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偉大代表人物，他開創的儒學學說不僅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而且至今在世界上廣為傳播。儒學經學在孔子之後，在兩千多年的整個封建時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發揮著指導力量，對中國封建制度的鞏固和延長起著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學說含有多面性，儒家學派總能適合整個封建時代各個時期統治階級的需求，從孔子學生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孔子及其儒學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全面的，深遠的，它塑成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格，至今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信仰方式。

　　一、孔子的宗教觀

　　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相信並崇拜超自然地神靈，是支配人們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歪曲，虛幻的反映。宗教產生在史前社會後期，最初的宗教形式被稱為自然宗教。孔子時代的中國，還沒有現代意義的宗教，只有對天神、地祗、祖先崇拜等原始意義的宗教。孔子的宗教觀體現在對天命、鬼神的看法上。

　　關於天命。孔子較少說天命，“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孔子對殷周以來彌漫於社會的宗教天命論，處於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狀態。

　　孔子所謂“天”，有時指主宰一切的具有人格神意義的上天，他提出“畏天命”，說“獲罪與天，無所禱也”。有時又指廣袤的自然之天，他說：“天何言哉，四市行馬，白駒生馬。”這反映了春秋時期正處於關於“天”的觀念變動時期，即由“主宰之天”逐漸向“自然之天”過渡。

　　關於“命”,孔子是肯定的，並且認為天命是可知的。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並自稱“五十而知天命”。不過孔子所謂的“命”，並不是指上天的絕對意誌和命令，而是一種人力無法挽回的歷史必然性，無可奈何的叫作命。孔子所說的“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即是指這種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認為人是無可作為的，相反，他主張人在“命”面前應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度。

　　關於鬼神。宗教離不開鬼神，而孔子及其儒家是如何看待鬼神的呢？在儒家經籍中，鬼神指人死後而存在的靈魂。“上下神祗”，上指天神，下謂地祗。對於鬼神，孔子既不否定，也不迷信。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乎鬼神就在面前一樣。

　　從人事與鬼神相比較，孔子註意現實，重人事而輕鬼神。子路問他怎樣侍奉鬼神，他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孔子對死的看法，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不談論鬼神和死後事，是孔子也是儒學對鬼神的基本態度。

　　對於祭祀，儒家認為，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祖先曰“享”。孔子強調祭祀要誠心誠意，認為通過祭祀可以培養人們的誠意和敬順的道德情操，祭祀祖先可以培養人子的孝敬品德。“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必須按照宗法血緣關系有序地進行，“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孔子反對這種祭祀。顯而易見，儒家把祭祀祖先、鬼神視為實施倫理教化的重要手段。

　　孔子還用中庸思想來看待人與鬼神的關系。墨家有鬼，道家無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無神論，也可以引申出有神論。儒家這種對鬼神的不可知論，實質上掩藏著唯物論的因素，其基本精神是人學而不是神學，在儒家的思想體系裏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導地位。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進步。對此，魯迅先生給予很高的評價，“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論鬼神。”

　　總之，孔子的宗教觀，特別是“敬鬼神而遠之”的哲學思想，在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它的影響是深遠的，至今還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信仰方式。

　　二、儒學影響下的中國宗教特點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長期主導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意識，受此影響，中國的宗教有著與眾不同的特點和特色。

　　1、宗教種類多，信徒占人口比例小。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從世界宗教到原始宗教（如薩滿教）同時存在。另外，中國歷史上還曾長期存在眾多的民間宗教（民間教門），有學者稱之為亞宗教或準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外來的，但外來宗教一經傳入，即與中國的悠久文化傳統相互影響或融合，成為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宗教，道教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宗教，也已經布到與中國鄰近的亞洲各國。

　　盡管中國宗教種類繁多，歷代統治階級也對各種宗教也大都采取支持，保護的寬宏態度，但由於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宗法社會制度，特別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重現世，重倫理道德，這同崇拜自然力量的宗教觀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對立，對宗教發展和社會作用的發揮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就宗教教徒而言，在全國總人口中，歷來居少數，只有在少數民族地區絕大多數人信教，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宗教像西方那樣曾占有“國教”地位。

　　2、王權大於教權。中國傳統文化主體的儒學主張以德治天下，敬天而不盡信天，敬鬼神而遠之，這種思想一直被歷代統治者作為正統的統治思想。中國歷代統治者均秉承西漢大儒今文經學派創始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與”、“君權神授”學說，視自己為受命與天、代天治民的“天子”。居天子之位，王權高於神權。他們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保持一定距離，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蓄的政策。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情形（只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政權形式），在皇權統治下各種宗教並存，也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

