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闢蹊徑之必然

蹊徑──真正的蹊徑──，確非一蹴可即之物。然而，在當時的新電影運動中卻存有某種「另」，引發我們在這條不可預測的道路上，某種微妙又獨特的靈感。

刊登於文星雜誌104期的「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分成“我們對電影的看法”、“我們對環境的憂慮”、“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共三大論題。然而，無論在那一個論題上，電影，被簽名在這份宣言最後面的那群高級知識份子們，首先定位為「一種藝術形式」與反省的「民族文化活動」，而最終則是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的存在空間」。

然而，台灣新電影工作者自覺於將本身定位為非主流電影之同時，卻又要求大眾傳播媒體「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宣言中所謂的「影劇新聞」尤其是指報紙對新電影的「文化活動」的報導。

然而，我們從新電影工作者這種自相矛盾的作法上，取到了我們的「另闢蹊徑」第一個靈感：我們不僅不將非主流的文化活動與商業活動相對立，而且還要把兩者纏綿地關連起來。

我們從這裡獲得靈感，也從這裡記取這項教訓，因此，我們所要另闢的蹊徑將是把20年前的新電影與20年後的影劇版，纏綿地關連起來──「關連」起來的理由是來自整個大環境的巨烈變動；「纏綿」的理由是來自於對社會情勢的「顛倒」而來：到底是什麼東西，真正在新電影運動中佔「上」風（藏在床底「下」的才是）？究竟是什麼玩意兒，令解嚴後強勢的大眾文化，以「下」風之品味橫行在大眾之上？──這之間的顛倒與反撲，究竟是否夾藏著某種既文明得動蕩又生野得四射的力氣？

於是，在這條「不可能」的纏綿之徑上，我們得以將新電影的美學與九零年代末期狂飆的大眾文化的非美學活動方式，重新揉攪於一體。

於是，「不可能」或「蹊徑」的意義在於：沒有經過這兩種分屬極不同領域間的比對，當代台灣電影工作者恐怕很難洞見出，電影不僅是一種可以跳脫開「一種藝術形式」與「對民族文化反省」，而活蹦亂跳的「東西」；更且還潛藏著多種對菁英文化的爆炸性破壞空間，而更狂野奔放的「玩意兒」──而最關鍵處在於：沒有經過這條蹊徑「異常的洗禮」，即便見識過再多元狂舞的流行文化，都很難被你我皆「成長」於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教育體系的體質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