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侯孝賢之「不」

近年來，不少人如此低問：侯孝賢還有可能「東山再起」嗎？

2001年侯孝賢帶著新作《千禧曼波》，到法國坎城角逐金棕櫚大獎。國際影壇流傳著法國人曾說過，他們為侯孝賢留著一座金棕櫚獎座，已經很久了。

結果是，杜篤之以《千禧曼波》與《你那邊幾點》，拿下(音效)技術大獎。而這正是華人在坎城第一次獲獎的獎項，當時的影片是《俠女》(圖上)，導演是胡金銓，時間是1975(1972年上映)。

時間已經很晚了，大家都在中正機場等侯孝賢，希望他談談這次他的影片在坎城獲獎的情形。不料，他在通關時，臉色比海關人員更僵硬；從關口出來時，一見到蜂湧上來的媒體，台式三字經立即噴口而出，怒罵「不要拍，有什麼好拍！」──懂台語的人，一定知道這句話出自一個怒氣沖沖之人，其勁道之強悍。

每個人都很錯愕，每個人都恍惚了起來：我們曾非常喜歡的那個在片中大罵三字經的電影，竟然有一天三字經不僅衝出了銀幕，還對準我們而來。

今年是小津安二郎冥誕一百年，日本的松竹映畫卻對準了台灣的侯孝賢，力邀他赴日拍日片，以響應這個盛大的紀念活動。侯導上禮拜(2003/06/12)正準備出發時，松竹來電說「且請再稍候幾日」，日本許多旅館對於侯導等工作團隊的進駐竟說「不！」

日本人說，侯導是來自SARS疫區的台灣。日本人也說，他們之所以盛邀侯導，乃因他們視這位台灣人為小津之轉世。

(2) 小津之「無」

夜半臨窗而立，涼風拂面，看著看不見的樓下空地，想著以前住的地方。一處，緊貼天主教附設幼稚園，一大早，兒童呼天搶地之聲刺破雲宵；另一處，樓下種滿扶桑花的中庭，每到黃昏與假日，兒童拍球之聲撼動地表。

在這兩處居所，曾記下無數侯孝賢電影中的兒童與排泄筆記。在這兩處居所，小津墓上僅寫著的一個字──「無」，幾度令我感到一種空前的恍惚。

不再去想著「世界絕不像我們所看到的那個樣子」，也不致墜入「我所想望的世界的另一個樣子」。

想著從小津的鏡頭放眼出去時，那種在有人有物中卻綻放出一片非常空蕩的世界。

《東京物語》將近尾聲時，一大早，趕回來參加母親喪禮的子女們，圍著一起吃早餐時，突然有人問起父親那裡去了。二媳婦原節子跑出去找他，東奔西跑後，竟然發現笠智眾站在海邊望著天空。原節子呼喚著他，笠智眾眼神有點恍惚地說：「今天會是個很熱的天氣。」

他好像忘了，眼前這個美麗的女子，是他之前到東京時所深切認識的媳婦；他好像安然地忘了，兒女長大離去之後，那個與他日夜緊密相隨的老伴，昨天才剛入土。

笠智眾轉身離去時，原節子好像忘了什麼般地看著天空，好像這是她第一次看到日出。

那是原節子第二次在片中，出現愣愣的表情。第一次是兩老突發懷想，遠奔東京去看兒女。兒女真是忙到沒空陪兩老，於是請託媳婦帶著兩老隨處走走。原節子請假陪兩老隨團東京一日遊。遊完後，帶兩老到她家小坐。

她悄悄從外面叫了三個便當進來，她輕輕到隔壁鄰家借了一瓶清酒。她很小心拿起那支碩大的酒瓶，慢慢地往笠智眾手上的杯子裡斟。那杯子在豐滿的原節子與臃腫的婆婆，兩人密切的影子包圍下，顯得奇小無比。正當小津的鏡頭一下子變成了顯微鏡之際──許多大導演都有這種特寫神功－－，予人向來很是遲鈍的笠智眾演出了奇蹟：我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從一個望遠鏡口看到一只危危顫顫的杯子。

