知者无畏。现在想想都令人感到震惊。在程和其他一些买办诗人的笔下，我们被告知，[他们]、[非非]以及更早的[今天]的艺术权威已被&quot取代&quot。写了这麽些年东西，我就奇了怪了：一份代表陈腐小圈子趣味的刊物竟然可以一举&quot取代&quot好几种在诗界享有广泛声誉、为当代诗的推进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诗刊。呕，名与利就这麽值得人闭上眼睛、寐着良心去说瞎话呀！再有，不提诗方面的无知，仅仅因为一个存在主义，就将同情纳粹的海德格尔与坚决反纳粹的雅斯贝尔斯相提并论，程光炜的文章连学理常识都没搞懂。

因为这一系列的胡闹搞得太不成体统，我、沈浩波、于坚、谢有顺在&quot盘峰诗会&quot前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几篇文章，从各自的角度表示了疑问和不满，我又进一步在诗会上呼吁大家要关注我们诗坛和自身心灵的健康，再加上杨克[1998新诗年鉴]的出版，这些，没想到竟导致了另一方屡次咆哮会场的滑稽景象。老实讲，那次会有许多人我都是第一次见面：于坚、车前子、杨克、小海、王家新、孙文波……可我有两个挺奇特的发现，一是对诗坛持我这种观点的人还不是只我一个，二是论争对方的人怎麽动不动就大吵大嚷慷慨激昂地，看了让人替他们怪担心的。后来回家我跟人说，这哪是诗人在交流呦，整个是去看斗鸡的。我要是在上学那会儿知道诗人里有这路操行，打死我也不写诗呀。哪怕去学一口东北话，去中央台演演小品也是个正经行业呀。

有关&quot盘峰诗会&quot的具体情形一年来诞生了许多文章，相信在座的同行也都见到了一些，在此我就不再浪费时间。对于这个会，我想说的是，我的亲身见闻完全验证了我近年来对诗坛的一些担忧，我发现一些原来我尊敬的同行和辈正变得无药可救，他们正值盛年，却过早地退出了诗人的行列。这些人的表现令我感到不寒而栗。我开始怀疑起这些年我们这些诗人所进行的自我教育，我怀疑我身上会不会也隐藏着与他们同样的固执、自负和精神暴君，而有一天一旦当我步入中年，伴随着虚妄的名与利的诱惑，我会不会也成为韩东所谴责的&quot伪诗人&quot？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庆幸自己参加了那次吵架会，因为正是它，促使我全面反省自身的问题，并以王家新、西川等人为鉴。

现在某些朋友有一种糊涂的见解：认为&quot盘峰论争&quot仅仅是诗歌界内部两种诗学观念间的争论。错！大错特错。“盘峰论争”的实质就是诗歌与伪诗歌之间的交锋。你们注意到了，我提王家新孙文波西川时，称他们的写作是“买办主义诗歌”，而称另一些与他们写作近似的诗人为“泛学院写作”。为什麽，两者的区别在哪儿？区别首先在于，前一类人醉心于搞遮蔽，试图以放大一已之诗风来替代诗坛多种多样的诗学追求。西川给民间写作罗列的罪名中就有“要求利益均沾”这一条。“利益”，这两个字他写得好，写出了他们在论争中的出发点--不是要探讨诗学，而是要维护他们自认为身处北平和学院，所占有的某些特殊的利益。本来你想跟他们谈的是诗，结果现在他们非要跳起来大吵大闹，说你想沾他们的光。哇，谁见过这麽帅呆了的论争！在他们眼里，好象建设性的交流是不存在的，是难以想象的，凡事只能归为简单的“夸”和“骂”，归为利益之争。凭心而论，这种想法已经很不诗歌了。我个人对此的看法是，既然你们那麽看中那点可怜的子虚乌有、自我炒做的小名气，认为凡批评就是争利益，那这个所谓的“利益”我还真争定了。我争，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大家，为大家都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如果寻求同行间公平的发言权也算是要求利益均沾的话，那我想反问西川们一句：这种“利益均沾”，对现代诗的发展与繁荣有什麽不好？至于其他没干过黑事、没自我膨胀到变态的追求西洋学院趣味的诗人，我虽然不喜欢那种诗风，但我尊重对方在写作上的自我选择权利，我将这部分虔诚的作者称之为狭义上的“泛学院写作”。

搞写作的人满脸黑气是不行的，比如家新。他口口声声帕斯捷尔纳克。不好意思，老帕也是我很景仰的一位诗人，11年前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这个人。家新和老帕是两路人。王家新听到一个买办主义诗人的称谓就勃然大怒，听人讲后来还跑到北大去骂我，唉，我何德何能啊，要劳你王主席这麽费神？我不就是指出了你哪句诗抄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原诗中译嘛。而帕斯捷尔纳克又是个什麽样的人呢？当[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他的住宅遭到了不明真相的青年的围攻，那些人砸他的玻璃，喊着让他滚出祖国，你们猜那时他在干什麽？他写诗，他说&quot拥抱无始无终/一日长于百年。&quot至于西川，他的那股无名火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他在文章里讲说他跟我说过，让我先骂他十年他不吱声，然后他再骂我十年我也别吱声。但其实他的原话是这样的--1999年初在黄亭子酒吧，当我告诉他我写了一篇文章，两个月后将在[文友]刊出，其中批评了他的诗风时，他笑着说：&quot你们这帮孙子啊，我现在没工夫，什麽时候等腾出手来，好好收拾你们。&quot当时我还以为这 是诗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语言方式，听了觉得挺亲热的，而且觉得老大哥确实有胸襟，我好好学习。哪曾想刘军兄原来是认了真的。西川还说他写文章提我、于坚、伊沙、沈浩波是帮我们出名，如有意见，他将会在该篇以后收入文集时删去。我不知道那几位怎麽想，反正我是不敢有意见的。因为我和别人不能比。于坚是前辈，又是沈浩奇说的大诗人；伊沙是天才，还后现代；沈浩波呢，年轻有为，按百晓生的说法，以后备不住还要和谁谁&quot决战紫禁之巅&quot呢！我徐江又苯又傻，岁数也三张儿多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我真没写成，不指望靠你西川兄出名我还靠谁去？别删，千万别删。为了这个我也豁出去了，把头一个十年也让给你，我等你前后二十年。

我说上面这两个人的例子，你们中有的人可能觉得有趣，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我还沉浸在意气之中。其实不是的。我只是替他们觉得可惜。在一个缺少天才还扼杀天才的年代，我们这些诗坛上的普通人，从默默无闻写到圈内一些人知道你，哪一个不是起码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好不容易修炼成今天的西川、王家新、孙文波、他们容易吗？太不容易了。可为什麽，小名气刚刚有一点，诗和人就忽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这里耐人寻味的东西实在太多。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就不信了，他王家新、西川刚开始写诗的时候，目的就是有朝一日为了对不同看法的同行破口大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讨论诗，我想也不是为了这个。但我们以后会不会像他们一样，被一些虚假的感觉搞得很失态，贻笑众人，这可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趁现在我们还处于需要靠别人文章帮忙才能出名的这个时候，预先自我警醒一下。这又涉及到了一个诗人自律与自省的严肃问题。因此我觉得除了那些热闹的表象之外，&quot盘峰论争&quot令人深思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下面我再就诗坛这一年来论争的反思谈一谈如何看待先锋和书本与诗的关系。

如果说，&quot盘峰论争&quot的酝酿与进行为我们一年多以来各种诗学探索打破遮蔽、打破诗坛沉寂、并提醒诗人注重自身弱点的自省，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的话，那麽，对这一重要事件的反思，则向我们的诗歌界提出了两个问题：1-在现阶段，如何使当代诗的发展保持更强的活力；2-在泛学院写作结出买办主义诗歌这朵恶之花后，如何处理好学习、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先说第一个。今天的汉语诗歌要想保持更强更持久的活力，那就必须处理好两件事：一个是先锋精神要贯彻始终，要不断出新作，探索新境界，推出有实力的新人，给大家营造一个比过去健康活跃的生存和交流环境；一个是则是在此基础上维护诗的纯粹、高水准，警惕求新不求质，警惕把先锋单纯作为一种做秀，否则，今天来之不易的诗歌环境会再次恶化。这方面，我建议现有的几种年鉴年选的编辑者，还有我们这些在座的民刊主持者，一定要在选诗的质量上把好关，不要过于讲私交、闹笑话，更不要因一时的不慎犯低级错误。选诗和编诗是个容易得罪人的事，但请想一下，我们这些人是因为什麽才坐到一处的？是因为诗，是因为期待从我们这一代，当代诗歌早日走出模仿西方和拾古人牙慧的阴影，所以，还是彼此苛刻一些的好。

第二个实质上涉及的是今天如何看待我们读前人的诗与我们自己写的诗之间关系的事。泛学院写作结出买办主义诗歌这朵恶之花之后，许多诗人对经典产生了一种怀疑，对读书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那前一批所谓饱学之士的作品和表现让他们对经典失望之极，他们怕了。沈浩波就是一个代表。他现在烦透了里尔克、叶芝、布罗茨基那些人的名字，所悔自己当初读了许多书。但我明白他这种烦实际上与那些大师本人无关，他是痛恨那些人的汉语译本，还有在那些译本教育下形成的脱离时代的诗歌趣味。其实呢，我以为他之所以对当代诗有许多清醒的论述，除了他的悟性外，他原来读的书也为他提供了许多正面反面的依据。不读书不行。但你要知道，每一位人所公认的大师相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诗人来讲，既构成一种榜样，也构成一种阴影，一种来自于既往前卫诗学趣味的诱惑，大师自有他时代的局限。如果死读书，如果不以一种怀疑的精神进入到文学的探究中，再虔诚的人也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模仿者，一个赝品诗人，从而无形中背离写作的初衷。但赝品诗人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他们读书，而是因为他们不会读书，他们 过于教条地去死读，进而还以为那些书可以替代眼前缤纷多彩的世界，他们以为对现实保持冷漠就是有思想，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体现。他们以为他们尊崇的那些大师就是这样活着的。他们忘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年轻时是个和马雅可夫斯基同样雄辩的诗人，卡夫卡去嫖过妓、为此对自己深感厌恶，加缪为阿尔及利亚与政府仗义执言、可跟萨特谈起女人竟满嘴污言秽语。大师们都有各自的缺点，也都有过欢蹦乱跳的时刻，作为活生生的人，他们绝对不象我国知识混混们描述的那麽死眉塌眼。所以我要讲，书还是要读的。但读书的方法可以变一下。毕竟，现代诗歌是不主张&quot无知者无畏&quot的。

伊沙在这一点上是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听到他说某某人诗差是因为书读太多了，于是以为他不怎麽读书，甚至我们原来的大学老同学有的也以为他不读书。一个人写诗写到他这个份上，还是大学教师，他怎麽可能不读书？我原来最怕他跟我借书。倒不是不还，还了，书起了卷儿，有的还没了封面。我后来只好每次直接找他老婆，让她先给书包个书皮儿。再后来为了保险，我只借他包完书皮儿的书。所以每次在读书这件事上听他指责别人或是别人指责他，我都感到很有意思。

最后我想起一句老话--&quot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quot土了点儿。但对中国诗歌，却是正理。

说完了，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徐江在中国南岳“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专题论坛之一：“90年代诗歌事件的意义及诗歌与社会、文化等共生关系的讨论”的发言录音整理。）

《中间代——独具理性禀赋的精神群雕》

南 鸥

直至今日，从安琪提出《中间代》的概念以来，对这一命名的论述已经相当多了，众多的理论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了立体的全景式描述，因而当我接着要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一番打量时，我想我的言说是否具有新的意义？从哪一个角度，才能揭示它的本质属性，将其与第三代和70后严格的区别出来？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想就这一群体的一些本质性特征作一些我个人化的描述，以期对《中间代》这一独特诗学断代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各位朋友进行真切的交流。

一、对朦胧诗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对第三代反文化立场的警惕，是《中间代》诗人理性品质的的集中体现

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心灵，像我们民族一样被意识形态如此强烈的渗透与浸染，所以，我们一个时代诗歌脉络的演变，更多的体现在意识形态的轨迹之上，绝非是纯粹意义上的诗学自身规律的演化。以黄翔、食指、北岛、多多、舒婷、顾城、杨炼、芒克、梁晓斌、哑默等为杰出代表的朦胧诗人，他们的杰出成就更多的体现出对现实的反抗与批判这一精神指向，尤其是对现实的专制主义禁锢的批判与反抗，并且这种反抗与批判始终与对理想的追求和英雄主义的拯救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他们的这种精神指向是建立在对一个时代的理性批判之上，具有理性的品质和力量，并为我们留下了值得传承的宝贵的理性精神。

