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5-24 00:21:41劉大風／劉小風
自然的陶淵明
自然的陶淵明
陶潛（365～427），字淵明、元亮，諡號靖節，東晉尋陽柴桑人，曾祖父是晉朝大司馬陶侃，陶侃到陶淵明已歷三代，幾多風雨幾度春秋，陶家官道早已中衰，淵明出生時家境已是「家貧不能恒得」「簞瓢屢空」了。
陶淵明年輕時代曾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建威參軍，但都做不久，以現代的觀念來看，我們會說陶淵明沒有出息、沒有前途，可是陶淵明的境界畢竟不是凡夫俗子可能瞭解的，他說：「聊欲弦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後來又做了一陣子的彭澤縣令，但他討厭官場卑躬屈膝式的人際相處，對自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對上官不能「束帶見之」，於是乎他又離開管場－「歸去來兮。」（以上可見《晉書．隱逸傳》或《宋書．隱逸傳》關於陶潛的記載）
東晉末年政治混亂，民不聊生，戰爭頻仍，政治是黑暗的、百姓生活也是困苦的，陶淵明看到這個情況，一方面慨嘆「枝條史欲茂，忽植山河改」的政局動盪；一方面又傷感「鳥盡廢良弓」的政治現實，儘管自己如何憂心於政情、儘管自己如何擔心於民生，但對陶淵明這種境界的人來說，他還是盡量讓自己「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只是、只是在酒入愁腸欲醉未醉的時候，他仍不免惋息、不免長歌當嘆，嘆古今、嘆自己「不見相知人」了。
陶淵明被人讚美，至今仍不衰，不談作品文學藝術，我一直覺得對於陶淵明一生行事與志向而言，眾人的讚賞是過於美化了，蘇東坡稱讚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就是其一，其實陶淵明境界還沒有到達這種「收放自如」地步，想當官就當官、不想當官就不當──其實這不是陶淵明肯不肯，而是人家要不要給他當的問題了。
他有一首詩正代表他的真正心境：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才是陶淵明「貴其真也」的「真」之所在，「自然」固可以指自然環境，但做為率真、自然的心性解釋也是可通，陶淵明的「自然」和嵇康所謂「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通情順，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有很大不同，陶淵明只是一種有所不為的不合作主義者，他的自然也不專指某家思想，對於西晉以來漸漸敗壞的自然末流來說，陶淵明的自然可以說是一種正面的思想。
「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顯然是陳義過高了，畢竟，陶淵明不是真的「不慕榮利」、不是那麼心甘情願乞食，他心之所嚮，仍是「主人解余意」式的接納與瞭解－他希望有那麼一位賞識他的人出現！（註）
對此，《朱子語錄》說的倒是中肯：
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個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卻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
其實，這問答是沒有衝突的，我的看法，正就是因為陶淵明不會也不願「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所以他才要「將這個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陳文茜在夏珍寫的《文茜半生緣》裡曾這麼評論過自己的外祖父「他像極了浪漫文人，在醉月樓暢論天下事，缺乏結黨營私的政治能力，每天高談闊論，扮演各路線之爭的和事老，陳文茜調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這樣子搞革命，能搞出什麼名堂呢？」文人做官，其實就是一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官場哲學和本身人格的衝突，最終來說，陶淵明的「但使願無違」是失敗的，儘管他有「衣沾不足惜」的浪漫思想，但他還是不能成功，因為他缺乏政治能力，但就因如此，陶淵明成了議政的邊緣人，他把滿腔熱血全投射到他的作品裡、他的詩集裡，陶淵明應該慶幸自己沒有如願從政，不然他面對的會是「衣沾不足惜」與「但使願無違」的掙扎，是要投入政治的黑暗，不擇手段？還是要不違背自己人格，做到自己自我的標準？不管如何，陶淵明終究沒有做，也幸好他沒有做，而陶淵明真正所以「賢於人也」的原因，就在於此。
而陶淵明正是抱持著「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心態，雖然他官場失意、農場得意；雖然他做人成功、做官失敗，但並不打緊，他還是等待他心中的明君出現，能不能用他無所謂，天下泰平就好，而世俗間一切紛爭，對他而言都是暫時的短暫的，他的眼光不在現在，而在世局平靜的那一刻，對於曲解他、誤會他的人，他也無所謂，畢竟－
此間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二００二年一月十二日
（註）
所謂「自然」是與「名教」對立的，是當初魏晉人士的清談自然之風，據陳寅恪的《金明館叢稿書叢》，說當時有人倡言名教與自然同一之說，其實不過就是「自然既有變異，足人亦宜仿效其變異，改節異操，出仕父讎矣」，在「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的情況下，陶淵明的選擇就更顯得珍貴了。
二００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改
後記：
余英時曾在《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說：「魏晉所謂的「名教」乃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其中君臣與父子兩倫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礎。不但如此，由於門第的不斷擴大，父子之倫（即家族秩序）在理論上尤超乎君臣之倫（即政治秩序）之上」。
我覺得名教應該可以有更廣泛、有正面亦有負面的解釋，這從魏晉時人的對話中便可看出，我認為的名教解釋有三：
一）人倫秩序；
二）儒教；
三）末俗之禮教
