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球本身的抓握方式，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二：本書的結構


(A) 形式（form）

「只有目地，沒有道路；我們所謂的道路只是一種搖曳不定的東西。」──卡夫卡：「罪、痛苦、希望與真理的沉思」


常常我是這麼感覺到生命的秘密的：正是在那最矛盾處蘊藏著它最富戲劇性的所在。在這裡「最富戲劇性」意謂著「最大的曖昧性（ambiguity）」，意即它同時包含著兩個絕然相反的「存在可能」。例如，我們說要瞭解他人同時也必須瞭解自己，反過來說，其理亦然：在進一步瞭解自己之時，事實上同時我們也進一步瞭解他人。

對於所謂「看得懂這部電影」這個現象，事實上也包含著兩個要素：(a) 這部電影； (b) 「看」這部電影的方式。換句話說，電影研究這個活動並不能單只研究電影的色彩、聲響、對話、演員、編劇、場面調度、燈光、結構、意義...等，還必須研究我們研究這些層面的方法。用通俗字眼來說，前者是所謂的「目的」，後者就是所謂的「手段」。

然而，這樣的區分卻在人心上造成重輕之別，以為研究「研究電影的方法」不過是瞭解電影的「身外之物」，而事實上這也是瞭解電影的「本身」。我常想這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不斷重演」的一個極具關鍵性問題之所在。

我記得在我剛入伍時，在我們這群預官之間所號稱的「科技整合」（大家分別來自不同的科系）的閒談中，「獻身與領導」（光啟出版社）、「魔掌」（中央日報社）這兩本書是我們所討論最多的。似乎對我們來說，身為軍人的第一個敵人是我們自己──我們以前對共產黨的那套陳腐的觀念。

〝我們所應該研究的，就是共產黨如何成功地在他們的黨徒身上製造一種心靈狀態。這種狀態使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在世界上獲得了最有價值的理想與目標。〞（「獻身與領導」，p.132）；〝軍人的職責是保國衛民，不知道大家是否見過不作戰的軍隊？曾否見過專門訓練士兵掃院子、挑水、修理家俱、帶小孩、刷鍋洗碗、替小孩擤鼻涕、替人點火吸煙的訓練班？...〞 （「魔掌」，p.1）

我們究竟因何驚訝？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看到以前在我們觀念中的「手段」（我們用「花樣百出」來形容共產黨的各種「技倆」，同時也藐視他們的各種「手段」），竟然成為 ：(a) 共產黨徒的心靈狀態；(b) 收買民「心」的利器。

或者說這時我們心中原本的邏輯次序顛倒過來了：原本我們所以為的「手段」、「方法」就是目的本身；心靈完完全全給「技倆」所搬弄、控制與變更！

人類或許是這星球上最矛盾的有機體：人一步步發展出精密的工具來，人類也因此一步步遠離大自然的懷抱、一步步與其他有機體明顯地區分開來，然而，人類卻還將這些工具視為「不具心靈力量的物體」。

我將文稿拿到出版社希望能結集成冊，出版社則希望能有一個一貫的主題。我想起自己在過去的寫作熱情中所飽含的希望卻也正是如此：(a) 在〝中國超現實主義〞的兩篇文章中，我當初所企圖建構的是，探索出「新的中國文化符號」的可能途徑。在這裡所謂的文化符號當然是指電影語言。這個企圖是〝初探〞一文的整個精神所繫之地。選擇鬼片，當時外在環境的機緣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那時電影圖書館正放映文中討論的三部片子）；決定從鬼片繼續著手，在〝再探〞的前言中已說得很清楚。

剩下來要說明的就是研究方法的問題，這也正是我當時內心中的情感之所繫：結構人類學中的結構主義，以及由語言學發展出來的符號學。這兩者在文章的架構中十分明顯的表現出來，事實上，這也是在一系列關於新電影的文章中的主要研究方法。因此，當然我當時的理想是此非再往上下電影史上的鬼片，否則難以竟其功。(b) 在新電影文章系列中我依然抱著如此「龐大的計劃」的想法。(c) 甚至這更進而延伸到企圖建構出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電影美學觀來的想法。「中國電影美學初稿」就是在 ’87 亞太影展學術研討會這外在機緣與此內在情感的遇合之作。

在這一篇篇的「初探」與「初稿」的標題中，蘊藏著我當時受著一點點淺薄的人類學訓練，而以為非在嚴謹的歷史深度與廣度中無以探索出一個問題「可能的究竟」，這樣不顧慮現實問題的態度。在出版無門的情況下，我多半只能被動的在偶爾的邀稿這樣的機會裡，作著半生不熟的理想之夢。

然而，如今出版有門，但我已無法再寫類似這樣的文章。在六篇電影散文的部份，前面四篇仍不脫一貫的人類學與語言學研究角度的色彩（由於篇幅的限制，因此對我當時而言，寫來更覺自己的內在是散亂的）。直到〝婚禮 •Ａ片•喪禮〞、〝電影中的愛情〞，我已開始反省這樣的研究方法對於我內在世界的限制；這兩篇文章所潛藏的精神，就開始呈顯出當時我在研究態度上的游離味道。

因此，就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本書以個人淺薄的人類學與語言學的觀念和方法，一脈相承下來(即使就那兩篇游離性的文章來說，它們也在這連貫之列)。因為，它們也是相對於那樣的研究方法，試圖尋找另一種「可觀的」觀察電影的方式。

再者，就建構一幅完整的台灣電影史的角度而言，個人以為研究方法本身同時也決定這個歷史形貌的內容。沒有所謂「資料性階段的台灣電影史」，而是「零散與破碎的台灣電影檔案」
；沒有所謂的「不借重任何一種派別的研究方法」，而是「文字堆砌式的漫步」。因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並不全然是在於電影理論的摸索與建構，更重要的是（也是真正的關鍵處），研究方法在於對現象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正是由於這樣一個具有獨到見解的問題，才能使我們洞察出歷史的轉捩點其所以然的可能緣由，才能挖掘出那種種深藏在歷史灰燼中的新的能源，才能使我們對某部電影的視野不為其架構所限。是這樣的具有創意的問題意識，才能使觀眾不斷去深思台灣電影歷史中的奧秘與未來的希望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