众所周知，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共同策动的86年诗歌大展，掀起了一场非理性的以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为使命、以集群冲锋为特征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它的横空出世，旋风般席卷整个中国诗坛，致使朦胧诗优秀的理性传统还没有得到及时的传承，就被所消解、覆盖。必须承认，第三代的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的诗歌主张对现实的否定和解构，对诗歌写作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直接让诗歌写作回到当下的生存境遇，回到生命本身。这是诗歌和生命的本体性双重觉性，以致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正是在这样的否定和解构之中获得了新的向度和视角，才从宏大的叙事、题旨中回到个体心灵的颤动上来，回到世俗生活的细节和纹理上来。
诚然，这是第三代对诗歌写作本体性观念的贡献，极大的推进了诗歌演化的进程，出现了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周伦右、孙文波、柏桦、李亚伟、默默、蓝马等众多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一些具有重要文本价值的作品，而正是这些优秀的诗人和重要的文本使得汉语诗歌的未来存在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并且，这种反叛在当时需要相当的理论勇气，更需要来自心灵的力量和精神气质。但是，我认为它的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是一种文化的极端化表现，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因素，潜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因子，一种对精神的蔑视和逃逸，致使它表现出一种精神立场的暧昧，而这种蔑视和逃逸之必然会对价值、心灵和命运存在着非理性的拒绝和伤害，对于当时最需要的理性精神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并且，这种反叛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意味，因而这种诗学的演变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被意识形态所驱使、笼罩、夹持的演变。我在写作《断裂：从蒙胧诗到第三代》一份迟到的诗学提纲时，谈到了由于第三代诗人的横空出世，致使对朦胧诗理性精神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使得这一任务历史的落在另一群像的肩上。

现在，活跃在《中间代》创作一线的相当一部分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86诗歌大展”的在场者，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由于对意识形态对一个时代诗歌的夹持的麻木、对中国特色的“揭竿而起”的诗歌运动领悟的迟钝，他们没有成为那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无论是从当时来说，还是从现在来看，他们的才思与激情并不逊色于积极投身到“86诗歌大展”的一些诗人，因此，我认为他们无缘那场伟大的诗歌运动，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理性，由于他们对这一运动的“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保持了应有的警惕！

从一个历史时期和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诗人由于没有搭上那列伟大的列车，再加上由于社会的转型和对文化的漠视，致使他们在十余年或许更长的时间内受到相当的遮蔽，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他们获得了理性的精神与力量，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无疑，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以一种理性的力量和更加深厚的功力闪亮登场！

二、对社会转型的阵痛、后现代思潮的强烈渗透以及商业社会对诗歌漠视的三重承受，锤炼了他们批评与反思的理性精神和独具魅力的人格特征

我时常感叹“历史对我们太慷慨”！因为文革的余震我们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78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全面转型我们亲眼目睹了；80年代中期西方思想的熏陶和洗礼我们欣然接受了；89年政治风波一些朋友还纵身卷入了；而以游戏和庸俗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的突然降临我们正坦然的承受着，也就是说，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也许是一个世纪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都不曾出现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程，完成了历史的横跨和与西方心灵的对接。面对突如其来的如此急促的心灵的切割，人们更多感到的是历史的慷慨和厚爱。尽管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诸多事件，都像钢锯一样在心灵上纵横切割。但是，无疑这是一份异常珍贵的历史厚礼，它使人们的心灵获得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真切体悟。此刻，我再一次强烈的感到这种慷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意味。

心灵的沦陷与流亡，是诗人共同的历史与现实的境遇。
毫无疑问，这是当代最锥心的人文课题。从西方工业革命的过程来看，心灵的“无根性”，是现代人的一个根本属性，这种无根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指由于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神性的消失，二是指人的心灵所受的前所未有的摧残、肢解和无家可归。
面对我国社会的转型、后现代思潮的渗透和商业社会的突然降临，我认为诗人“依然同样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茫、虚无之中，而这种无家可归是指作为人类生活的最敏感的神经——价值的全面倒塌和丧失直接导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为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秩序，没有向度，个体的生命如尘埃一样毫无意义，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分裂、丧失于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南鸥《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诗歌月刊》2006年第6期）这是当下诗人深陷而无力自拔的现实境遇！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论及这一残酷剧照。

1、社会转型是价值倒塌的内在原因和现实基础。
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深刻而具体的命题，从宏观上说，它直接改变了人们在原有座标系中的位置，而从微观上看，它可以强行深入到人们染色体的层面对其进行肢解和吞噬。正如我在《价值，是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一文中所论述的：“随着社会的转型，财富，成为社会价值的唯一体现和最高的体现。人们对财富的本能占有和追求让人们忘记了人的姓氏：信仰被冷藏，道德、尊严、情感已经丧失最后的底线，一切都被金钱覆盖与吞噬，金钱成为指挥一切、控制一切、奴役一切的巨大的魔兽，原有的秩序被变形、被扭曲，人们仿佛被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阴冷的、恐怖的充满着凶残与死寂的荒原！”因此！我认为价值是考量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尺度，是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而社会的转型集中体现在价值观念的演化、值体系的倾斜和倒塌上，一切无序和混乱都是价值体系倒塌的直接结果。

2、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是“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肢解、与吞噬。
近二十年来，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一直在我们精神文化的领空密布和徘徊，像瘟疫一样渗透我们的血液、骨髓和肌肤。它改变了我们的血质和基因，对我们固有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层的爆破和肆无忌惮的肢解。

那么，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潮有哪些特征呢？
否定，应该说是后现代的根本特征。它包括对一元论、最高真理、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唯一视角的否定。而倡导多元性，推崇多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征，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具体形态，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则是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否定”和“多元”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生活观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否定的是一元论、是绝对权威，它又竭力主张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倡导多元化和相对性，但是，这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滑向极端，就会演变为对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真、善、美等基本精神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陷落一种虚无主义的深渊。

根据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诗歌领域出现的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的思潮，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否定”的特征在思想文化形态上极端化的具体表现，显然是后现代由多元化和相对性滑向了极端，否定了价值——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尺度，陷入一种虚无和混沌之中。因而，“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文化领空的时候，部分诗人无法摆脱被吞噬、被肢解的厄运，并与之相策应，成为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高举“非价值”、“非崇高”、“非英雄”的大旗，并使之堂而皇之的成为一种新的真理和新话语霸权。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基本精神向度和宏大题旨的一种蔑视，对崇高、英雄和理想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基本元素进行了疯狂的解构。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想象力的严重缺失，因而，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南鸥《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代诗歌》（2006年《诗歌月刊》第五期））

3、消费文化的突然降临是当下诗人面临的又一课题。众所周知，消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游戏性和庸俗性，它追求感官的痛快和瞬间的刺激，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萎缩和贫困的集中表现，显然，它与诗歌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再加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满足人们心灵需要的产品的选择日益丰富，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之中，文学理所当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诗歌再次成为边缘中的边缘，日渐从人们生活的主题旋律中剥离开来，远离公众的视野，成为酒吧的咖啡，成为午后的休闲面点，成为午夜红灯区昏黄暧昧、隐约凋落的残影，成为卫生间的道具……文学已经陷入极度的“尴尬和边缘”

面对社会的转型、后现代思潮的渗透和消费文化的三重围剿，相当一部分《中间代》诗人表现出对理性精神的崇敬和对人格的坚守。他们面对转型的阵痛、面对后现代的肢解和消费文化的摧残，具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他们更多的保持一种理性和批判的精神，独立于时尚和庸俗之外。而另一部分则在被近乎于残酷的肢解中和挣扎中，在对现实令人“无解”的虚无、孤寂和绝望中发现了理性的光芒。无疑，《中间代》相当一部分诗人，他们在极限中受到锤炼，他们是见证者又是承受者，而这种见证和承受对他们的理性品格和人格特征进行了最为惨烈的检验，提升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智者和歌王的理性精神和独具魅力的博大、隐忍、宽容的人格品质。如果当时安琪“是时候了”的呼唤预示着《中间代》这一群体经过10余年的见证、承受的沉潜即将揭竿而起，那么，此刻我同样要说“是时候了”，这必将预示着《中间代》的诗人们将用自己的独特而成熟的文本，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向当下诗歌发起持续的冲锋！

三、诗学主张的多元和文本的精彩纷呈，充分展示了《中间代》诗人严肃的诗学态度和诗学品格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涌入我国，而此时也正是绝大多数《中间代》诗人开始诗歌写作的时间；我们还知道后现代在否定的同时倡导多元性、推崇多元化，在艺术活动中它推崇创造性，反对摹仿和复制。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则是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显然，这是《中间代》诗人艺术主张的多元和文本精彩纷呈的理论依据。关于这个观点王岳川先生论述得更加具体“对中国后现代而言，与其将之作为一种主义、流派、时尚，不如将之看成是胶着的问题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上，前现代的传统性，现代性的理性、后现代的当下性，以及个体与群体、民间与主流、思想史与学术史等都编织在话语观念体上。遭遇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进入这一网状结构，同时又不可能将其体系化和绝对化，而只能通过进入个体的言说看出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有可能逃离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和所谓终极价值的绝对性，进入到个体言说的有限性中去。”（《中国后现代话语》中山大学出版社）这就是说，后现代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具体表现为主旨的多意性、创作方式的多元性、语言的多样性和审美的丰富性。而正是这四个方面的特性，极大的提升了《中间代》诗人的创造活力，使得《中间代》呈现出诗学主张的多元和文本精彩纷呈、彼此相互辉映的格局，充分展示了他们严肃的诗学态度和诗学品格。

必须指出，我们强调多元，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肯定在多元的集合体中总有一个元更逼近当下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应该具有一个时代的更逼近真实的诗歌精神。
我始终认为，“诗歌精神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进行彻照的一种精神立场；是对该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审美意志等方面诗性的揭示、发现、指认（承受、批判、赞美）和命名（开掘、引领）的一种诗歌理想。”（南鸥《倾斜的屋宇——后现代与当下诗歌》《诗歌月刊》2006年第五期））而当下的诗歌精神，就是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及突然降临的消费文化对我们的摧残，以诗人独自的风格、独自的言说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伤口的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这段历史进行独具个性的客观指认和有效的命名。然而，历史总是这样令人失望，或许是历史需要沉淀，当下相当数量的诗人，并没有确立一种更具严肃意义的精神立场和诗学主张，没有去发现和揭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伤口的独具个性的话语方式。

我始终认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面对世界的立场和态度，二是在切入世界时所选择的与世界的距离（角度）。如果距离太近，诗歌变成对现实的图解和说明，如果太远，甚至走向极端，就会导致不知所云、无法解读。纵观《中间代》以伊沙、侯马、哑石、远村、格式、安琪、王明韵、余怒、谯达摩、道辉、黄梵、周瓒、老巢、潘维、非亚、桑克、蓝蓝、树才、朱文、西渡、林童、海男、臧棣、鲁西西、雷平阳、庞培、叶匡政等为代表的诗人的文本，他们各自的风格绝然不同。由于众多的批评家已经对他们的文本的特点作了精彩的解读，也由于本文的篇幅不能过长，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最后我必须指出，相当多的《中间代》诗人的文本已经从单纯的情绪状态上升到一定的精神的层面，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上，无疑，《中间代》像一幅充满着理性、力量与独立美学的巨型的精神群雕，他们以其面临的两次心灵的择决，以其对一个时代的苦难的深度和广度的承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理性的品质，以其敏锐的艺术直觉和独特的艺术旨趣，使他们和以反文化、发价值、反英雄为目标的以集群冲锋为特征的第三代严格的区别开来；使他们与直接进入消费时代，并且精于自我包装、勇于自我推荐的70后一大批新锐诗人严格的区别开来。他们无疑是当下汉语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一个时代诗歌的理性担当和内敛、隐忍的沉潜，充分展示了一代诗人的理性品质和心灵的力量。朦胧诗以来，汉语诗歌已经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我深信，将有更多真正杰出的诗人，将以集大成者的身份和形式从《中间代》中呼啸而出！

