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睡前小說：世界末日之戰。在南美洲的解放神學脈絡裡，對抗現代共和民主政體的虛無，反轉天主教信仰系統裡的淑世偽裝。小說裡說的是一個面目平板、聖潔無限的聖者，在十九世紀之末，在巴西內地建立起小小的神學烏托邦。烏托邦，utopia，這個理想之國的概念，早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的泛希臘異教徒時代便已不斷受到討論。

柏拉圖追記老師蘇格拉底寫出政治理想國，正是為雅典的民主誌留下一個驚心動魄的侮辱：在集體生活裡，柏拉圖悲觀地認為，民主政治一如愚人遊戲，唯有在等級差序分明的極權體制裡，為最後的、至高的權威所領導，社會方有可能負責且飽滿。當中，掌權的權威者是哲人、是擁有思考與辯證的深思熟慮者，他們為所有人決定了體制中的安居位置，剝奪人們所有自由。也便是說，在無自由裡，生命才會被允諾無限自由。

柏拉圖的哲學立場，卡爾巴柏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裡，花了整本巨冊的篇幅與柏拉圖詢答。巴柏捍衛的是積極與樂觀的理性啟蒙概念，因而，柏拉圖式的極權與愚民的理想國，完全是一種對人的謬誤。然而，卡爾巴柏的立場，幾乎不能說他真正與柏拉圖達到對話，而只能說，巴柏看不見柏拉圖的統治邏輯裡，正尖銳地指出社會關係的某部分實質：赤裸的權力依附、奴隸主與奴隸的互為隸屬關係。

在世紀末日之戰裡，通過龐大的小說敘事體例，作者將聖者的救贖身影描繪得無限巨大，一方面令聖者成為書中脈絡貫串的中心，同時也剝奪其主角人格與人性，讓聖者只在行為與對象中單薄地現身；另一方面，作者同時也突顯出各地蜂擁而來皈依的信眾們，他們災慌交呈的生命史，無限細緻與清晰地交織為理想之國的前奏。然而，這本書裡令人難以忽視的段落，並不是聖潔與滌清之宗教回歸的必須，而是，人，任何人，竟然都有朝向理想與同一投身的衝動。這說的是，人們真正渴望的不是救贖，而是放棄自己、丟棄自己、凌辱自己，然後將自身全然地給出去、不防備、不拒絕、不抵抗，一直是絕對的服從。像是在鞭打的痛楚裡體驗高潮的歡愉，這是激烈與鮮純的感官經驗，卻只能經歷精神上的轉折與淨化裡獲得釋放的途徑。

所以，聖潔與卑賤是一體同胎的孿生子，隸屬與自由也從不能拆開分解。這種邏輯理路，非常古怪，卻也不是難以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