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休閒時光，我經常光顧我家附近的咖啡館，一坐便是幾個小時。翻翻書，寫點東西，也因此和店員相熟。店員們來自各族，相處得很和諧，至少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偶爾對話、打鬧，互相幫忙，這在馬來西亞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當中有一位身材嬌小的華裔女店員長得特別可愛，服務態度也很親切，但後來我發現她和其中一位馬來男同事在一塊了，因此打消了搭訕的念頭。隨後她消失了一段日子。最近再度出現在我眼前時，她身上穿著一襲包裹全身的長衫，全身只露出了臉龐，獨自坐在牆角的小圓桌上。我仍禁不住為此感到微微驚訝。

當時我正在閱讀阿查爾．娜菲茲的書，《在德黑蘭讀著羅莉塔》。1921年冬天的某個夜晚，軍隊出身的禮薩漢帶領600軍人行軍100公里挺進伊朗首都德黑蘭，迅速透過武力強行進入政府內閣，並在短短兩年後成為首相。1925年他正式廢除卡札爾王朝，緊接著追隨土耳其共和國強人凱墨爾的步伐，削弱國內的宗教勢力，強制推行了一系列的現代化改革措施：建立現代化軍警設備、設立中央銀行、打造現代化教育制度大學和遵循歐洲司法體系的法庭。禮薩漢激進的現代化改革來到了1935年，決定強制所有伊朗女性禁止穿戴黑色長袍。

阿查爾．娜菲茲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下長大。然而1970年代後期，伊朗經歷了伊斯蘭革命，伊朗婦女在新政權下又面臨了不同的命運。當時，幾乎所有西方、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被打上了「西化」的罪名而必須被根除。在新政權底下，大量不肯妥協的異議份子遭逢驅逐、監禁等命運，而從美國回返祖國大學執教的阿查爾．娜菲茲也被迫根據新法令規章行事，在進入大學前接受穿著檢查，戴上遮蓋全身的寬鬆長袍「讓自己隱身人群之中」。同時，避開道德巡邏隊的糾纏。

阿查爾．娜菲茲也在書中講述了另一位大學同事菈烈的故事。菈烈在踏入大學時執意不肯聽從大門守衛的指示更換穿著，因此和對方展開了一場漫長的追逐，最終她因為堅持本身的原則而辭掉了大學教員的職位，退居家裡從事平日最討厭和不擅長的裁縫工作。多年以後，菈烈和阿查爾．娜菲茲都雙雙離開伊朗去了美國。

我再度抬頭看了看眼前包裹得相當漂亮的華裔少女，覺得這沒什麼不好的，馬來西亞本就應該這個樣子。事實上，禮薩漢強行禁止伊朗婦女穿戴長袍的做法（且先別談論實施過程的差異），其本質和伊斯蘭新政權的做法相同。盡管他獲得了一批菁英階層的大力支持，但對中下階層的伊朗婦女而言，沒有穿戴長袍就和赤身裸體一樣，她們寧願待在家中。而這，或許也讓中下階層的人們內心產生了不滿，為往後的歷史埋下了伏筆（世俗政府的差勁表現讓情勢更為嚴峻）。

近日，一位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播報員因為沒有在播報新聞時戴頭巾，引起了國內部分人民的譴責和反彈。在此，我想起大學門口的警衛隊菈烈說：「我必須為妳的穿著負責。」菈烈回說：「為甚麼你要為我的穿著負責，這只需要我對我自己負責。」然後拔腿開溜。阿查爾．娜菲茲則說：「為甚麼我們都必須被強制活成別人所想像的模樣？」長袍、面紗，所有的私人生活都成了政黨和政治工具。這一些對馬來西亞人而言，也同樣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