世纪初一代诗人的联动
——论中间代

燎 原



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一

ÅÅ肈始于2001年的“中间代”这一概念，是在当代艺术运作机制背景中发起的，一场同代诗人不同写作板块的联动。
ÅÅ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以“代”的名义，为处在“第三代”和“70后”两代诗人的夹层中，那些未获命名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作出一个便于理论界乃至文学史指称的命名。因此，这里的中间代，并不是一个具有共同艺术目标和风格的诗歌流派，也不是一个相互认同的诗人共同体，而是一群以“代”为标志的诗歌同龄人。
ÅÅ文学史上的断代研究，本身虽含有“代”的概念，但那个代却不同于这个代。它所着重的，是年龄相近的一代人，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所操控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不是在十年这个整数上截取的机械的时段概念。一个1960年出生的人，他的精神形态是离1969年的出生者近呢，还是离1959年的出生者更近？前两者相差9年却属于同代人，后两者相隔仅一年则成了两代人，诗人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其中的荒谬？况且，由1999年挑起并延续至今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双方的部分当事人恰恰是同为60年代的出生者。并且，就在这场风云乍起不久，60年代出生的同代人中，又杀出了一彪自称为“第三条道路”的人马。这种攻击、攻击、再攻击的不结盟格局，正是诗歌天然的对抗之手，对于诗人公社艺术大同梦境的撕毁。
ÅÅ然而，在对中间代概念发出质疑的同时，我正在开始接受这一概念，其原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要说的是，近若干年来，我的诗歌阅读突然处在一个被强制填塞的超量状态。那些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民间诗报诗刊，那些自己打印或正规出版的个人诗集，那些民间诗歌生态的调查访谈，那些集成性的社团流派诗歌选本……都加速着向我涌来。并且，这还不包括我常规性的诗歌刊物阅读，以及我根本无力穷尽的网络诗歌世界。我由此而渐渐地滋生出一种惶惑乃至惊骇--在如此浩瀚并且仍在高速生产着的诗歌制品面前，那些堪称优秀的作品，将如何保证它们不被淹没？那些在写作中呈现着潜质光芒的新人，又将如何保证他们进入有效的阅读视野？淹没的现象大量存在着，对于那些坚持边缘化写作的独立不群的诗人们，那些“死后方生”的诗人们，长期的被淹没甚至就是他们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诗人们借助群体力量的自我强调或者借助市场手段的自我运作，便有了十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随着两年来中间代诗人群体轮廓的日渐清晰，这一概念统摄下的诗人日益真切地凸显着他们的实体。这便是我愿意接受中间代这一概念的基本前提。
ÅÅ其实，诗坛的市场化运作早已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在看到眼下诗歌从业者的队伍空前广大，而有多少写作者就有起码超出这个数字的更大范围的读者群时，大家都清楚这背后的另外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精读作品的耐心，都有大面积阅读的精力，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专业性的鉴赏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个时期优秀作品的接受，便主要靠那些同样优秀的诗歌选本来提供。而诗坛的市场化运作，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往的事实是，我们通常习惯于认为这些选本的编者是具有专业鉴赏眼光的权威，习惯于把选本的编选看作是沙里澄金的事业。而这样的选本于此便承担了为理论批评选定对象，为诗歌史提供后选人的功能。在这样的对于选本的习惯性认识面前，人往往会显得低能，对于一首即便是明显平庸的诗歌，我们常常也会经不住三个以上选本的推荐而开始怀疑自己。这其中的弊端无疑是明显的：其一是所有的选本都是圈子化的产物，因而导致了选本的排它性。其二则是编选者往往会利用自己在诗界既有的公信力，而以最大程度的障眼法夹带私货。事实上，这也正是1999年盘峰会议所谓“民间”与“知识分子”交恶的直接导火索。当90年代继起的诗歌力量，在期待着进入上一代资深编选家的选本却感觉到自己一再受到冷落时，突然间如梦方醒，自己的命运凭什么交由别人来掌控？于是，绵羊放屁，山羊不服，你可以以年度“最佳”或“精品”、“经典”的名义为“知识分子们”搞一个选本，我为什么就不能以同样的名头拉扯一个“民间”阵营？于是，这样的阵营果真就轻易地拉扯了出来。然而，偌大的一个中国诗坛，难道就只有这样两拨人马？其它的人难道就不是诗人？
ÅÅ当时间跨过2000年的门槛时，相对宽松的艺术环境使中国诗坛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网络诗歌的普及，其次是民间诗刊再度强盛地崛起。相对于传统的官方诗刊而言，这两种诗歌媒体带给诗坛一个革命性的成果便是：诗歌准入门槛的取消。如果说，传统的官方诗刊存在着由意识形态演化而来的诸多非诗的尺度和编辑选稿口味的好恶，那么，在这两种媒体上，诗人们除了遵循公民的宪法规约外，则享有艺术上的一切自由。于是，大批的已名诗人从官方诗刊门外等待的队列中撤出，转向诗歌网站和民间诗刊，尤其是当他们在这两种媒体上建立了自己的诗歌价值系统和评价体系，并仅仅以此就足以获得喝彩纵横江湖时，这不但意味着官方诗刊垄断地位的瓦解，也同时标志着诗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其一是产品质量的过硬，其二便是包装运作。在此，一个诗人除了用自己过硬的作品直接面对诗歌民众说话外，他还会在新的游戏规则内辅之以丰富的市场包装运作手段，以最大程度地彰显自己。而股票市场上的“个股板块集纳”和“概念炒作”这两种基本手段，与诗坛运作手段的不谋而合，则是当代诗坛转向市场经济的标志性象征。所谓的个股板块集纳，便是一个个诗人的“个股”集结成群体的“板块”；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则是在内在因素和多种外在因素的契合点上，寻找一个恰当的概念命名，继而使之在热点的意义上成为焦点，由此展开大幅度的价位拉升。比如针对“非典”疫情的医药类个股，在“抗非典”这一焦点概念上集纳成医药板块后，发起的“新一轮行情”的联动炒作。如果说，1999年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是在一种不期而至的交锋中形成的姑且如此的概念命名（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论述），继而是权且如此的炒作的话，那么，在诗坛普遍希望看到新面孔、新的艺术活力出现的心理基准中，而应时登场的“70年代后”写作，则是一个准备相对充分，概念的市场定位恰当，因而也是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上市包装。尽管在这个概念下存在着许多漏洞，但它的主力实体已经籍此而成功上市。当此之时，漏洞于我何干？英雄不问出处！导致了中间代强行集结的，正是来自以往诗坛隐性炒作的暗示，以及“70后”的直接刺激和成功的示范效应。在他们之前的“第三代”已经进入文学史，之后的“70年代后”即将进入文学史，而夹在这两者中间的没有群体注册命名的中间代，将只能是黑人黑户？是的，在诗坛的市场运作机制中，更年轻的一代似乎反应更敏捷，玩得更得心应手！然而，年长者自有更成熟的谋略。
ÅÅ于是，中间代的策划者兵出奇路，完全撇除了在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即有的圈子、群团概念，而将同龄人中的实力诗人一网打京諪对于那些单兵作战却无名份的实力诗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自我救助；对于那些圈子内和圈子外的已名诗人来说，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一个“中间代”再为自己加冕--他们是股市上正在受到追捧的绩优股。而对于尚末上市的中间代来说，这些诗人不但是已经上市的，并将在未来板块中起形象作用的龙头股，并且还是珍贵的壳资源。而中间代策划者则以一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 》的大型民间诗歌选本对他们开出条件：我不需要你表态结盟，只需要你寄来作品进入选本。在当今之世，还有拒绝这种条件的诗人吗？于是，这些曾经相互攻击或次冷眼旁观的一群，于此同时按下了默认键。这样，一大批未名者在经过中间代这一概念的捆绑包装后实现了借壳上市，而这其中原属于不同板块的所有的诗人们，则在中间代概念的资产重组之后，实现了一次强势的板块联动。
ÅÅ——这就是出现在21世纪之初的中间代。
ÅÅ它是一个具有共同诗学指向的艺术同盟吗？
ÅÅ它又难道不是一个以“代”的名义统摄的诗人实体？
ÅÅ时代的发展，正在不断改变着我们的观念。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学会理解时代。如果我们把推销伪劣产品从严格的市场运作的功能中剔除出去，而认识到它是对一个产品本在价值最大化的呈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它嗤之以鼻？
ÅÅ当此之时，诗人何小竹在2003年初一次访谈中的那段话，就给人留下了格处深刻的印象。在被问及他与当年的“非非”诗人们眼下为何不去自我炒作，从而给人以自我封闭的印象时，何小竹这样答到：“我们也喜欢炒作或想要炒作，这是一种蛮有趣味的游戏，（之所以）给你这样的印象，也许仅仅是我们技不如人罢了。”那么，他是在感慨别人炒作上的技高一筹--当然也包括中间代？但这个中间代，他们在艺术立场和诗学指向上又有哪些共同性呢？


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二

Å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应正本清源。这样说，是因为我注意到有些论者正在试图用“60年代后”来指称中间代；或者中间代在发展膨胀中正试图把它的边界模糊为“6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这就如同“第三代”已经被模糊为一个以年龄来区分的“代”的概念一样，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事实上，第三代是一个针对朦胧诗的写作思潮。是对于朦胧诗现代主义精英写作，以及人本主义向度上深刻的意识形态质疑和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由此而进入文本立场上&quot纯诗&quot的建造；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则在极端的向度上，步入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狂欢。前者如上海诗人群体中的宋琳，以及陈东东、陆忆敏、王寅等等，后者则如四川的李亚伟、万夏为代表的“莽汉”，以周伦佑、杨黎、何小竹等为代表的&quot非非&quot，以及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两报诗歌大展中首次涌现出来的那一更为庞大的群体。而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些诗人们，既与朦胧诗人的写作呈示着一种密切的承续关系，又在此后蜕变出自成系统的独立品格的，诸如欧阳江河和翟永明、诸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则与第三代无关。他们每个人只是以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亦即所谓的卓尔“不群”。
ÅÅ——这是出现在1989年前的诗坛状况，在我以上列举的诗人中，除了周伦佑、欧阳江河和翟永明之外，其它所有的诗人都是“60年代后”的出生者。正是这些诗人们，与朦胧诗人们一起，把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在80年代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是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中的先行者和精英，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与中间代无关。
ÅÅ1989年后的数年间，由于这一年的政治风波和继起的经商大潮对于诗人群体的瓦解，现代主义的写作出现了一个断层--直至1993年前后。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批新的诗歌力量逐渐显现，继而持续地扩展和壮大。这样直到1999年盘峰会议的论战--当中国青年报对此以“十年没干仗，诗人们憋不住了”的标题作了报道后，人们才恍然意识到，中国诗坛一个新的大潮已经出现。而这其中的中坚力量，则正是在那批60年代出生的先行者之后，以更大面积涌起的他们的同龄人--亦即今天的中间代。
ÅÅ那么，1989年前的“60年代后”与1989后的“60年代后”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当然，我首先看到的仍是一种类型上的对应。比如西川、宋琳与臧棣等人为代表的后北大诗人系列之间，那种以技术文本为前提的，对于语言内部复杂关系的伸触与绽解；在李亚伟、万夏的“莽汉”与伊沙等为代表的北师大诗人系列之间，那种结实快活的诗歌摇滚……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类型对应，1989年前的诗人中诸如海子与骆一禾那种激烈高蹈的精神语义几乎是无法续接的，尤其是海子。他因此受到了来自继起的同龄诗人中各路诸侯性人物的攻击--尽管这些人物在艺术观念上几乎是势不两立，但在对于海子的攻击立场上却空前一致。而这种攻击的激烈性和内行性所折射的，正是攻击者面对海子这样一个无法逾越的存在时，所搅起的内心不宁。
ÅÅ1989年前的时代是一个精英写作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诗人们对于技术创新和文体建造似乎怀着一种激迫的使命感。从西方现代主义经典文本中高强度的艺术转换，以及对东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使诗歌在高速的技术形态更迭中，不断冲刺形而上的风景。而1989年后经过数年沉寂重新还阳的诗歌，却不再激烈，很少再有人以高难度的技术创新为使命，也很少再有人以此为荣。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形而上的回避，对精英意义上深刻的拒绝。即使那些怀有精英感的诗人们，也将自己的艺术能力转入对日常生存性状的处理。诗歌的写作由此进入常规性的写作，语言形态上的口语化，词汇上的日常化成为他们符号性的标识。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群体性的特征，就是写作姿态的降位--从知识分子或精英写作对于时尚的坚定排拒，转入亲近时尚，融入时尚，进而成为时尚的制造者，享有者。而当时尚事实上是世俗化快乐生存的代名词时，这就意味着诗歌从孤离的形而上的高处，转入世俗化生存现场的广阔和复眼观照的丰富。在这里，它将为形而上写作回避的常规性材料，以与之同位的视角凸现出来，成为一种新的艺术经验——这就是中间代诗人正在干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谓世俗的时尚生活之于诗歌的在场！
ÅÅ这当然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翻版——那种在写现实的名义下，以意识形态的主导观念，对于现实的过滤拔高。也不是以写普通人的名义，来暗示并标榜自己的人民性，以期获得某种加冕。世俗的时尚生活是一种公众渴望的生活，一种聚集着时代新的文明成果的生活，却又被精英文化和“人民诗人”所共同鄙视并视为不洁的生活。于此，在中间代普遍地以诗歌进入这一场景之后，他们事实上是呈现了时代全景中，那一被长期摈弃而又最富活力的部分。由于世俗化生活非主题性的宽敞与自在，由于回避了精英主义技术创新旗帜的召唤，因此，中间代在写作中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艺术上的自行其是。亦即当年的李亚伟借邻居工人老张的口气代表“莽汉”们的宣言：老子除了长相之外，一切都自己作主！这无疑更符合这样一个规律和事实：任何时代艺术成果的最终显示，都将删除团伙，而只留下个体。