　　3、宗教信仰的功利主義傾向。由於以上兩個特點所決定，宗教對整個中華民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不像西方那樣如此廣泛而深遠。另外，儒學重現世、重實際，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務實的特點，而且直接影響到中國宗教的面貌：有時信，有時不信；有事信，無事不信。為了求德庇佑，不論是儒釋道，不論是鬼神上帝，還是菩薩聖母，都可以信仰膜拜。臨時抱佛腳，見廟就燒香，逢神便磕頭。歷史上形成的這種功利主義信仰特點，一直延續到當代。特別目前在農村信徒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他們根本弄不清耶穌是何許人也，也不知道亞當、夏娃是誰，一般也不關心“來世”與“天國”，他們關心的是解決現實困難。在這方面，膜拜團體更善於摘取宗教經典中的只言片語來生搬硬套、比附群眾現實生活，更能貼近現實生活提出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作出一些根本無法兌現的承諾，更能使一些人暫時得到精神滿足，從而有更大的吸引力。特別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困惑比較多，一些人容易心理失衡，更容易被邪教俘獲。

　　三、中國傳統文化對膜拜團體的塑性作用

　　世界上五花八門的膜拜團體，大都具有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反道德的共同本質，這是膜拜團體的一般特征。但是花樣眾多的膜拜團體也並非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滋生的各種膜拜團體又各有特點。

　　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中國當代膜拜團體，大體有三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教義文化特征——封建迷信文化糟粕的沈渣泛起。中國封建社會持續了兩千多年，封建文化積澱甚厚，其中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例如，作為文化主體的儒學，雖然其根本精神是重實際，重現世與人事的，但對天命、鬼神持模棱兩可的態度，為神鬼迷信的糟粕文化留下了生存空間。同時，漢代儒者創立的讖緯之學，借天道說人事，借孔子之名合法地傳播迷信，把儒學宗教化，把儒學引上歧途。後雖經隋代嚴厲查禁，但已流傳數百年的讖緯迷信不是一道禁令可以解決的。對於傳統文化，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膜拜團體反其道而行之，用文化糟粕拼湊自己的教義，蠱惑蒙騙信眾，誘導信眾在“神聖”的旗幟下走向邪惡的深淵。膜拜團體制造傳播的迷信邪說，純粹是腐朽文化垃圾，絕對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和精華。

　　第二個特征是，制度文化特征——封建專制主義的基因復制。在中國，皇帝退出歷史舞臺已經有一個世紀，但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文化垃圾，仍殘存在中華土壤中，而且不同程度地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在當代膜拜團體中死灰復燃。完全可以說，當代膜拜團體是封建專制主義基因復制出來的。膜拜團體是一個地下“王國”，在這個“王國”裏，教主等於活神（神權）加皇權（政權），而教眾則是被精神控制洗了腦，甘願為教主奉獻一切的臣民，沒有任何民主氣息可言。因為膜拜團體極具封建性、腐朽性、落後性，所以它反對任何社會進步，主張倒退到教權加皇權的統治。極端仇視社會民主，逆社會潮流而動，是當代中國膜拜團體的又一特征。

　　第三個特征是，行為文化特征——覬覦政權的政治色彩鮮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狀況迅速惡化。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妥協性多於反抗性，保守性多於進取性，實證意識、理性主義、科學精神相對薄弱等原因，不僅沒有孕育出現代科學技術，而且對現代文明感知遲鈍，對西學東漸應對乏策，在東西較量中敗下陣來，一蹶不振；西方先進文化傳入，民主與科學思潮興起。傳統文化的思想體系，特別是儒學改革開放以來失去了昔日的風光，但新的社會價值觀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各種膜拜團體趁虛而入。當代膜拜團體繼承了反動會道門的衣缽，一方面打著宗教的旗幟，一方面對世俗政權垂涎三尺。中國當代膜拜團體的教主，大都有極強的政治野心，他們建立的邪教組織，有著奪取政權的濃重的政治色彩。有的在建立之初就有這種政治圖謀，有的在發展過程中滋長了權欲，或者別有政治背景的人的介入把他們引向對抗現存政權的道路。

　　四、人類共同倫理的底線

　　倫理一詞，在《辭海》中這樣解釋：“處理人與人相互關系的各種道理和準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崇尚道德，所以道德也被稱為倫理文化。德克•布德教授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馮友蘭教授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孔子及儒學同樣非常重視倫理道德，孔子的“仁”學既是政治思想又是他的倫理學說，孔子把“誌於道，據於理，依於仁，遊於藝”作為他的倫理思想的總綱。受儒家思想熏陶，中國古代留下了許多以道德為中心的理論文化名言，如“士有百行，以德為首”；“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嘗”；“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德不孤，必有鄰”等傳統箴言，都是對以道德為中心的倫理文化的有力推崇。簡單概括儒學倫理的核心理念，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