笠智眾看到做夢都沒想到的酒，兩隻手捧著杯子等待酒瓶裡的酒滴落下來。他好像在等待久旱之後的一滴甘霖；我們好像忘了大家都在等待吃飯，好像夏日剛洗過澡時看到了一塊冰。

屋內光線暗淡，小酒杯在數百條陰影中，壓抑不住地閃爍。那令你想起鄭佩佩初演胡金銓的《大醉俠》時，全身上下散發出的那股壓抑不住的潔淨感。尤其是她猜到岳華用歌聲給了她一個腦筋急轉彎的謎底時，她望著沒有天空的天空，整張臉豁然開放的表情，就像小孩第一次看到大海的神情，無比空蕩、無比晴朗。

那歌聲唱所出來的謎語是：「一點一長橫，一撇到南洋，十字對十字，日頭對月亮。」謎底在上上一段已有人悄悄對你耳語：(「無」廟之)廟。

(3) 若「有」似「無」：莊子與啤酒

第二次到中文系去上「莊子」課時，台上的教授說到：「誰最得道？就那鄉下完全不識字的婦人！」大家聽了先是訝然，後來不知從哪來的輕笑聲，像憋了很久，再也禁不住，終於爆了開來──聲音真是像放屁。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我晃了幾回頭，忽然瞧見Ing。

“則，識字何屁用哉？！”我隨後丟了一張紙團給她。“看電影用啊！”我打開她丟過來的紙團，上面的字絹秀得令人覺得，一時間心空意蕩。

上完最後一堂課，她在出文學院門口時勾起我的手臂；我們衝進了學生活動中心的大禮堂。裡面擠滿了人，大銀幕上燈光漆黑無比，卻不時有小黑影漫天蓋地而來。電影講的是一個完全不會武功的男人(一臉殺氣)，專門紀錄江湖上發生的一些秘聞。影片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詭譎氣氛，我忍不住望了一下Ing，只見她白晰的臉上放射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天真表情，令我想起那很可能正是我第一次看電影時的模樣。

那時候校園後門那棵壯麗無比的大松樹，還沒被欄杆「保護」起來。我們一人一手一支學校農學院自製的紅豆冰棒；從活動中心走到這裡，才不過溶化一些些，學校的冰棒之堅硬果然名不虛傳。她問我為什麼走來這裡？

我把手上的冰棒拿起來指著那棵，如天般寬闊飄緲、如地般不可動搖的大松樹：「妳不覺那很『棒』嗎？」我們兩人咬著冰棒，不自覺地繞著大松樹走起來。我的聲音穿過樹縫問她：「為什麼帶我去看《蝶變》？」

她在路上告訴我，這是徐克當年一鳴驚人、名震江湖之作。她的臉突然從松樹幹縫間浮冒出來，我在嚇了一跳中不禁後退了一兩步；她緩緩輕輕地說：「畢業後想當記者去。」那天晚上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啤酒──裝著「滿滿的」莊子的啤酒。

「你這樣是把啤酒當水喝。」我小口的喝，她小聲的對我說；這家位在師大夜市裡的西餐廳，當天晚上連兩位服務生總共也不過才五個人。她從之前跟服務生要的一大杯冰塊中，取出一塊「匡噹」一聲丟進杯裡，然後把啤酒罐高高舉起，將酒從半空中倒進杯中，氣泡像雲霧般從杯底竄了上來。我還愣著看時，她已然把杯口移到我唇邊。

我喝下生平第一口啤酒，柔細軟棉難以言喻，感覺真是奇妙無比。喝完後，不知為什麼儘盯著她臉上的皮膚望，她唧笑了一聲，我像從夢中驚醒般，學著她把啤酒從半空中倒入酒杯，再度一口飲盡。乖乖，那真是像極了我夢想之中的，在雲霧之中，腳看似踏空而不空。

她臉上似笑非笑地說：「似酒非酒，若有似無；很有莊子的味道哦！」

近年每次走出侯導經營的光點電影院，輕瞥樓下的咖啡庭園，來往人潮的腳步聲切切滑過綿綿小草，常令我悠悠想起那棵如雲似霧般的大松，常令我幽幽想起已經置放多年的，侯孝賢電影與兒童之筆記。