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三

ÅÅ在中间代群体中，臧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位与海子同年出生的北大诗人，在整个80年代基本上没有引人注目的表现。但他却一直从理论和诗歌两个方面深化着自己的技艺。这样直至90年代中后期他获得北大中文系的博士学位，当同龄的学院诗人相继离开诗坛，由北大人文主义传统转向专业技术训练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断步入诗坛，并在由他和西渡1998年联手编选的《北大诗选 》中形成一个后北大诗人系列时，处在承上启下位置的臧棣，突然成了北大学院派诗歌的掌门人。在这样一个系统内，他以学术性的视野阐释诗学问题，阐释继起者的诗歌，更被继起者所阐释。后北大诗人系列由此而在21世纪的临界点上，形成了一个以研究生为主体的，自己生产、相互阐释的自足性的学院派艺术准则认证体系。
ÅÅ我在这里不再使用“知识分子写作”，而代之以“学院派”这一概念，是考虑到这一概念之于臧棣等后北大诗人的实际情况。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的雏形，源自于欧阳江河写于1993年的《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标题中的这个“中年特征”+“知识分子身份”，正是欧阳江河对自己及同类写作者当时的身份定位。该文一个特别触目的观点，就是判定80年代的写作由于幼稚的乌托邦色彩，因而是一种失效的写作。而真正有效的写作，则是从1989年后步入人生中年的欧阳江河等同类诗人，在对语言的多重功能、真理的辩证认识等--体现了知识分子诗人综合知识能力的深度写作中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与此后的“90年代诗歌”这一概念相合流，最终演绎出这样一个结果：在朦胧诗人和海子骆一禾类型的乌托邦诗人于1989离开诗坛后，中国国内90年代的诗歌，便主要体现为以欧阳江河等人为主体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写作。这样，不但80年代的写作是失效的，90年代其它广大诗人的写作也是失效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写作由此成了惟一有效的写作。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90年代其它写作主体的激烈攻击，并在1999年的盘峰会议上以“民间写作”的名义与之展开论战。在这一论战中，如果“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准备已久的，那么，“民间”概念在这里的使用则有些仓促。直到论战发生过后，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韩东和于坚，才分别写出了《论民间》与《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的文章，对“民间写作”进行理论阐释--我在此宕开这一笔，亦是为对前边所述的一个照应。而从这场论战的来龙去脉看，在当时属于知识分子阵列中的臧棣，并不是其中的核心人物，相对于他在后北大诗人系列中的位置，以及年轻的后北大诗人们并无多少人介入这个特定的“知识分子”范畴这一事实，因而，用“学院派写作”指称这一诗人系列更为确切。学院派诗歌的核心便是写作的技术性。而这个技术性不仅体现着一种艺术能力，更被赋于了永恒的心智涵养功能。当满怀人文主义理想激情的前北大诗人海子、骆一禾、戈麦，在生命对于诗歌的高速冲刺中相继夭折，它似乎进一步反证了只有充满智能考验的迷人的技术世界，才是值得诗人用一生去盘桓的。正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前提，臧棣提出了“诗歌是一种慢”这一诗学命题。这个命题对臧棣自身写作的指涉，其一是个人整体写作进程的舒缓。具体地说，就是不断消解自己业已成型的写作风格，在类似于进两步退一步的形态中，带着上一次的积累退向一个“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语），从而持续地以这种方式形成舒缓而坚实的递进。如果说，谁快速进入固定的风格谁就快速进入自己末路的话，那么，臧棣便因此而没有末路只有积累，他的风格将在这种积累的叠加中，于一生写作的终端来呈现--这时将会出现一个大师的形态？其二则是一首诗歌内在节奏的慢——一个句子的语义要曲尽其幽渺，一个词的功能要在谐音、双关、反讽等多重修辞手段中极尽其意味。而这种慢，从叙事语调的象征意义上说，既是一种从容，更是一种智能优越感的矜持--重要人物说话时的语调从来都是缓慢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臧棣并未以这种技术理念进行纯诗的演绎，而是着意与当下场景的对接。然而，在他书写的诸多“为×××而作”或“赠×××”的这些诗歌中的“×××”，都是与臧棣处在同一专业技术平台上的人物，亦即一种“我们”之间的对话。这也就是说，臧棣诗歌中的当下生活，是一种经过筛雪誴过滤的“我们”世界的生活。有着“我们”这一世界特殊的话题兴致和语义密码。他用常规语言谈论“我们”之于世界和事物认识过程中的细微察识——并不是其它的人听不明白，而是它很难唤起其它人如在“我们”中产生的那种效果。所以，关于臧棣诗歌的奥妙，最合格的阐释者只能是“我们”中的人物。
ÅÅ同属北大博士系列的周瓒，是一个日渐显示着自己重要性的诗人。在读到她在《阻滞》中借一位西方当代女诗人的诗句，主旋律段地发出“人生是多么漫长癌脒的感叹时，我似乎从中听到了在中间代的诗人中，一种少有的心灵和生命的痛疼感，这与臧棣拒绝强烈情感的表达形成了一种触目的反差。但同样与第三代女诗人西尔维娅式的尖叫相区别的是，周瓒的痛疼感是一种内敛的痛疼，她的疼源指向不是与男性权力世界的对抗，而是以知识女性敏锐的触角，在人的共同命运的背景下，对女性特殊情感命运的指说。周瓒的诗歌具有一种复杂的清晰和内敛的放纵，纵深的视野和心灵的活力在精确的文字控制中，显示出一种遂密的平衡。如果写作的爆发力更强一些，她当是目前最可关注的女性诗人。
ÅÅ倾向于诗歌的叙事性，是中间代诗人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在这一点上，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和《在硬卧车厢里》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作为北大诗人系列中海子的眺望者，戈麦的阐释者，西渡无疑比别人更清楚那种纯血诗人生命世界的秘密。当他在相近的跑道上接受了“诗歌是一种慢”的说法，而步入“后退一步天地宽”的空间时，仍然保留着置身时代场景中的痛楚感。他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中，那个追赶着任何一个时代时尚潮流的女同学，当她在时代时尚角色加速度地转换中，猝然亡命于一个女投资人一生成功的巅峰时，这其中所隐含的，其实是对人的宿命感伤性地省察。快速行走者快速走向死亡，但慢又如何？在人生的秋天眺望生命的两端，一端是奔跑着的红色童年，另一端便是苍白的归宿，所以，此诗最后以“从起点到终点/此刻，我同意把速度加大到无限”的这种绝望，最终所凸现的，则是“诗歌是一种痛”的命题。尽管《在硬卧车厢里》的叙事语调呈示着轻松的调侃、反讽色彩，但其最终的指向，则是类似于面对公共场所中一对苍蝇的恶心。西渡的叙事是一种与“我们世界”相反的公共空间的叙事，当他将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能力带入这一空间中，便形成了他节制的表达中，准确点击当代生存神经穴位的特殊力量。
ÅÅ与北大无关的马永波，则在独立潜进中形成了技术派写作的另外一族。这位1986年毕业于大学计算机系，翻译了大量英美现当代诗歌作品的诗人，似乎更有理由在写作的技术性上放胆逞强。然而，他的写作却极少技术贵族的冷漠与自衿。他在《小慧》和《电影院》中，以典型性的细节，对一个敏感少年与“女同学”间温情的往事抒写，在唤起公众性的经验共鸣的同时，更萦回着个人化的沧桑岁月的悠长沉湎。而他的《伪叙述：镜中的谋杀或其它故事》，则无疑要在极端的技术指标难度中——类似于西方心理分析性侦破电影的框架内，植入心理学、病理学、物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元素；在这种综合形态上，呈示处理复杂材料的能力，解析当代人复杂的心理意识世界。
ÅÅ以上这种学院背景的技术性写作，是中间代诗人奉献于当下诗坛的重要写作成果，它将80年代文体技术上的实验性，推进到已呈稳态的常规性写作，并且在与当下生活场景的联结中，获得了稳固的底座支撑。
ÅÅ然而，对于这一类型的诗歌，它似乎还意味着“阅读是一种慢”，意味着对于一个人阅读耐心的考验。如果更多的人没有这个耐心，或认为这样的耐心付出是不值得的，那么，他们也许更倾向于一种快活的阅读。比如，与之显现着相反一极的所谓的民间写作——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快乐原则的写作。在我有关当代诗歌的阅读记忆中，首次给我的阅读以强刺激的快乐感的，是李亚伟的《中文系》。这已是1984年的事情了。继而是在将近十年后的1993年，我读到的伊沙的《事实上》、《占卜大师赵秀儿》、《叛国者》、《历史写不出的我写》等等。这些大体上以&quot1989年&quot为背景的诗歌，将一个极端沉重的话题，甚至是正规史书无法书写的话题，以一种近乎无知的姿态，在油嘴滑舌的调侃中，转化成野史性的历史备忘录。在我看来，这是伊沙诗歌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包括李亚伟的《中文系》等这类诗歌向我们表明，所谓的快乐叙事，首先具有一种甚至是其它叙事无法承载的内在质地，由此而以快乐中的这种内在伏藏，给你意外的一击。当在1986年两报诗歌大展中涌现出来的部分第三代诗人，以“反文化”的名义而标榜写作的革命性时，历史并没有使他们行之过远。这其中的实情是，任何一个敢干反抗传统写作的诗人，都必须以其强大的文化内质，尤其是对一个时代刻骨铭心的复杂感受作为支撑——这便是一首诗歌内部的骨骼所在。反传统的写作因此而绝不是一种姿态，而首先是一种能力。当伊沙的写作风尚在此后渐渐形成了了一个诗人系列时，置身于其中的徐江、侯马、宋晓贤、唐欣、中岛，乃至姿态近似的贾薇，以及不属于此文论述的“70后”诗人沈浩波、尹丽川、巫昂等人，实质上是一个由北师大院系延伸出来的学院诗人群体。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幽默，在21世纪的临界点上，由北大和北师大这两所著名院校游弋出来的两条诗歌龙头，竟分别以“学院”和“民间”的名义，展开了一场对攻。自然界生态平衡法则的旗帜，再一次高高飘扬在诗坛上空！
ÅÅ北师大院系的诗人们把他们的写作归入民间写作，而民间写作的核心，就是要将诗歌写作的专业技术垄断，向着大众广场引渡。亦即“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成为人民大众手中的武器”（毛泽东）。而人民大众一般具有直入事物本质的直觉，用简单的语言说破复杂问题的能耐，架秧子起哄的喜乐天性，野生形态上的黑色幽默和黄色趣味等等。当我们以此对应民间写作的主体形态时，便不难发现，他们的确深得其中真髓。进一步地说，所谓的民间写作，就是一批接受过系统文化训练的诗人们，执意要站在大众化的立场上，对诗歌语言的书斋化、深奥化作出解放；对被此前的一切写作：意识形态的写作、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学院派的技术性写作所过滤掉的那一粗芜的民间社会生态作出还原。从而以直接简单的言说，保持当下生存场景中那一生机勃勃的现场感和粗浊感，并在其语义效果的终端，凸现快乐至上的原则。而快乐，则代表着人类的游戏精神中，心灵的撒欢状态。如果考虑到我们的人民大众从苦大仇深、义愤填膺、庄重深沉等一幅幅时代表情中，切换至今天的铁杆球迷式的起哄和狂欢，便自然会明了快乐原则的时代生成基础 。諪
ÅÅ是的，我在伊沙，在“70后”的代表诗人沈浩波等诗人那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元素。而就在我不曾留意的当口，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位从年龄上可以插在这两个代表人物中间的诗人祁国。1968年出生的祁国，几乎是在那本《诗歌与人》的中间代诗选中才出现在我的阅读中的，但他诗歌中那种正处在上升状态中强大的野生力量，却给人留下了至深的印象。祁国的写作就外在形态而言，是一种无聊的写作、饶舌的写作、废话的写作。他以一个当下生存的在场者和普遍生活性状的拟仿者的双重身份，将这一场景中被我们习焉不察的可笑和荒诞，以聚焦放大的形式凸显出来。比如他的《客厅》一诗：“开门/握手/请座/上茶/这个/这个/那个/那个/握手/再见/关门”——完了。我们日常生活内容中这一最为重要的部分，充其量也就不过如此；就这样电脑程序编码般的机械、呆板；而我们，不正是置身其中那个呆头呆脑的木偶人？更为触目的，是祁国在自己大脑中放纵折腾的无穷的荒诞念头。比如他那首可以作为当代名篇的《理想》：“我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再比如《大雪》一诗中，眼看着前边的行人不停地在雪路上摔着跟头，他一边纵情大乐，一边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了降低自己摔跟头的概率/我一出门先主动摔了两个跟头”。这种没心没肺的“我跟自己玩”的寻欢作乐，正是在对于生存荒诞感的清醒察识中，一种最有效的对应策略。祁国的诗的意义在于，当同代诗人面对当下生存的症结，进行煞费苦心地解析和寻求解脱之道时，他却以最短的路径，抓住了这一症结的把柄，并以自己的现身说法，为解脱当下生存的窘迫昭示了一条方便之道。


