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洋華裔到馬來西亞人
自從由總社調來巴生以後，我成了一位地方記者。盡管資歷尚淺不算稱職，但也將就著。當夜開車從八打零再也（Petaling Jaya）打聯邦大道過站，過橋，開下百家利（Berkeley）交通圈，彷彿熟悉的廣報板也變得不太一樣。
兩天週假結束後變上班。我開著老車拐上老街，不消五分鐘就到了黃梨路上的辦事處。穿過底樓廣告部扶梯而上，那狹長的辦公室便是我新的工作地方了。
同事說辦事處的任物雜多，包括法庭、警局、民生、政黨，首相乍臨得匆匆趕去趕回，打稿上傳。語畢，他們互指彼此的身形微笑。
聽聞巴生是個特別的地方，華裔很多，數百家公會、社團、廟會林立，每晚有吃不完的宴會酒席，地方領袖輪番致詞開幕，舉杯高喊「飲勝」，農曆新年則夜夜撈生。我不曉得父母當初如何落腳此地，更不知道原來我在這麼一個地方長大。
同事說等著瞧，幾個月後你就是個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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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的方式很多，切入的角度也各有不同。近代的觀看方式大多挪自西方學究，邏輯辯證，推論和衍伸。從一定的距離和高度看中國，那樣的國度奇特，而身居其中的人民也微妙。
中國自秦朝以降便常年維持大一統的局勢。只要仔細推算，就可以發現中國統一的時間遠比分裂時期來得長。此外，無論是征討侵佔或被入侵，外族也全逃不過被同化的宿命。元朝蒙古和清朝滿族是很好的例子。
若從航海史上看，盡管中國因各種原因而沒有成為殖民者，但其早期經貿範圍的廣泛，以及明、清時期的大量外遷定居，卻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南洋華裔的祖先，便是這一片檢視鏡下的無數細節之一。不同的是他們眼前的現實滿目瘡痍。
如果不是派駐巴生，我不會知道原來我家處在華社的中心，鄰近各華團最活躍的幾個地點。方圓一公里內有福建會館、皇朝酒家、新蘭花園酒樓、海天樓、皇龍酒家和巴生中華總商會。農曆新年時分，夜夜燈火通明，車子如遊龍排列停泊。從前我漫不經心開過，如今掛上記者證，不得不耐心尋找泊車位，艱新插入，然後下車，入門，迎向一片喧鬧。
猶記得小時候，在電視螢幕像相框，頭上戴著天線帽的年代裡，母親喜歡帶我到家門後山坡上的廟會看京劇。祭神時節，不管有沒有人，廟會總會掛上大帆布播放廣東電影。天公誕來臨，爆竹生更是響徹天際，幾乎通宵達旦。
說起來，我們不就是中國的後裔？自成一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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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寶福社的林輝貴說，只要是早期的華裔聚集地，就會有許多會館依血緣、姓氏或地域而築起。
「老一輩華人從中國來到這裡，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們馬上就需要一個地方安排住宿和工作。所以像在檳城、馬六甲和巴生，都是華團會館很多的地方。」
我是在一場由加埔（Kapar）二支半大伯公壇所舉辦的平安宴上遇到林氏，也是第一次聽聞寶福社。他們深藍色的會服寫著一八九零年，迄今已百二十年的歷史，是西馬最古老的大伯公廟之一。
除了大伯公廟一類的神祠，估計巴生有更多的籍貫、姓氏和地緣性公會。來到巴生不滿一星期，已去了客家公會和永春美山林氏公會，其餘列在工作單上的尚有馬氏宗親會、黃氏登進會、潮州會館、海南會館等。街道兩旁牌匾四處懸掛。據說巴生是全國華人公會最多的地方。
客家公會坐落在巴生港口的伯加加路上（Jalan Pegaga），和樓高三層、紅瓦飛簷、燈籠高掛的福建會館相比，眼前的會館無疑小上許多。穿入騎樓底高窄的前門拾級而上，二樓的空間意外寬敞。桌前的老伯說活動在三樓。
通往三樓的牆上貼著幾幅漂亮的圖片，展示客家的傳統習俗、食物和服飾。畫中幾樣客家美食已如實在梯邊的桌上擺好，包括著名的菜飯和擂茶。前方是一個紅色小舞台，飾以精美禮籃；兩側的櫥窗貼著客家名人、剪報和名譽會長的人頭照。
我坐下等待的當兒人潮漸增，貴賓們也陸續在台前坐下。坐我身旁的老人家攤手呆坐。看了看錶，我因一聲叫喚而起身回頭，在覓著了朋友的同時，也看見了在昏黃燈照下滿室的老人家。
當晚的活動進行的遲緩凝重，襯以泛黃的照片、剪報，古老的方言和紅地毯，仿若時空錯置。致詞完畢，他們為家境清貧者派發禮籃和紅包，包括我身旁的老人。一位黑衣婦女上台唱起客家歌，語音間暈開一片鄉愁。人們邊吃邊聽得出神。