　　一是仁愛之道。“仁者愛人”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倫理學說的基礎。《中庸》引孔子的話：“仁者，人也。”孔子所說的倫理意義上的道是指人道，是做人必須遵循的總原則總目標。道見於具體行動就是德，德是一切行動的根本，德從屬於並依附於仁，符合仁的就是道德行為。仁講的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主要內容是愛人。在這裏的人是一個泛稱，是一個人類的概念，也就是說要愛所有的人，也就是如今經常說的“博愛”思想。只有愛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才會愛你，整個社會才會和諧安定，其樂融融。而現在的一些膜拜團體動輒就自殺自殘、甚至殺害他人，違背仁愛之道，是對人性和人權的踐踏。

　　二是中庸之道。孔子在《論語•雍也》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難道不是最高的原則嗎？所以說，中庸之道也是孔子理論學說的核心之一。那麽，到底什麽是中庸呢？概括地說：中就是不走極端，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庸就是不唱高調，實實在在。中庸為什麽是道德境界呢？中，首先是正，中則正，正則中，叫“中正”。這裏的正，包括正直、正派、正義、正道，當然關乎道德。其次，中庸也是一種修養。不卑不亢，不即不離，不偏不倚，不疾不徐，這些都是修養，都要靠修養。修養達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境界，叫做“平和”。或者說，中庸就是“中正平和”，中就是不偏不倚，正就是不左不右，平就是不高不低，和就是不異不同。在儒家學說裏面，中庸之道被認為只有修養很高的人才能做到。古今中外的膜拜團體大都走極端，宣揚“世界末日”，宣揚“現世成佛”，利用誘騙、蠱惑、威脅，甚至利用恐怖手段拉攏、控制信徒，稍微遇到反對意見便群起而攻之，這顯然違背了中庸之道提倡的不偏激、不走極端的社會倫理底線。

　　三是誠信之道。古人語：“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儒家也特別講誠信。誠，真誠真實，真誠實意，誠的本意是信，指言談處事真實無妄，誠實無欺。孔子把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以為賢者必備的五常之一，他強調對人處事誠實不欺，言行一致，敬事而信，謹而信，可見誠信在儒學中的重要性。誠信，作為當今社會交往的道德底線，也被世界各國所承認和遵守。當今的膜拜團體，為了騙取信徒信任，片面誇大社會陰暗面，極力美化自己，鼓吹可以把信徒帶到極樂世界，更有甚者為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編造各種荒謬謊言，大肆進行輿論汙蔑和攻擊。

　　四是孝悌之道。孝，指還報父母的愛；悌，指兄弟姐妹之間的友愛。孔子非常重視孝悌，他認為孝悌是做人，做學問的根本。他在《論語•學而第一》中說：“孝弟（弟同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孝也是一種道德標準，是人倫的核心與根本，稱為孝道。孝道在其它各大宗教教義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在伊斯蘭教的教義中，“孝”的重要性僅次於禮拜真主。基督教認為“上帝沒辦法照顧每一個人，所以創造了母親”，所有的民族，都對生養自己的父母抱有樸素的感恩之情。而一些膜拜團體卻慘無人道地使信徒拋棄一切親情，包括母愛，法輪功信徒傅儀彬殺母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綜上所述，所謂的膜拜團體大都不遵守社會法律，不遵守人類倫理底線，對社會及人類文明具有極強的破壞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被政府依法取締也就成為必然，這種必然也是政府的正義之舉。此外，政府打擊的是極少數違法犯罪的組織者，對絕大多數參加者則視為上當受騙的受害者，滿腔熱情地予以教育、轉化和挽救，並實施回歸社會工程，讓他們安居樂業，這是中國政府對膜拜團體的態度，也是中國政府對社會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值得慶賀的是，經過中國政府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經過中國全社會上下的共同努力，一些被所謂膜拜團體控制的信徒思想徹底解放出來，重新回到正常的社會中，重新開始溫馨的家庭生活。

　　在我們美麗的家園，不論有什麽信仰，但是都不能因為一己之私而影響其他人的正常生活，都要遵守法律，都要遵守共同的倫理道德，特別不能隨意拋棄仁愛，拋棄中庸，拋棄誠信，拋棄孝悌，這是人類倫理的底線,也應該是人類共同的倫理。如果連這些都不要了，其信仰存之何用？人又存之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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