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四

ÅÅ在对以上两种写作进行了类的归纳和描述，再回过头来考察中间代的整体写作时，我们便会发现这种归纳很难继续进行下去。作为普遍接受过学院教育，大都有十年以上写作经历的这一代人，他们不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史的主体书写者，也大都已从“类”的柱体上游离开去，写出了自己可供独立解读的文本。并且，这些诗人个体迄今为止仍在自己的纵轴上游弋变幻；这个群体更不断有陌生面孔飞碟般地汇入。而中间代运动自身，也将一个个处在模糊状态中的人物，凸现了出来。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为安琪。
ÅÅ大概不会有人想到，21世纪之初的中国诗坛会出现这场中间代诗歌运动；更不会想到这场将南拳北腿东邪西毒各路游侠集结为一体的运动，会由一个身居边远省份的女诗人来做，并且能够做成。然而，安琪就这样地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创造了一个奇迹。
ÅÅ安琪的写作具有一种混乱的才气和罕见的速度。她的诗歌资源入口呈现着完全敞开的广阔，当这些资源进入她的写作成为遍地碎片，甚至这些碎片又在意念中再度分解，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她却凭借着灵动的诗思和莽撞的才力，在主题意念的统摄中使之强行粘合。这就如同她把那么多诗人个体的碎片，异想天开地汇合成了一个庞大的“中间代”一样。从个人的天性气质上来说，安琪三首诗作的标题可以视作她自我阐释的三个关键词：“任性”、“奔跑”（《奔跑的栅栏》）、“未完成”。这种气质类型似乎像海子：在自己内心无穷诗思的任性纵驰中急促地抵达峰巅；在一次次急促的抵达中，留下了诸多粗糙状的“未完成”。但她没有海子那种野蛮的强度，她的速度是“奔跑”，而海子则是“冲刺”。但无论如何，这类诗人都证明着“诗歌是一种快”现象和原理。并且，相对于那类大质量的生命精神现象而言，我还愿意把“未完成”视作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那类与伟大和未知相伴随的东西，是根本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单元中凭一己之力来完成的。比如哥德巴赫只能把一个伟大的“猜想”留给后世。因此，在文学艺术中，那种震撼人心的作品，其足以致命的光芒只需倏然一现也就足够了。但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安琪。安琪的这种写作，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而这一转折的根源，是她此时在自己宽敞的诗歌资源入口，对应出了一个使她的写作具有再生性质的人物--她的庞德老爹。庞德，这位世俗世界的精神分裂者和诗歌世界伟大的独裁者，其最疯狂的癖好，就是在诗歌中将众多的庞然大物拆解打碎成意象的碎片，然后对其精华做巨无霸式地整合，以此形成一首诗歌的超量容纳。这位对中国古典文化情有独钟的怪物，更甚至于将这一癖好施之于更小的单元--对一个个汉字的肢解手术中--以此来辩析或自以为是地解释那些诸如汉字造物主之类的思想家、艺术家、哲学家的思想艺术精髓。也就是说，他只跟这些人物对话，并通过这样的强行解释来呈现他对世界奥义的发现。安琪由此为自己的“任性”获得了振奋的根据，并进而将这种手段发挥到她能力的极限。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形态上大都是中型规模，诗行转入碎片填塞中容纳一至两个短句的沓杂长行。而这些碎片，一是来自当下生活场景，其二是来自文化经典和新闻事件。比如记写一次诗人集体采风的《任性》：“那时柯在车上喊：‘看，多好。’此时白雾蒸腾于山梁间/沈摇头晃脑‘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做）爱吧。’安迅速接上去，同时的尖叫/哄然而出……”并且，她还庞德一样地使用着对于汉字的折解手段：“是有晃岩被称为日光岩/风像语录那样掀动”——这其中的“晃”之于“日光”。在这些作品中，安琪力图以对这些缤纷碎片的整合，传递出当下生存场景中包罗万象的精神文化信息。因此，这些诗歌在整体形态上，就像当下生存场景本身一样模糊混乱，而在局部和细节上，却有着凸显性的清晰。尤其是她诗歌中大量的这种神来之句：“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接吻就是以牙还牙”等等，几乎具有一种灵光突至、人力难为的奇幻。
ÅÅ我以前几乎未曾注意过老巢的诗作，这次读了他的长诗《空着》后，我对中间代诗人各行其是的写作，对这其中的水深流急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空着》一诗是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言说。这是一座繁华喧闹的现代都市，一座体内功能紊乱、与肠结石输液挂瓶相关的有病的都市，又似乎是一座空空荡荡的都市。而这个言说者，似乎既是这个城市市民身份证的持有者，所有秘密的知情人，又是一个心理上绝对不愿与之认同的外乡人。所以，在他对这个城市面无表情的言说背后，有着一种骨髓中的冷漠乃至厌恶。《空着》的叙事是一种拔渔竿式的顶真修辞叙事。它从2003年春节长假城市中的一个文化蜗居者的视角，将正在进行的和已经发生的：诸如春节的灯笼庙会，伊拉克战争的前奏，瘟疫与隔离、手机短信、小剧场演出、沙尘暴、建筑工地与民工、车站人流、注册公司、政府换届、晚报绯闻等等，一节一节地拔开，在医院病房这个主体意象的贯穿中，展示了当代都市斑驳陆离的内在焦灼。“排石（肠结石）需要手术/手术需要手/手在手中左右为难/左神头右鬼脸/门上的桃符穿着古装/……”这种对于语词摆弄的盎然兴致，以及从“排石”手术到“门上桃符”这一语词上的顶真延伸和意象上的突然切换，无不象征性地呈示着诗人虚中觅实，又化实为虚的冷峻的游戏心态；以及一切都不必当真，一切都不可不当真的人生姿态。《空着》的精神框架让人联想到了艾略特的《荒原》，而它以无数吸盘对当下场景细节的抓提和冷竣的情绪处理，则凸现了本时代一个广大群体共同的精神幻像。
ÅÅ在精神类型上，李青松以强烈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把自己固化为一个极端的标本。这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诗坛上突然消失，走向“归隐山林，参禅悟道”（李青松语）之路的“隐者”，在此后作为其悟道成果的共175节的6行体长诗《我之歌》中，一方面以诸如“明心的寒，温暖着高高的山峰”这样的诗句，表达着一个隐者晴和的澹泊与澄澈；而另一方面，则恰恰是与此呈示着巨大冲突的暴烈：“是谁将主持这场未日审判”，“谁将升天”，“谁将留下来”……《我之歌》是一首关注生命终极走向的长篇，它在佛法流转的框架内，以尘世黑暗中执剑而行的长啸，清点罪孽，驱恶化度，最终抵达天音曼妙的化境。这种理想主义的写作姿态所秉承的，似乎更多一些80年代精英诗人史诗性写作的余脉。他极端的自我张扬与山林隐者本有的云松高卧之姿的冲突，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与当下世俗关怀风尚间的矛盾，使他的写作在中间代诗人中显得格外刺目。
ÅÅ与李青松极端相似的还有谯达摩。他们两人不但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当代诗歌刊物、选本的编辑工作，并且还形成了相得益彰的互补。由李青松主编的那本《新诗界》，在中国新诗发展线性梳理上的宏观视野，体现多种写作成果的精粹性和综合性等方面，都显示了一种专业学术水准，而谯达摩则在这本书刊之内和之外，经常以中国新诗流派的分段耙梳或阶段性扫描之类的理论文章，对其进行环顾和阐释。在诗歌写作上，谯达摩同样显现着一种长诗的激情，古典主义的理想激情。其两部长诗《世界之王交响曲》和《凤凰十八拍》无不以类似于火中凤凰的绚妍高蹈，在对于大地、世界的观照中，凸现一种再生的精神图像。然而，这些作品似乎也存在着一个诗歌语汇的更新问题，以及如何在“远”与“大”中，对于现世的生活经验和痛觉，形成尖锐的下抓力。
ÅÅ在以上两人的这种框架中运行的，还有章治萍和晓音。这是两位都有着固执的诗歌活动情结的诗人。比如章治萍从80年代中、末期的青海篝火诗社到移居无锡后开设的“诗家园”诗歌网站；晓音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中由纸刊转向网络版的“女子诗报”。而他们两人的写作，在同样萦回着80年代宏大或深刻的音响时，也同样寻求着语体的更新。章治萍将人生的沧桑感受，借助其曾经植根的西部大陆架的生硬堆垒，显示着难以与世俗生存合流的高地心灵寄寓和沉湎。而晓音在女性、疼痛、死亡主题中执着的诗歌指向，则在当下的生存情境中，坚持着一缕阴郁的孤傲。
ÅÅ在对以上的诗人个例进行了分析后，它仍然无法呈现中间代写作的驳杂与斑阑。在这里被略去的，甚至正是这一写作群体中的主体力量。诸如新疆的沈苇和甘肃的古马，以综合性的当代文化视角，在西部的大时空和藏经洞神出鬼没地搬运中，那种神性的游丝与大地气息的融合。以老先锋的资格和旁若无人的姿态行进的岩鹰，在语词简约、短促的瞬间抵达中，所制造的经验更新的奇迹。作为中间代理论阐释者之一的格式，近年来日渐为人注目，他的诗歌在原先飘浮的调侃风格中人生艺术经验的有力介入，以及语词间反向拉力的加大，使之顿挫出一种老辣的灼烫感。
ÅÅ中间代诗人的这个主体在足具的文化内力中推进，并以这种内力持续地夯实着自己。这其中的余怒、马策、徐乡愁和有着共同的博士背景的周伟驰、赵思运等等，或者更精锐地深化着自己的文本品格，或者以调侃、篡改、反讽等手段，将一种诡异刺目的文化变焦图景，推现至当代诗歌现场的前沿，使之不断蜕变出新的写作活力。
ÅÅ然而，一切尚都在进行中，在中间代诗人并不愿意以激动人心为崇尚时，我在其中没有见识到激动人心的诗篇；在他们拒绝着形而上的深奥时，我在其中很少见识到深刻的形而上生命观照。当然，我更不曾见识到那种在阔大的精神气度和卓绝的技术能力的综合形态上，鼎现而出的大者之相。而从当代中国诗坛的整体格局来说，随着5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相继走过自己的鼎盛期，历史已把中间代诗人们推向当代诗坛的第一方阵，这样的位置和年龄时段，正是一代诗人使自己走向宏富和重要的关键时刻。那么，接下来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便是：在他们渴望着被诗歌史书写的时候，他们将靠什么进入诗歌史？无疑，仅凭人多势众是不行的。

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Å2003、8、3晚 威海神道口

三、 短暂而沉重的里程——“1989”

“1989”在当代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对于这一年代在历史转折关头所
扮演的角色，或许要比许多人看到的都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对于从那一年经过的人而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1989”，但这种“难忘”、甚至难忘背后隐藏的疼痛感，其指向性并不是一致的。虽然人们曾在短短的几十天里见证了“公民情结”被强力终止、青春理想遭遇现实狙击、精英思想受到嘲弄、群情激愤表相下人性的丑陋……但这一年所深含的复杂性其实远不止于此。“6·4”在这一复杂性中，仅仅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创口”（同时也是窗口）而存在，而“创口”正如那些生理常识（其实也是历史常识和理性观照）告诉我们的——自有它的来历与结局。
我主张写作者、学人或有心者，今后最好能把“1989”视为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不是从一个单纯的“阴郁的年代”的角度予以研究。作为一个概念，“1989”的核心当然是89年、是“6·4”，但还应该“收容”进1987、1988和1990年。因为它们无论在时段，还是在社会的蜕变、人心的潜流上，都可以说是1989年最直系的因果——1986年底至1987年初那次北京的学潮风波，不正可以被看作是1989年4月的一次预演吗？而1990年亚运会，由众多北京大学生参与的团体操训练与表演，不正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服务于恢复国家脸面的荷尔蒙“合法”宣泄吗？而且这一宣泄，伴随着美少女们的舞姿，已然开始了岁月将我们引入“娱乐化”、“秀场化”时代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许多东西，比表面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政治引发的悲剧固然廓清了人们对“痛神经”这一条线的认识，却也将人们精神中本不坚强的一面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我认为后者是正常的，也是人性化的结果。不正常的是大家注意力过于为创痛所羁绊，没想到剧变背后，操纵它的那只经济与利益之手。想想吧，1989年春，牵动普通百姓众口喧哗的真是那宏大的“民主”与“自由”的乌托邦旋律吗？我倒觉得，经济的变革在大众心中所引起的不安、特权阶层转移国家财富所引起的不满、国家经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社会各层面的依然不透明（学生们敏感的更多是后者），才是导致一场大戏上演的具体症结。四项中倒有三项与经济有关。可谓潮起潮落，全赖于斯。至于政客的插手，知识分子群体的幼稚盲动，充其量也只起了催化剂和引信的作用。
“中间代”作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段从头到尾的在场者、观察者、反省者，“1989”对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身体记忆”、“血质记忆”，其次才是文化和写作上的记忆与“资源”。
尽管有些人本心并无意搭乘“历史”、“政治”这类大船，也天生不喜欢把沉痛像某些“知识分子写作”者那样，做成一个卡通式的Logo，在人前可笑地招摇。
沉痛在“中间代”心中是一种隐秘而复调的沉重。这种沉痛有时甚至会表现为某种写作表层的消解、迟钝与回避。就像一个人死了，他最亲近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哭不出声来（个别人可能还会古怪地惨笑）。“我知道你们奢谈的那些事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是那些年萦绕在许多“中间代”诗人心头的一个自我的声音。他们的精神和写作都开始悄悄地改变了，但绝大部分却都努着，刻意不去喊出那声“疼”。他们不想让那么沉重的东西，那么快地变得廉价，并被庸俗者肆意贩卖。他们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个刚从战场上侥幸获得劫后余生的尼克，什么话都不想说，只想面对清澈的河水，安心地钓一会儿鳟鱼。
痛苦的磨砺在“中间代”心中渐渐演变、积淀成一股力量与韧劲儿，并促使他们日后开始了一种更富理性意味的面向时代与自我的双重疑惑和拷问。这也是他们文本成就中两大重要的品质——悲悯与感伤的真正来历。


