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Louise Colet，福樓拜皇皇巨著『包法利夫人』，書中很重要的愛情經驗就是來自他跟Colet小姐的戀愛而來)



三‧《倩女幽魂》與台灣解嚴


戲劇性地，在新電影接近尾聲、台灣宣告解嚴的次月，《倩女幽魂》(徐克監製，程小東導演)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香港，開創出鬼片一個絕然不同的新風貌。《倩女幽魂》的出現才真正點出鬼片

所象徵的舊社會與新電影所從出的現代社會，兩者之間絕然區分開來的一個關鍵處──這個關鍵處才分別凸顯出鬼片與新電影本身最重要的特質。

問題是先從這裡開始的：鬼片與其他傳統國片最重要的分野在於它的巫術與宗教色彩。然而，這兩者到了「倩女幽魂」卻成了失去超自然神秘性的科技（technology）表演大觀。《倩女幽魂》所真正「表演」的是一個百無禁忌（taboo）的時代的來臨，一切人與自然與超自然的關係皆「下降」（這個字眼在阿姆斯壯踏上月球後別具象徵意義）到全然世俗（secular）的層面──人類已然從神聖（sacred）的領域中「撤退」出來。

在新電影工作者的理念，也許並沒有什麼題材不能拍，或者解放傳統才是他們心中唯一真
正的電影意義與精神──同時在題材上與電影語言上。他們唯一剩下的禁忌就是電檢；他們還存有的「神聖」領域就是拍電影──電影卻是二十世紀人類全面世俗化的象徵！

解嚴，對這個島嶼上的人，表面上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開始崩解的「可能」，底層裡卻是人的精神領域一個經過法律宣告的「正式撤退」──這也許才是新電影真正「新」的地方？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在 1852/05/15（給 Louise Colet 的信）所說的話，也許比一百年後的李維史陀的悲觀（參見〝鬼的再探〞最後一句話，〝中國電影美學初稿〞標題下的引言）之論還要悲觀：

「1789 年毀了專制與貴族，1848 年消除了中產階級，而 1851 年滅了『人們』。剩下來的只是白癡、庸俗的一群 ──我們每個人勢必要變得一樣平庸。連心靈現在也講社會平等──大家都想同樣的事。我們寫書給每一個人看，畫畫給每一個人，為每一個人研究科學，一如我們替每一個人修道路、蓋候車亭。」


’92/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