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林欣誼╱台北報導】
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爆發，社會力量的風起雲湧中，八○年代的序幕也在此揭開。詩人林沈默出版手抄詩集《火山年代》、《紅塵野渡》，記錄他走過的八○年代，他說：「作為和我一起成長的人的紀念，也讓新世代看見過去我們如何打拚。」
林沈默生於一九五九年，在八○年代歷經從自己出社會到結婚的黃金成長階段。他回顧那十年間台灣解嚴，民進黨成立，爆發農民五二○大遊行、鹿港反杜邦運動、鄭南榕自焚等驚天動地的事件，台灣社會面臨巨變，正如同《雙城記》所說的：「這是最黑暗也是最光明的時代。」
他當時寫下的詩總是熱切關注社會，批判威權體制，關心移工困境、娼妓與老兵問題，筆調憤世嫉俗，如〈豬似份子〉諷諭冷漠的知識份子如閹豬般「再髒再臭的食物，通通送進嘴底，津津有味的咀嚼著……他們並未因此發病暴斃。反而個個胖胖嘟嘟，肚皮漲得跟臉皮一樣厚。」
「當年我心中很焦慮，但現在回看八○年代，對我而言那是很美好的。那時台灣的三大價值：勤奮、信義和人情味，如今在重商主義之下都消失了。」有感於價值失落，他將這批舊作結集出版，並由詩友古能豪手抄，呈現手寫漢字之美。
林沈默本名林承謨，文化大學企管系畢業，他出身雲林斗六農家，年輕時便上台北半工半讀，自詡為「土地的詩人」。高中開始寫詩，曾主編《八掌溪》、《漢廣》詩刊，著有《白烏鴉》、《台灣囡仔詩》、《霞落大地》等詩集與小說。
他表示，自己年輕時受作家陳映真影響很大，心中懷有左派理想，文學也結合運動。如今年過五十，心情是「古井不生波」，也因此能夠重新把文學當文學。但他的理念始終沒變，延續為庶民與土地寫詩、我手寫我口的想法，用白話文體入詩。他近年投入台語詩創作，剛完成費時十年的《念故鄉─台灣地方唸謠》，以台語三字經形式，為台灣各鄉鎮「造像」，預計今年出版。
本文發表於2013年《文訊》三月號
社會證言與文壇批判
──林沈默詩集《火山年代》與八○年代
作者：鴻鴻
近日，幾位詩人將他們八○年代的詩作重新結集出書──劉克襄《革命青年》、楊渡《刺客的歌》、以及林沈默的兩本詩集：《紅塵野渡》是情詩，《火山年代》則是社會寫真。《火山年代》自序的兩句話，或者可以說明這個現象：「現下，台灣雖已走過壓迫與禁忌，革命卻是尚未成功。」前者，指的應該是極權體制的鬆解；後者，則是社會正義尚未真正得到實踐。於是，有必要重新傾聽詩人的聲音，響應這一代青年對正義的重新呼喚。
林沈默近十年來，以優美的台語詩立下標竿。他八○年代留下的華語詩作，至今讀來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前瞻性。《火山年代》的作者雖然才二十出頭，筆下卻飽沾滄桑，沒有蕪蔓的文藝氣息、或矯情的意象追求，而儘是小說家直白的語法，對社會底層生活的粗礪刻畫，對政客與文青的尖銳嘲諷。
開篇詩作〈在高速公路〉描述往北行進的車中情景：滿載白豬的小貨車，正飛快駛向被屠殺的途中，而不安推撞的豬群，還憤怒地彼此噬咬。滿載紅甘蔗的小貨車，駛向被壓榨的途中，蔗枝則在彼此誇耀自己甜美的程度。而中興號巴士上的鄉親們，卻做著虛榮的台北夢。豬和甘蔗和鄉下人並列，彼此互喻，不論是互相噬咬或誇耀，都無法避免被剝削的命運。而他們對自身命運的無知及無能，則在詩人筆下隱隱指向了那背後的權力結構。台灣的鄉土文學，最高成就在小說，但林沈默這樣的詩，飽含批判與同情，我以為當可作為鄉土詩的典範。
林沈默善寫城市內的流離者與小人物，切入點往往十分精準。他寫戰爭中斷腿的老兵在路上擺攤，賣的是「時下孩子最喜歡的玩具手槍和戰車」，一語道盡生命的荒謬對比。〈他們都來到這裡〉並列菜販與警察準備出門的過程，一個洗淨菜肉、穿上油膩的工作服、打完骯髒的小孩、推起地攤車出門；另一個梳理鬚髮、換上新制服、親完可愛的小孩，並發動摩托車。然後在「啊，來了！他們都來到這裡。」後，全詩嘎然而止。讀者可以想像的是，警察即將對攤販開罰。階級與權力關係，不言可喻。
詩人不只作為觀察家，也是社會脈絡的分析者。〈變異的太陽〉從幼稚園寫到大學、教員、官員，既呈現教育的虛偽，更暴露腐化的源頭。某些詩作更有如預言，像是〈觀放烟火有感〉，簡直是直指當前以煙火為政績的亂象。而指出放煙火只留下垃圾，也早有環保意識在焉。
全書三十三首詩分為兩輯，其第二輯盡是這類對文壇的反思。他送別唯美的友人避世，自己仍入世地寫作，並不無嫉憤地告白：〈好在我不靠稿費為生〉，才能避免在不再年輕時繼續書寫少年風流的文章，應主編要求歌詠風花雪月，或是為了文學獎而編造災變的詩文。他痛斥出賣靈魂的「文化妓女」，自己甘願為了誠實而安貧樂道。社會階層的雲泥對比，和文壇中的主流邊緣，讓詩人在兩者的抗爭中，都始終自覺地擇善固執。
當然，文學的價值不只體現在價值觀的選擇，也體現在美學的經營掌握。林沈默以現實為象徵的筆法，寓巧於樸，最令人讚嘆。然而有時，過於約定俗成的意象，也會未經琢磨地流洩出來，如以玫瑰和斷翅形容流鶯，或以老鼠喻小人。詩人已擺脫雅俗的包袱，但如何以真實的刻畫取代情感的想像，仍是需要畢生追求的。
在戒嚴年代書寫真實，詩人不能豁免於恐懼。〈筆的悲劇〉是書中相當陰暗的一篇。一枝大聲疾呼自由的筆，看似行雲流水，最終卻難免被筆蓋輕輕一套，從此消音，「慢慢被時間冷卻、風乾、硬化，──直到生命全部報廢。」文字獄的陰影，在詩人眼前，也在所有人心中。然而，他又以一首〈火車只是穿過遂道〉，篤定地預言黑暗不會久長。
這本詩集的「出土」，證實時間還給了詩人公道。作為八○年代的時代證言，其價值於今日更為豁顯。全書由詩人古能豪手抄出版，不但可見兩位詩人的情誼，更歷歷可感一種於今罕見的，胼手胝足筆耕的印痕。（本文發表於2013年《文訊》三月號，作者為詩人、導演） 2013-03-09 1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