四、 积淀与勃发——九十年代与“九十年代”

前面提到，导致“1989”前后中国社会真正开始深层演变的，主要是经济因素的日趋凸显，以及随之派生出的混乱、惶惑与激变。进入九十年以后，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和无以复加。与之相伴随的，是商品经济开始小心翼翼地步入一种低幼层次的发达，是影响、操控当代国人生活的“第二体制”——商业社会体制的开始确立。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的主导地位，开始让位于事功性目的明显的“拜金”、“创富”主题，个人行为的驱动、国家机器（包括文化机器）的运转，也都开始遵从和围绕服务于这一“新兴”的体制。文化、文学艺术因其“无实用性”在此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示，迅即被社会清入了死角。
这一对精神领域纯属负面的影响，表现在“中间代”文化生存环境上就是：写作与发表、阅读与被阅读的空间，都被大大挤压了。如果再结合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文化领域所受到的强烈的钳制，这一批先后步入创作独立期的作者，在时代面前率先感受到的便是险恶。文学的境遇与世俗认可度，与他们当初投身写作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大相径庭。他们浮出诗坛的真正寄托只能是那些数量日趋凋零、并呈散兵游勇状态的诗歌民报与民刊了。在边缘状态下登上诗坛，并开始自己对诗歌史的贡献，是九十年代“中间代”诗人处境的整体写照。这一时期，有一本刊物对于“中间代”诗人的呈现与托举功不可没：那就是严力八十年代末在纽约创办的华文诗刊《一行》！
《一行》的出版贯穿九十年代，尤其是1990、1991、1992这三年，每年几乎要推出三期，且印制精美、佳作频现。民刊能以如此迅猛的声势出版，迄今无出其右者。在编辑上，《一行》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宽容的“泛先锋”态度。即便如此，《一行》的最主要成就以及权威性仍然表现在它对新一代先锋诗歌的发现与提携上，以至当时曾有一些先锋诗人戏称：《一行》就是民刊里的《诗刊》。确实如此。那些年，在后人阅读的书籍中如雷贯耳的《今天》早就不知道跑到北欧的哪个小岛上去了。日趋狭隘的编选趣味使它成为一种只流行在少数先锋诗人圈子里的“老头儿刊物”。《他们》一度偃旗息鼓。《现代汉诗》在鼓噪“知识分子写作”。只有《一行》，在艰难时世以其开放式、无芥蒂的编选胸怀，担起了全方位承载与展示汉语现代诗的重任。也正是那几年《一行》的迅猛出击，影响并带起了新一代民刊的问世。今天名满天下的《诗参考》（1990年）、《葵》（1991年）等诗刊，就是在这种激励下步入人们的视野的。构成它们作者主干的，正是为数众多的“中间代”诗人。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刊上正是一片麦地狂潮；书店里，一个叫汪国真的“后童话诗人”开始在少男少女中走俏。
商业跃进的年代，诗人作为个体的人是无法逃逸的。当“第三代”们开始了他们的“下海”或“国内流亡”之旅时，“中间代”们也同样面临具体的生计考验。与此同时，曾经提供给人们众多精神食粮的、国外文化著述的译介出版，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开始进入一个低谷、以至趋近停滞；影视、流行乐等亚文化日益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垃圾化倾向；曾经培养出一代诗人与文化精英的高校讲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间代”同龄人中的低能儿所占据；学院和《读书》这样的著名文化媒体所催生和弘扬的，是一种类似乾嘉学派翻版的对微言大义的反刍；气功在高官与民间的客厅里同样受到欢迎；王朔原本刻毒的调侃经过金钱的淘洗，终于彻底改造为冯小刚、英达式的妇孺咸宜的肥皂剧，再经央视编导漂白，就成了春节晚会上掌声如雷的小品……
社会的大裂变在悄然中完成。继商业牢固确立了它的“第二体制”之后，学院因其特有的便利和对灵性的窒息、对现实的规避，快速完成了以“在野”面目出现的“第三体制”的整合。与借助强权的传统“第一体制”、借助金钱物欲的商业“第二体制”不同，“第三体制”介入的是人的心灵层面，它所负责的是以文明和专业的名义，去干预、阻止和破坏一切有创造性、建设性和介入性的东西，并在客观上为前两个体制生产出形形色色的清客。
社会在裂变，上层建筑在裂变，“中间代”诗人作为诗歌史中的一代人，当然也会对这些变故出现回应：他们有的退回到纯粹的书斋、酿造内心封闭的苦艾酒；有的继续固守传统却不失本真意味的个人化抒情；有的见缝插针，做着营造和进入新的诗歌主潮序列的准备；有的充满怀疑、嘲弄和愤怒，注视着眼前人性与时代的媾和，在诗中记录下它们，并随时准备着与暧昧和伪善拔剑相向。
需要指出，“第三体制”的快速整合完成，以及它与前两个体制在很短时间内所达成的水乳交融般的默契，使九十年代的文化空气与精神氛围，陷入到二十多年来所未有的保守与平庸。这种“三合一体制”的诞生倒是与后现代状况下，各国文化的主流构成形成了“接轨”。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这个更狠一些。它是构成了“新时代”诱惑或压抑人们灵与肉的“黑洞”。一个没有灵魂、却时时拎着写有“灵魂”字样纸灯笼出没的古怪时代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盗用”当然不会被一些投入“三合一体制”的文人视为见不得人的行为。于是，一个打着“知识分子写作”旗号、并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盗用“九十年代诗歌”名目的诗歌小集团出现了。很不幸，“中间代”里的少数人，在诗歌史上扮演了这一不光彩的角色（不管是不是误入歧途）。
把任何一种“诗学命名”放大到取代整个时代所有类型的诗歌，都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这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诗学立场是否坚定，并无关联。它关系到的首先是写作者对诗歌认识的态度。每个诗人在炼制自己的风格时，他应该是极致的、偏执的。但在面对所处时代的各色诗歌时，既要严苛，又要不失其大度。至于频频利用手头讲坛、业内媒体以及撰写所谓“理论文章”的便利，在谈论整个时代诗歌版图时，绝口不提其它类型的诗歌主张与实绩，
这就是遮蔽、是阴谋了。而诗歌，从来奉行的都是阳谋——写作与文本，是多元。
有遮蔽，当然就有反遮蔽。这也就是人们今天都熟知的“盘峰论争”的内在由来。关于“盘峰论争”，这里我不想重复原先写过的评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去查），我只想强调大家注意一点：在那场面对面的交锋中，持“民间”立场的核心诗人，除于坚以外，基本上都出自“中间代”！如果将论争的时段再从几天放宽到1999年至2000年那热热闹闹的一年，那么，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中间代”诗人（宋晓贤、唐欣、中岛、树才、莫非、桑克等）根据各自的诗学取向站在了相应的某一方。
不过，与整个诗歌界的情形相吻合，在上述诗人背后，仍站立着数量更为众多的、缄默中的“中间代”诗人。这种缄默也是复杂的。一部分是因为诗歌立场或诗学趣味的不同，一部分则是一些具体原因和条件使他们无从投入到论争。但就持坚定的“民间”立场，而没有发言的诗人来说，据我了解就有秦巴子、阿坚、朱文、黎明鹏、阿翔、格式等人。另外像余怒、岩鹰、贾薇、吕叶、杨健、孙磊这些长期处于被“知识分子写作”压制之下的民间诗人，他们之所以不发言，也无非是像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一样，出于善良的天性，对对方的人性还怀有一丝微茫的希望，仅此而已。“中间代”里当然也还有一些爱惜羽毛的不在册的“第三条道路”（其实还是一种民间状态），他们一方面尽力说服不去介入论争，一方面又忍不住在事后发表一些高姿态的言志之语。甚至当“中间代”这一代际命名开始引起外界注意之后，一些诗人仍试图通过为“中间代”重新作界定的办法，把自己和那些同龄人中的“名利浮躁之徒”剥离开来。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中间代”身上的那种怀疑精神、以及恐惧被淹没在浮躁群体中的心态在起作用。只不过这些诗人恐怕忘了，如果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论争作为平台，他们是没有舞台演出自己的高姿态的。这一人群的表现使人在某一方面对“中间代”既喜且忧。喜的是“中间代”群体身上的独立、厌倦运动的特质，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展示；忧的是这一代人的怀疑精神和孤高习气一旦过头，人就会变得委琐，甚而沦为看客，不敢为维护诗界真正的公正与清洁挺身而出。当然，“中间代”里还有为数不少的泛学院写作风格的诗人，他们在诗学趣味上与“知识分子写作”有着近似的地方，但这些人坚守着自己对诗歌理想的虔诚和民间状态，不干黑事儿，没有参与到那一幕幕炮制“九十年代诗歌”伪史记的闹剧中来。他们的身上，同样表现出“中间代”诗人不趋时媚势、献身于文本探索的卓异品质。另一些持传统新诗写法的“中间代”作者，也和前面这批人有着相近的情形。“盘峰论争”对于“中间代”诗人来说，正像一面清楚的镜子，能清晰地映衬出他们自己的高矮胖瘦。它同时也向这一代诗人提醒，汉语诗歌崭新的阶段已经到来，新的考验将在新世纪恭候他们。

五、 测试来自现场——新世纪的头四年

“千年虫”、“基因序列”、媒体娱乐化、文学遭遇网络、“9·11”、 “东北人都是活雷
锋”（还有另一句“不要相信河南人”）、城乡基层民选、“小资”时尚、读D（DVD）时代、美英入侵伊拉克、日本军力升至全球第二并向海外派兵、非典型性肺炎……已经过去的二十一世纪这头四年，虽不能算“多事之秋”，却也多少让人领受到了新世纪发生与遗忘的双重加速度。重大话题轻松化、鸡毛蒜皮被无限夸大、成人思维日趋低幼化，应该说都是进入网络时代人类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此一代价也同样影响到人们对诗歌价值的理解与评判。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写作”和贫乏的九十年代主流文化在高校、以及一代青年中所造成的恶果（有些则是以一种极度逆反的方式）在诗歌网络这个舞台上，得到显性的显露。“橡皮写作”的口水化、“下半身”对恶俗宣泄的催生、诗歌难度的下降，都可以说是源自这一巨大的前提。对此，“中间代”里的一部分诗人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清醒，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到了多元时代的随波逐流。
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事业有成者，困扰“中间代”诗人的因素还不仅限于上述：现实成就与诗歌理想间尚存在的落差，对诗歌网络现场“欲迎还拒”式的犹疑，人入中年锐气与写作投入程度的改变……都已成为对这些实力正处于一生中黄金时代的诗人们的考验。近在眼前的来自时代与生理年龄的炙烤，使其中一些人写出了伟大的诗篇，也使另一些人在多年缄默的习性中走向封闭或焦灼不已。他们写作生涯中所经历的第二轮“高考”开始了（第一轮是在“1989”以后，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历史就是这样选择每代人的。被淘汰者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数目宏大的“代际依托”获得诗神的赦免，杰出者也不会因为一个代际的“出身之谊”，就此驶入中庸、混世，放弃坚定的诗学追求与探索。“中间代”的命名成功，使其中一些人得以有机会了却为同代人做诗歌公益的宿愿，却也提醒他们要彻底告别八十年代“两报大展”以来诗歌运动的积习，更决绝地将“纯粹的个人”——这一“中间代”最闪光的品质发扬光大。