那裡充滿著大四時我對知識論與莊子間奇妙遇合的熱情回憶。已經很久沒去翻閱，今夜忽然動念去把一小篇卡夫卡《城堡》一開始的譯文翻動起來；那是Ing去德國後寄來的第一封信裡所夾帶的譯文。

(4) 若「有」似「無」：卡夫卡式跳樓

〝很晚了；深夜，K才到達。村子埋於大雪堆中。城堡矗立在山頭，深藏不露，雲霧遼繞，一片漆黑；無有一絲光亮透出，城堡所在何處並無法確知。一座木橋，位在大馬路與村子之間，K駐足良久，凝視山頭，覺得心裡虛空著。

繼續往前走，想找尋一個可以過夜的地方。客棧尚未打烊，房間已經沒有。店家對這位遲來的不速之客，雖感不悅，還是讓K睡在客廳的草墊上。K照著作了。幾個農民還在喝啤酒，K並未過去搭訕，跑上閣樓，抱出一把乾草，在爐子旁睡了下來。

只一下子，他給人驚醒過來。一個年青人，城裡人的穿著，演員般的容貌，眼睛窄小，眉毛粗黑，跟店家一起站在他身旁。農民仍在，有些人索幸將椅子轉過來，以便看聽得更清楚。由於吵醒了K，那年輕人很謙恭的致上歉意，他自稱是城堡管理員之子：「這村子隸屬於城堡，無論誰在這裡住下或過夜，就等於身在城堡裡。沒有伯爵的允許，任何人都不得這麼做。而你，連張通行証也沒，乃至最基本要繳出通行証，都沒有。」〞(Ing譯文)


我愣愣地望著這張有點泛黃的紙片，左腦好像已經不存在，右腦有些雲霧在飄動，不急亦不緩，看似沉重，抓之卻無物。左腦乍然之間自動轉身。近日有天發完稿後，站在辦公室外的陽台抽煙，忽然想起前幾天我的主管對我說，張國榮跳樓後，台灣人跳樓自殺的比率比去年多了一成。

一邊望著手臂下的地面，一邊還不時對中正紀念堂那座藍色大屋頂有所飄動；不知什麼時候，卡夫卡寫給他的生死密友Max Brod的一封信，從腦海中像雲霧般飄了出來：

〝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像通常那樣，去臥室就寢後，從窗口跳出去；另一條，今後十四天每天都到廠去。第一種辦法教我拋開一切責任，第二種辦法勢將打斷我的寫作。

我沒有跳下去，我把這封信當作告別信來寫的誘惑力，真是非比尋常地強烈。我在窗邊佇立良久，貼著玻璃，很多次我有那麼一種衝動，用我的縱身一跳，來令橋上的關稅徵收員嚇一大跳。

然而，我從頭到尾強烈感受到：一旦下決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將無可挽回地墜入深淵；同時我也感受到，繼續活下去比死亡對我的寫作打斷得少一些。

我決定不寫訣別信 (到頭來總令我感到很疲憊)而跳下去，我想重新回到我房間裡去(扮演一個市民的角色)，並給你寫一封後會有期的長信。這就是這封信的由來。〞(筆者譯文)


記得卡夫卡每次書寫──更多的是書寫他沒法書寫──都在很晚的時候，這時候我想到卡夫卡進入書寫狀態的時間點，很可能往往就在我截稿之後的那段深夜時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腦海裡蹦跳出前所未有的光點。

第一次拍起外片的本土導演，先是在另一個外國之中撞了牆，轉回台灣之後，他先前積蘊在心中那股空前的截稿壓力，在自家門口終於蹦跳了出來！－－侯孝賢果真可以拿到通往小津的「証件」，很可能不僅得把小津排泄出來，還得把他心中許許多多的「光點」一次傾洩出來？──這股力氣之教人洩氣(放空)，也許很逼近張國榮那驚世一跳？

卡夫卡真的想自己跳下去，侯孝賢也許並不真的想罵別人──前者太不衝動，後者卻太衝動；小津與衝動，毫不相干。

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之前，在許多「埋在雪堆裡的村子」間，若有似無地於衝動與不衝動間來回縱跳。之後，他從看清楚了這樣的縱跳身手，確定了自己受到一股強烈衝動的震撼，使他很想也把它相干到大城市裡來。只是，人們在此更需要的是相互閃躲的身手－－例如，悲情中的歡笑，好男旁的惡女。