二００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陶潛（365～427），字淵明、元亮，諡號靖節，東晉尋陽柴桑人，曾祖父是晉朝大司馬陶侃，陶侃到陶淵明已歷三代，幾多風雨幾度春秋，陶家官道早已中衰，淵明出生時家境已是「家貧不能恒得」「簞瓢屢空」了。
陶淵明年輕時代曾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建威參軍，但都做不久，以現代的觀念來看，我們會說陶淵明沒有出息、沒有前途，可是陶淵明的境界畢竟不是凡夫俗子可能瞭解的，他說：「聊欲弦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後來又做了一陣子的彭澤縣令，但他討厭官場卑躬屈膝式的人際相處，對自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對上官不能「束帶見之」，於是乎他又離開管場－「歸去來兮。」（以上可見《晉書．隱逸傳》或《宋書．隱逸傳》關於陶潛的記載）
東晉末年政治混亂，民不聊生，戰爭頻仍，政治是黑暗的、百姓生活也是困苦的，陶淵明看到這個情況，一方面慨嘆「枝條史欲茂，忽植山河改」的政局動盪；一方面又傷感「鳥盡廢良弓」的政治現實，儘管自己如何憂心於政情、儘管自己如何擔心於民生，但對陶淵明這種境界的人來說，他還是盡量讓自己「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只是、只是在酒入愁腸欲醉未醉的時候，他仍不免惋息、不免長歌當嘆，嘆古今、嘆自己「不見相知人」了。
陶淵明被人讚美，至今仍不衰，不談作品文學藝術，我一直覺得對於陶淵明一生行事與志向而言，眾人的讚賞是過於美化了，蘇東坡稱讚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就是其一，其實陶淵明境界還沒有到達這種「收放自如」地步，想當官就當官、不想當官就不當──其實這不是陶淵明肯不肯，而是人家要不要給他當的問題了。
他有一首詩正代表他的真正心境：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才是陶淵明「貴其真也」的「真」之所在，「自然」固可以指自然環境，但做為率真、自然的心性解釋也是可通，陶淵明的「自然」和嵇康所謂「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通情順，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有很大不同，陶淵明只是一種有所不為的不合作主義者，他的自然也不專指某家思想，對於西晉以來漸漸敗壞的自然末流來說，陶淵明的自然可以說是一種正面的思想。
「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顯然是陳義過高了，畢竟，陶淵明不是真的「不慕榮利」、不是那麼心甘情願乞食，他心之所嚮，仍是「主人解余意」式的接納與瞭解－他希望有那麼一位賞識他的人出現！（註）
對此，《朱子語錄》說的倒是中肯：
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個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卻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
其實，這問答是沒有衝突的，我的看法，正就是因為陶淵明不會也不願「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所以他才要「將這個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陳文茜在夏珍寫的《文茜半生緣》裡曾這麼評論過自己的外祖父「他像極了浪漫文人，在醉月樓暢論天下事，缺乏結黨營私的政治能力，每天高談闊論，扮演各路線之爭的和事老，陳文茜調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這樣子搞革命，能搞出什麼名堂呢？」文人做官，其實就是一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官場哲學和本身人格的衝突，最終來說，陶淵明的「但使願無違」是失敗的，儘管他有「衣沾不足惜」的浪漫思想，但他還是不能成功，因為他缺乏政治能力，但就因如此，陶淵明成了議政的邊緣人，他把滿腔熱血全投射到他的作品裡、他的詩集裡，陶淵明應該慶幸自己沒有如願從政，不然他面對的會是「衣沾不足惜」與「但使願無違」的掙扎，是要投入政治的黑暗，不擇手段？還是要不違背自己人格，做到自己自我的標準？不管如何，陶淵明終究沒有做，也幸好他沒有做，而陶淵明真正所以「賢於人也」的原因，就在於此。
而陶淵明正是抱持著「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心態，雖然他官場失意、農場得意；雖然他做人成功、做官失敗，但並不打緊，他還是等待他心中的明君出現，能不能用他無所謂，天下泰平就好，而世俗間一切紛爭，對他而言都是暫時的短暫的，他的眼光不在現在，而在世局平靜的那一刻，對於曲解他、誤會他的人，他也無所謂，畢竟－
此間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二００二年一月十二日
（註）
所謂「自然」是與「名教」對立的，是當初魏晉人士的清談自然之風，據陳寅恪的《金明館叢稿書叢》，說當時有人倡言名教與自然同一之說，其實不過就是「自然既有變異，足人亦宜仿效其變異，改節異操，出仕父讎矣」，在「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的情況下，陶淵明的選擇就更顯得珍貴了。
二００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改
後記：
余英時曾在《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說：「魏晉所謂的「名教」乃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其中君臣與父子兩倫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礎。不但如此，由於門第的不斷擴大，父子之倫（即家族秩序）在理論上尤超乎君臣之倫（即政治秩序）之上」。
我覺得名教應該可以有更廣泛、有正面亦有負面的解釋，這從魏晉時人的對話中便可看出，我認為的名教解釋有三：
一）人倫秩序；
二）儒教；
三）末俗之禮教
二００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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