“盘峰论争”见证 沈浩波的历程(2)



2
以下是我写于2000年底的长文《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沈浩波”这一词条下的内容：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不免暗自乐了：其面部特征怎么竟与当年那匹刘黑马酷肖？怎么会这样？不是上帝在搞笑吧？那是1999年年初，当时他已经发表了针对《岁月的遗照》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历史不该忘记的是：那正是“盘峰论争”前奏序曲的第一声鼓音。伟大的“盘峰论争”最终是由一位中文系的大四男生敲响了它的定音鼓，这真是意味深长。反过来，由这场论争引发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催化了这位青年的成长。 这一年的7月，他发表了《对于中国诗歌新的增长点的确立》一文，对90年代的新诗成果做了最具发现性的总结和极具个人化的表述，在我看来，这是该年度有关中国新诗的最佳论文。8月，他与朵渔、南人、巫昂、尹丽川、李红旗等青年诗人筹划多时的《下半身》创刊，“下半身”诗歌团体宣告成立，这个团体几乎吸纳了目前“70年代以后出生诗人群”中所有具有先锋倾向的优秀分子：盛兴、朱剑、马非等，《下半身》的创刊构成了该年诗界最为热闹的话题和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他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是一篇颇为有力的宣言，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人私创禁区的中国新诗的身体写作由此形成理论和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原则。也是在8月，在诗人吕叶策划于南岳衡山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这是本年度最具影响和收获的一次诗歌会议）上，他语惊四座的发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由“盘峰论争”以来在“民间诗人”那里形成的一种“一致对外”（对付“知识分子”及其拥趸）的批评模式（这导致了另一种庸俗）被他率先打破，他“枪口内转”逐一“点射”了“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从于坚、韩东到杨黎、何小竹，从徐江、侯马到朱文、杨键，几乎一个都没放过。在场有俗人称之为“作秀大师的表演”，也许我比这等俗人更加了解他每逢场合的作秀欲，但我没有看到有人对他“射”不到“点”的有力反驳。在我看来，他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触及了这些诗人在十年二十年的写作中存留在根子上的问题--那也正是中国新诗在发展中一直存在的深层问题。在“民间诗人”内部力倡的“性感批评”，也被他演绎得极其到位。我作为一名现场的目击证人，看到作为他师兄和朋友的徐江、宋晓贤的脸红了，我感到一种真实而健康的批评空气正在升腾，长期笼罩在诗歌批评界的某种庸俗之风正在被年轻一代改变。何小竹称沈浩波为“阳光少年”，我以为他恰恰不那么“阳光”而且身藏大恶。 很早就听人在酒桌上说：小沈（抑或浩波）是个“人物”。这一年，对广泛的中国诗歌界来说，他真成了一个“人物”--毫无疑问，沈浩波是该年度中国诗坛真正的“风云人物”。从技术上讲，他的名字能够成为我这篇文字的一个词条，是因为他同时也是该年度的“最佳批评家”，但我更加看重他作为“人物”的价值并试图为“人物”正名：对“朦胧诗”而言，谢冕先生仅仅是一个批评家和代言人吗？对“第三代诗歌运动”而言，徐敬亚似乎更多体现的也是一个“人物”的价值。已经十四年不出这样的“人物”了。历史的经验表明：当这样的“人物”出现时，中国的新诗就会在热闹的外表下悄然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是剃一光头时年24岁的“跳梁小丑”沈浩波。
今天重读，以上这段文字还算准确全面地概括了1999-2000两年间沈浩波横空出世的风云表现，恐怕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他如此之快地出了名，而且这个名出得还真不算小！此名一出，他在遭遇来自外界诸多质疑的同时也必然地陷入到这样一种尴尬之中--那就是：盛名之下，其诗歌文本的成熟与完美其实并未同步抵达。站在我的位置上有可能近距离地看出，以其短短的诗龄来算，与其最初并不算高的起点相比，他在文本内部的进步已算惊人，一切都在正常地与时间相合的生长之中，但问题是在于：既然你是“名诗人”了，同行与读者自会更加挑剔与苛求，除了那些对“这种风格”死抱成见而加以全盘否定者，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在此两年中，也许是在“盘峰论争”之后日益健康的世风下，“发掘新人”成为“民间”这个场里的共识，甚至一跃而成为一种媚俗行为。几个“老家伙”都在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和公开推荐的机会，向诗界宣告他们在“新人”中“发现”的“天才”--我自然也混在其中，利用我在发行量甚大的《文友》杂志主持的《世纪诗典》专栏让更多人从无到有地认识了盛兴、朱剑、轩辕轼轲、张志等等--其中前二人也正是我所认定的“70后新人”中的“天才人物”，也就是说，沈浩波不在我所“圈定”的“天才”的名单之中，以我与他之师兄弟之情，如果再加上一点与诗有关的私心的话：当时连傻子们都能看出沈是我之诗风最直接的秉承者和最有效的弘扬者，我是多么希望他在这个名单里啊！可我能说他“心藏大恶”，因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朋友知道：诗上的事，我是从来不讲情面的……当时，在我看来，盛、朱二人都有十分整齐引人瞩目的一组诗和个别从“文本”上说几近完美无可挑剔的“代表作”，这个时期的沈浩波反倒是没有的。不知为什么，素质全面、思路清楚、感觉对路、激情有余、灵感多多、精力无穷的沈浩波总是在这小小“文本”的最后一层窗纸面前莫名其妙地停下来，就是不去捅破，有时一捅又捅偏了，看得我替他着急……

被高估的“盘峰论争”与其他(之一)
张祈 发表于 2006-6-24


被高估的“盘峰论争”与其他
——对当前新诗发展的反思

张祈


“盘峰论争”的羞耻

最近一段时间，仿佛“盘峰论争”一事又被屡屡提起，而且被冠以“诗歌史重大事件”、“90年代诗歌的转折点”、“第三代与后现代诗歌的分水岭”等堂而皇之的称谓，仿佛这次论争真的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七年后，我们大约可以更清晰地来分析这次论争的实质。关于“盘峰论争”的定性，大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次论争的核心是一次利益之争。争的是哪些利益呢？回忆此事，从“无知抵达无耻”的伊沙这样说道：“别骗自己了！我的“知识分子”的傻哥哥们。“盘峰论争”之前的日子多好啊！引进外资给他们自己发奖，引进外资在最权威的官方出版社出他们的书，不论何种形式的出国都是出访，“流亡者”也可以想回来就回来，用只有伪诗人才会酷爱的所谓“学术论文”的方式相互吹捧自我炒作了长达十年，他们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他们想谁就是谁，那种主流感，那种惟一性。怀念吧，永远地怀念吧，那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争的是发奖，出国，出版，论文，是话语权，在诗坛的位置和自我炒作的机会。
当时还是一个诗坛小混子的沈浩波则这样说明其论争的实质：“这种情况到了99年盘峰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总爆发。有个诗集叫《岁月的遗照》，是程光炜编的，里面选的几乎都是学院派的，也有韩东和于坚的，只有区区两首，选比不选还要有侮辱性。那帮人胆子太肥了，连于（坚）、韩（东）都敢去有意遮蔽，要是北岛在国内，他们也敢这么干的。我当时还年轻，就觉得这绝对是一帮坏人。当时学院派感觉自己是一统天下了，当时他们已经开始排坐次了，已经开始选定下一代接班人了。但是这种状态在盘峰时候就被颠覆掉了。当时针对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腐朽性，是多年来怨气的总爆发。可以上升到文化的立场上。民间和学院本身天然就是一种反抗。只是在中国从来没有爆发过，盘峰论争终于公开化了。中国也终于有了学院和反学院。”
诗人马策在一篇论文这样指认“盘峰论争”：“因为美学探讨的无效，使事件看上去显得颇为滑稽：究其实，这只是一个在美学事件掩护下进行的争名逐利的商业事件。功名显赫者需要借此进一步巩固他们在诗坛的霸权，新贵们的位置则渴望得到诗坛的进一步确认并寄望有所晋升。这样一来，两个阵营、两条路线就成了两个利益主体、两个利益目标，他们的争霸动力，无非就是用个人的奋斗史换来自己的文学史。”
从上述的角度看，对于后来的诗歌读者和年轻的诗人来说，如果说这次事件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件事：诗歌写作并非是那样一件高尚的事情，而他们曾经尊重的那些诗人头上也不曾有什么光环，他们只是一群赤裸裸的利益追逐者，是一群为了遮蔽他者或者争权夺利而不惜互相吵骂、打家劫舍的小人或者强盗。同时，这些年轻人也学会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既然他们的诗坛前辈可以用这种“PSXX”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诗坛的位置，那么他们当然也可以学而用之。因此，从“盘峰论争”之后，诗人们不再以谈利益、老大、接班人等江湖词汇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诗歌写作由美学的竞争变为更表面化的吵架和对骂，诗歌文本的价值被忽略，整个诗坛变得浮躁而喧嚣。对于社会公众来说,通过盘峰论争,让他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即所谓诗人，不管是学院也好，民间也好，他们也不过是一些和街头流氓混混无异的人物，只要有利益，他们就会象苍蝇一般飞过去，为了一块腐肉而互相争斗。由此，“诗人”的称号被玷污，诗人的作品被媒体排斥，连一直是同行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也都来嘲弄这群写作分行文字的可怜虫。
诗人与诗歌的价值并非是一次吵架能够决定，真正的诗歌史也不会因一次利益之争而改写什么，倒是有些后果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强盗打劫所得来的东西总归不是属于强盗。虽然他们可能暂时拥有；而以阴谋和杀戮所得到的位置也无法长久，因为后来者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取走他们的首级。(待续)

99年盤峰論爭經典文之一

该死的诗坛，我的立场
徐 江


　　仿佛就是一种命运。中国的新汉语诗歌自它七十年代复生以来，每一次巨大的震荡与推进都注定要付出诗人们争吵与决裂的代价。朦胧诗、第三代，直至我们眼前这场世纪末中国诗歌何去何从的疾风骤雨似的论争，莫不如此。而特别有趣的是，每一次的诗坛的大裂变，又都是以对某一类诗“懂与不懂”的争执开始的。


　　我有幸在朦胧诗日趋鼎盛的时候开始自己对当代诗歌的关注及尝试。谢冕、孙绍振、徐敬亚诸先生当年有关“崛起”的论述，今天回忆起来，仍是我青春年代一道亮丽的文学记忆。“他们”、“非非”、“海上诗群”、“莽汉”、“撒娇派”、“大学生诗派”等形形色色第三代诗歌团体极具创意的诗歌探索，还有尚仲敏他们高喊“pass北岛”的勇气，迄今想来，依旧令我对八十年代充满一种感恩的心情。十九年，从1980年“三个崛起”的争鸣算起，十九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我蓦然发现，自己竟从当年一个不知诗歌为何物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诗人，甚而成了新一轮诗歌争鸣里的当事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一个转变呵！感慨之余，我又禁不住沉入到深深的悲哀之中：那些当年我所追随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硕果仅存的，是否又真的未改他们当年奋斗的初衷？目睹着颓唐、而又充斥着乌烟瘴气的九十年代诗坛，此刻我的心里一派苍凉……


　　是时候了，我想我该以一个决绝的方式，说出我对近十年来中国诗歌发展的愤懑、乃至我对眼前这场日趋复杂的诗坛大辩论的看法，以便对不明就里的读者、对自己、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交待。


我为何反对伪知识分子写作


　　所谓伪知识分子写作，确切地讲是指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陈东东、孙文波、钟鸣、臧棣等人为代表的，一系列鼓吹隐喻、叙事、修辞、扭曲词义、文本间离性等乌七八糟、十三不靠、愣充大瓣蒜理论，以及比这些理论更不着边际的晦涩装丫挺诗歌。实质上，近十年来读者之所以普遍反映“诗让人看不懂了”、“当代诗歌正在远离读者”，大多便是针对此类作品及作者而发。如果套用一句大白话来说明这种诗歌及诗歌理论的特点，那就是“吃人饭，不说人话”。当然，上述该派诗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给自己的创作定义为“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有时为了简便，也称之为“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的是欧阳江河。但不久，另一作者西川撰文表示“知识分子写作”是他提出的，而这一概念的前身，据西川称，应是他本人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写作”。也不知此二人究竟是谁先谁后。