(5) 空無的泡沫

《東京物語》敘述了，這條從小鄉村進入到大城市的毀滅之路。

《千禧曼波》中的舒淇來到日本的夕張，你可以發現影片走到了這裡才有一點生氣；舒淇在大雪中與竹內康、竹內淳玩雪、堆雪人，你可以發現影片走到了這裡給你一股說不出來的放浪之氣──如果你能忘卻影片本身在前面對你的層層積壓。

然而，比之於侯孝賢以前的電影(例如《冬冬的假期》)，你發現這股放浪之氣已經變得很幽遠。看穿這股氣韻，你很快就發現夕張其實並不在日本，而是侯孝賢長久以來對於電影，所需散放出來的那股氣味的夢幻之地。

侯孝賢最擅長的是，在好些無形之牆的堆積與擠壓中，釋放出過去沒有人察覺得到的縫隙－－若有似無的縫隙。

這些縫隙已經存在那裡許久，侯孝賢用一種縱跳到樹上的身手去把它們撼動起來；由於太自然了，太不需動聲色，令人愈是在離開戲院後，愈是覺得那些若有似無的縫隙，猛然之間不知從處衝著你蹦跳出，教你驚心不已。

然而，無論是可以教人呼吸的夕張，或者是令人喘不過氣的台北，你都發現侯孝賢找不到他過去的那棵大樹──從那裡他可以俯視人世間的一切，從那裡他可以自在縱跳，從那裡氣味自動對他釋放。

然而，城市沒有所謂的釋放，只有解放；城市的馬路於今再也沒有所謂的縱跳，只留給人穿梭之道。於是，力圖穿梭的人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東京物語》對此(老媽從東京回來後很快就死了)默默地認了，觀眾在小津放張開來的那一大片不動聲色中，禁忍不住地穿梭起來；《千禧曼波》動容地回憶說這一切是十年前的事了，而十年前是2001年，原來這一切還是從被壓抑的現在(觀眾對此感到一片漆黑)對過去的穿梭，觀眾在幽幽聲動中，縱跳不進電影裡。

卡夫卡對這些道路並不很清楚(他甚至並不承認有所謂的道路)，他清楚自己最清楚的是，從這裡到那裡沿途可能埋藏的，真實「與」幻覺── 一旦走動起來就會隨之產生的，以及從什麼穿梭過去時某種若有似無的東西。

卡夫卡很不衝動地，一次又一次，經由他那獨一無二的「臨窗、跳樓式寫作」，把這些穿梭中的真實與幻覺，層層疊疊地相干了起來──就是這，教許多人對寫作產生一股前所未有的衝動，也教許多人在寫作的晃動中墜入幻覺的深淵。

再度走到陽台，腦海中默默閃動著一些出奇的亮點，像月光穿過不可預期的大松樹葉縫，像一張白晰的臉龐乍然從小樹幹間浮凸出來。

我們的腳已然沒法在大樹上穿梭，盤踞在那上面的攝影機為我們放送出更軟綿輕柔的「泡沫」；大地被我們所掏空，我們的腳被大地所虛空，再也沒有人可以從趴倒下來之中，曼妙地穿梭出「空無」之地。

不知過了多久，才發覺有幾盞路燈並沒亮起。夜，真的，很晚了。望著樓下巷道在轉彎區域的那個小廣場，想起我在這上面瞥見地面上飄蕩過多多少卡夫卡式的「臨窗眺望」之夜：母女吵架，情人談判，婚外偷情，父子隔空貼壁相向。這些舊世紀「大樹」的題材，再也撼動不了新世紀的人，除非它們「與」新世紀特有的情境，「若有似無」地相干起來，那麼這些看似一再重演的歷史，才能令新世紀人於每日不變的「東山再起」中，窺見一絲「臨窗眺望」之陽光；否則，新世紀人只有將自己沉沒在夜的泡沫之中，方能感受到那跳樓之醉的震撼。(寫於2003/0618，2007/0505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