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我會挑1949

“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1949年1月，應美君，一位24歲的江南少婦，抱著一個嬰兒離開家鄉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車。她的目的地是廣州，那裏，丈夫龍槐生帶領一支國軍憲兵隊，駐守天河機場。
    戰亂時期的火車擁塞不堪，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人貼著人。火車走走停停，一會兒煤燒光了，一會兒前面鐵軌被撬。就在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車小解的女人正欲回來，火車卻已啟動。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車廂裏大哭找媽媽，但誰也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應美君深受觸動，想到車裏已有好幾個孩子、老人暴斃，臨時決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車，將懷裏的嬰兒交給鄉下的奶奶。她忍痛離開孩子，來到廣州。
    在廣州半年，應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回到衡山，決心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孩子卻躲在奶奶後面，死活不肯跟這個陌生的女人走。
    火車站裏，最後的時刻到來了。人山人海，應美君心亂如麻，伸手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捨不得，眼看火車就要開了，趁機說，“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
    向來果敢的應美君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汽笛聲響起，火車要動了。應美君鬆開了手。
    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應美君與丈夫龍槐生後來隨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臺灣，生下了女兒，名叫“應台”，“龍應台”這個名字，將父親、母親與臺灣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捩點。”龍應台說。“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臺灣、香港、大陸、海外，也不管人家怎麼稱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陸人、華僑，幾乎每個華人的家族，都有個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學陸佑堂名流薈萃、老少咸集，龍應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發式暨演講會在此舉行。“1949是個大分水嶺，決定了現代中國，以至香港、臺灣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現在的一切，都是從60年前開始的。如果要在20世紀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會挑1949。”龍應台說。
    創作初衷始於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紀一個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牆崩塌，龍應台正好在德國，親歷了歷史現場。分裂40年的東、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東西陣營的分裂與和解，我想到它們和中國的分裂是一個平行的歷史。我看到歐洲人怎麼在大歷史當中存在，也看到了他們對待大歷史的態度，於是動念想把中國的1949年搞個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龍應台才開始有計劃地收集史料。沒過多久，馬英九來找她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公務員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親去世，隨後母親也失憶了，她開始有緊迫感，感覺歷史的門在一扇一扇關上。於是，2008年開始，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閉關”400天，並親自去大陸的大江南北、臺灣的大街小巷，走訪日漸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兩岸分裂60年的大歷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過個人小歷史導讀大時代。
    這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在海外，有人聽說龍應台寫1949，第一個反應就是：對啊，建國60周年啊。龍應台聽到這樣的反應就愣了——那個題目很多人寫。我這本書不是關於勝利者，而是關於失敗者。關於他們在1949年前後的故事。這些失敗者，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帶著日出夢想的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戰爭機器犧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彙集到了臺灣這個小島。
    同一時代，臺灣這個小島，有另外的20萬年輕人，被日本巨大的國家機器，像絞肉機一樣送到南洋去，沒死的人就又回到這個小島。
    這正是龍應台寫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戰性的部分，她原本將目光鎖定在1949年大陸來台人員，但在寫作中卻發現當年600萬本地人的傷痛，甚至比200萬（一說120萬）大陸人的傷痛更深。這兩個群體60年來一直沒有正視過對方傷痛最深層的部分，因此齟齬不斷。
    於是，龍應台筆下，對國民黨士兵的傷痛，與台籍日本兵的傷痛，甚至日軍個體、納粹德國軍隊個體的傷痛，一視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萬箭穿心”的準備，但是，她依然對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對她而言，文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國共鬥爭史，而是家族流離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敗，而是小人物的掙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歷史檔案，而是複雜深刻的人性。
    人，是龍應台最終極的關注。“即使我最大塊的文章，屬於國家大事、天下興亡的那種文章，你也會看到我敍事的方法，最後它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龍應台曾說。“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很可能有負於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個回不來的青春，而且絕對無法償還。”
    對此，臺灣作家楊照詮釋道，對於真正活過1949年亂局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最大的痛苦，絕對不是打仗中誰贏誰輸，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與環境的關係，自己為什麼在這裏，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明天又會去哪里，要做什麼樣的事。今天的“國軍”打了一場敗仗，明天就變成了“共軍”，回過頭來打“國軍”。今天田裏的小莊稼漢，明天就被綁上了船，送到遙遠的地方，幫助綁架他的人打仗，對抗對面他完全不認識的人。
    龍應台深切地叮囑次子菲力浦，“你跟我這樣的後生者，惟一能夠為那個極其殘酷的時代所做的，就是給他們一個靜止的時刻，拋開所有你以為重要的事情，用最謙卑、最柔軟、最慈悲的心，聽吧。”
    “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