　　至于称其为“伪知识分子写作”，则系因为该类诗歌与该诗派诗人自我阐释的意义严重不符。在西川诗人的笔下，“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在少数杰出优秀者那里，他还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个‘灵魂’，正因为如此，愈是在动荡和危机的年代，人类的理智和良知愈是要求他能够守住一线文化的命脉，能够拒绝各种时尚诱惑，而能独自维系并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在欧阳诗人笔下，“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的和专业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因为我们既不属于行业化的‘专家性’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普遍性’知识分子。”意思暗指自己这批人有独立的思想见解，不同凡俗。然而事实上，近年来人们除了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吹吹拍拍，在他们的诗作中看到他们照旧孤芳自赏，做大师梦，作洋人学徒状，独立的思想殊难见到。至于像其中的王家新诗人，某一天忽然意识到，流亡诗不仅出国可以写，在国内也可以写，于是整日价大谈卡夫卡、布罗茨基，大写“北京的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奥斯维辛集中营”，其实稍有些常识的人都清楚，北京冬天的公车哪能够“轰响泥泞”，该意象实则抄袭自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作《二月》；而且一个中国诗人抒写人类战争和苦难，也大可不必弃了“南京大屠杀”与“文革”，而大老远地去找奥斯维辛来感慨。诗作得如此缺乏创意，甚至可以说模仿和抄袭都做得那么笨，让人一眼就看出原形，还“知识分子”呢！没办法，只好给该说法加个“伪”字。


　　本来，同在一个诗坛码字儿，你写你的伪诗也好，真诗也罢，都是你们的自由，我犯不着和尔等较劲。可你们也不能整天在那里厚颜无耻，拿着瞎话当真理蒙骗大众呀！伪知识分子诗人说了，他们在九十年代对诗坛的贡献：一是对朦胧诗当年试图重建“二元对立模式”诗学进行了纠偏，二是对第三代诗的“形式主义”和平民口语进行了清场。诗评家程光炜教授更进一步把陈东东《倾向》周围的伪知识分子诗人比作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战后德国，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并进而声称，九十年代《倾向》、《南方诗志》，是对七十年代的《今天》、八十年代的《他们》和《非非》的取代……


　　诗人们，说话可得讲良心呀！评论家，做结论是要讲逻辑推理的哟！当年第三代诗歌为什么喊“pass北岛”？除了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外，很大的一个原因，不就是不满朦胧诗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依附于政治的过于夸张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代言人的口吻吗？于坚、韩东、柯平、王小龙、丁当、于小韦、吕德安、王寅，哪个又没有因此而赢得诗坛上的一片彩声？怎么到了后来，有关“二元对立模式的纠偏”倒成了尔等在九十年代的功劳啦？其次，谁在第三代时候搞形式主义？第三代的成名诗人中究竟有几个是靠搞纯形式实验起家？而如果非要把那些风起云涌水平不一的民间诗歌团体算作第三代诗“泛滥”的缺点，那么我想说，正是这些“缺点”在九十年代因遭受体制内文化压力和伪知识分子写作“清场”行动所导致的缺席，才使得广大读者重又发出了“寻找诗神”的呼声！至于抵触口语及日常题材，宣称“二十世纪的诗歌艺术只能从可成知识的东西中猎获它的美和永恒”，我对此的理解是这样的：有的酸诗人就怕人家因为他们语言的俗、题材的具体，而瞧出他们底虚来！话要是都说明白了，咱还蒙得了谁呀？所以得强调，咱这叫“知识分子写作”，你看不懂，是你没文化。


　　如果说，上述言行是为了使尔等在诗坛上胡混随手扯来的招牌，我个人还是能够表示同情的。毕竟诸位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四张上下的人了，蹦哒不了几天了。刚出道上头有北岛、顾城压着，再后来于坚、韩东又抢了风头，熬到了快九十年代了谁知又出了个至纯的海子、骂骂咧咧的伊沙，眼见着民间不定还藏着什么高手，所以起急也情有可原。可凡事都该有个度：你们凭什么敢认为《倾向》、《南方诗志》就能取代《今天》、《他们》、《非非》？《今天》在新汉语上的伟大意义咱就不说了，《他们》的尘世关怀，“非非”的语言向度，《倾向》等难道都包括了？不能吧。牛吹过头小心生口疮。更可气的是这些诗人忘恩负义：他们靠着从朦胧诗那里承袭来的广场、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大搞词语暗示，假模假式地装成持不同政见似地，去蒙傻老外，转回头来却在国内攻击朦胧诗的政治倾向，诋毁或试图掩盖上一代人的艺术成就；八十年代末，是海子以自己的生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口语拉回到书面语体的诗歌上来，伪知识分子们日后才有了施展骗术的舞台，可他们反手就发明了“中年写作”，而把海子的诗命名为“青春写作”，暗示后者在诗艺上业余，不成熟……最恶劣的是这些人如今又想把自己装扮成中国诗坛唯一的一群写作者，动辄就打个“九十年代”的旗号招摇撞骗，他们绝口不提自己群体以外的诗人，比如老而弥坚的阿坚，沉潜深刻的王小妮、为中国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立有托举之功的严力，还有梁晓明、贾薇、余怒、肖沉、王向峰、秦巴子、马非……仿佛这些人都没存在过一样，难道这正常吗？


　　而这么一种空洞无物、浪得虚名、整天在诗坛在大学呓语频发的知识分子写作，不反对它行吗？年轻而优秀的北京诗人诗评家沈浩波不久前曾对我讲过一段话：“我读大学的前几年，一直以为欧阳江河、王家新他们是最好的诗人，我读不到别的人的好诗，也听不到对他们那种观念说不的声音……”他的话令我感到震撼。


　　再不能让我们的诗坛被一些伪知识分子和买办主义诗人白白糟蹋下去了。不知所云的诗歌，你们的阳寿到了！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盘峰诗会


　　正是基于上述对诗坛现状的愤懑，以及对近年来耳闻目睹的一些诗界现象的忧虑，我于1998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诗歌随笔的创作，呼吁广大诗界同仁和热心于诗的读者都关注我国诗坛的健康与纯洁，其中以刊发于《文友》杂志的《每一个诗人，都有那么一点病》、《乌烟瘴气诗坛子》较具代表性，尤其是后者，考虑到当今诗坛互相吹捧风气的盛行，诗人们对一些不同意见早已听不入耳，我决定刺激一下伪知识分子诗人们，直接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这样既可以震聋发聩，又可以使不相干的同行减少误会。我很清楚，我这样激烈的文风大约不太合我国文人千百年来奉行的中庸玩法，某些学院派朋友或许还会认为我这样写文章有违学理与仁和，但我不想对此做出妥协。因为，如果在谈诗的时候，我都不能实话实说，都要矫饰一番，先表扬后批判，充分做足文牍的功夫，那我们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写诗，岂不成了叶公好龙？


　　抱着这种观念，我如实写出并发表了我对当代诗歌的忧患，同时等待着被我点名批判过的诗人的回应。毕竟，我很期望那些人能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眼前的世界和他们近年的创作。他们大多拥有二十来年的写作经验，许多人在诗艺上当属精湛，一旦能应时纠正偏差，他们的未来的前景仍是不可限量的。巧得很，北京作协、《北京文学》、《诗探索》、当代文学研究四家单位这时在平谷县盘峰宾馆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我的文章所涉及的大部分诗人和诗评家都将到会，这给我倾听他们对我批评文字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此外我也获悉到会者除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诗人”外，尚有八十年代第三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于坚、小海、杨克，有我大学的老师、中国真正的学院派大师任洪渊，有近年一直坚持探索语言诗的车前子，有著名的青年评论家唐晓渡、陈超……但老实说，像我本人这样多年来一直在民间坚持后口语个人写作的诗人代表，除了伊沙、侯马外，似乎就没什么人了。我因之更感觉到了一种出席此会的必要：我应该替许多无缘此会的边缘诗人，说出心中对诗坛现状的真切看法，然而，没想到会议的结果却令我大为震惊和失望。


　　有关盘峰诗会的具体情形，我想此刻肯定有许多人已经写了，版本内容或许不一，但对照参看大约也能猜出大概，在此我就不赘述了。我只想说说开完此会后的几个感受。


　　感受一：我们许多诗人已经难以面对来自外界的不同意见了。只要说他不好，当即便会拍桌子打板凳，杀猪也似的怪叫起来。你感觉不象在开诗会，倒像遇到了红卫兵。其中，当有一次我呼吁大家不要再写国内流亡诗和买办主义诗歌，多关注一下眼前的世界时,王家新诗人拍案而起，朗声高诵作为一位伟大诗人该如何如何，接着哆哩哆嗦打开一颇厚的文稿，声称本不想来但不知怎么还是来了，结果听到我对他“攻击”，跟我发狠“二十年后再说”，我就知道他病得不轻。我一面忍不住想笑，一面又替他惋惜，心想家新你没戏了，你这心态绝对撑不了二十年……


　　感受二：研讨会成了吵架会。而且失身份。比如著名的于坚和著名的唐晓渡著名的陈超，不知怎么三说两说就说起当年的私人电话或信件上去了，搞得我这方外末学听得莫名其妙。唐晓渡眼中还有泪光，看了让人挺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陈超兄脸也红红的。后来一次中午在饭桌上，先是西渡诗人指责我写文章是“搅浑水”，然后于、陈两人再度争执。我觉得没劲。没法子交流，便劝于坚兄作罢。转天，西渡诗人再度指责我。事后侯马他们很惊讶，因为我没说过西的诗不好，我和他还是多年的朋友，我告诉侯马，西对我的发言我来之前早已有预料。我佩服他。


　　感受三：有些诗人风度还是不错的。比如西川诗人，提到我对他的批评，虽然不满，但还是很有胸襟地一带而过了。又如臧棣诗人，整个会议期间他一直对我说他“念博士后变傻”感到气愤，但会下我们还是做了坦诚的交流，我解释说“傻”是针对他的诗歌观念而发，如果因此对他含有智力上的伤害，我收回。同时我们也再次重申了彼此诗歌观念上的根本分歧。聪明的臧棣诗人兼诗评家幽了我一默：“你要觉得我们编辑的诗选不好，你也来编一本呀！”他当然知道我不在大学教书，也不是出版社文学编辑，一般情况下编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感受四：吵架虽然有失体统，但可以看出伪知识分子诗人对他们的理论也像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一样坚信。毕竟，争吵是因为大家都是诗人，并非因为私怨。尽管这里面一方是高扬生命与生活的真诗人，一方是误入歧途执迷不悟于实施“自我设计”的伪诗人。当然，争论的结果最后还有待于大家用更多的作品来证明。我对会议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大家临别时与王家新诗人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的夸张握手，他对我说：“刚才我们吃饭，我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徐•狗不理’， 你是天津的名牌呀。”我说谢谢，我做得还很不够，同时暗想“狗不理”是过去老百姓喜欢的食物，这么比与我主张诗要让读者看懂倒有些接近。而且这之前我已听一位诗人告诉我，家新诗人给自己起外号叫“王流亡”，也挺贴切的。嘿嘿。


　　感受五：会开得挺吵，但伙食不错。感谢主办者的盛情。而且随着这次争论的公开化，我们大约也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诗歌。所以，吵也没有白吵。伤心也还有些回报。算是个“胜利的大会”。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当然，首先是为了申明我在整个论争中所持的立场。其次我还想说一说事后我对待诗坛这次论争的一点个人感触。从表面上看，这仿佛是一次有关伪知识分子诗歌与后口语诗歌、平民精神诗歌的创作观念之争，但这仅仅是表面。隐藏在这表面之下的，或许还有某些诗人为了其在诗坛利益得失所进行的争夺。眼下这场论争的继续即可说明此点。中国的诗歌已不纯洁――有关先锋诗坛权柄的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正如撒旦的魔障一样笼罩在诸多新老诗人、批评家的心头。更多的各地诗人正陆续加入到论争的行列里，他们有的是为各自的观念而战，有的则或许是试图在世纪末这个“历史关头”捞取几把稻草，所以，我个人除了讲两句过头话痛快嘴以外，对这场论争的意义并不怎么看好。中国人比猴都灵，诗人们多少也能比半个孙猴，轰轰烈烈来一场论战，炒热诗歌，炒热自己，尔后堂而皇之地步入当代诗坛的名流俱乐部，发发作品、出出集子，不再得罪人、不再逞口舌之利，动这样念头的未尝没有。那么这之后呢？这一代的诗歌，我们下一代诗歌，会不会照旧空洞乏味，会不会照旧迎来新的不知所云？一想至此，便不觉战战兢兢。我甚至可以预想那不远的将来，名流们纷纷从双方的行列中退出，带着一种市侩的豁达和微笑，来眺望诗歌疆场上的角力。那也恐怕将是比今天知识分子诗歌弥漫诗坛更为可怕的景观吧。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我这个懦弱的没有出息的酸诗人，此刻禁不住又要向鲁迅爷爷的亡灵求告了。还是算了吧，换一个新鲜点的榜样，我就暂且学一下买办诗人的做法，也把眼光投向洋人。我找到一个叫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德国人，他一直到死都未曾向自己的对手和这个没有公平的世界屈服过，他总是发狠说：“只要我活着……”


　　是呵，只要我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