下樓後我禁不住想，這當中是否哪裡出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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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派巴生以前，我也到斯里鵝麥（Sri Gombak）的傅氏總會採訪，聆聽致詞並簡單對話。組織「年輕化」幾乎成了所有公會的首要任務。以傅氏公會為例，該會提供傅姓青年大學獎金，只需填妥一張入會表格便可。
「全國任何一個打算就讀學士、碩士和博士的傅姓青年都歡迎前來申請。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年輕專才加入。」公會負責人之一，傅金來先生表示。確實，該會當夜的新春晚宴頗有朝氣。年輕司儀是會長的長子，留學澳大利亞，工作人員中不乏年輕的面孔。
如今，大多數公會都成立了青年團和婦女團。資金不是問題，少的是新血和朝氣。若接手的人足夠，活動一般上由他們負責。
詢及為何少有年輕人加入時，寶福社的林輝貴說社會已經變了。「與其花時間籌備活動，付出勞力，年輕人們更寧願在家裡上網，玩電腦遊戲。少辦活動的公會往往缺乏新血。」言語間有些擔憂。
「其實我們的用心很簡單，就是傳承文化，讓年輕人認識他們的根。然而這確實很難。檳城算好了，其它地區情況應該更糟。如果是大城市，那幾乎想都不用想。」
由於晚宴遲遲未開始，我和身旁的阿姨閒談起來。她說兒子如今在英國當講師，一度回國後又離開，但每逢大伯公節慶都會盡量回來。我笑說真好，換作是我還不一定呢。嘴上是這麼說，事實上心裡已經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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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踏足馬來半島的歷史很早。根據史書記載，七世紀時和尚義淨來到吉打（Kedah）取經。當時名叫「狼牙修」，是個佛教國土，距離伊斯蘭教的傳入尚隔六百餘年。十五世紀初，漢麗寶公主遠嫁馬六甲蘇丹。清朝太平天國時期，華裔聞人葉亞來渡海南下，成為吉隆坡的開埠先驅。他在發跡以後蓋起了惠州會館，專為接應鄉親同胞，提供他們住宿和工作。和異族相比，僱用老鄉無疑方便許多。然而時至如今，它們又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雖然無法做出明確統計，但無庸置疑，近幾年以前南洋華裔一直被視為商人的後裔，勤奮、精明、苦幹的中國子弟，南洋土地的侵占者和剝削者。
在某一場公正黨記者會結束以後，馬來報《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的記者說：「要看華人的大選動向很簡單，看他們的商會投哪，他們就投哪。馬華的前身便是個商會。」
到了今日，南洋華裔身上仍緊貼著「商人」的標籤。不可否認的是，佔了國內企業總數約九十巴仙的中、小型企業大多由華裔所經營。
試想像一個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人離鄉背景到異地求存的情境。由於缺乏工作機會和土地資源，買賣自然成了謀生的不二法門。加上本身久遠的經商文化，更是確立了華裔在南洋的商人身分。
除了姓氏和地緣性的公會，商會招牌也是巴生鎮的風景之一，混雜在一道道橫豎懸掛的匾額裡。從中依稀可以辨識出公會的身影，兩者屬於同一性質的產物。
網絡科技崛起以前，公會的凝聚力和關係網，一直在南洋華裔圈子中起著重大的作用。透過血親和地緣，他們成功建構起自己的貿易版圖，互相支援並提供幫助。下位者藉以找到謀生途徑，上位者除了擁有更龐大的資源和權力，也獲得了崇高的身分和名位。
縱觀中國歷史，生活在封建社會中的人民僅能透過當官名留史冊。也唯有如此，才能貫徹儒家思想，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業。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有了鬱鬱不得志的文人騷客，落榜了，竟然還誕生了獨一無二的「流放文學」。
這也許可以解釋巴生公會之所以如雨後春筍般滋長的原因，甚至使同一個地緣性公會分裂出數個姓別支派，經歷百年的歲月塑造出獨特的巴生風貌。與此同時，它也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由嶄新的建築逐漸成為紀念性的場所，成為一個曖昧模糊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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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名作家黎紫書曾在網上撰文，比較南洋華裔和中國人在文化行為和心理上的差異。例如，盡管隨地吐痰撒尿，無時無刻大聲鳴笛的習慣在馬來西亞已不多見，然而依然保有這些習慣的中國人每當碰見南洋華裔，總不由露出一副驚訝的表情說：「啊，你中文說得不錯呀！」
不管是否有意，文化的差異往往產生階級和距離。一位朋友到新加坡工作，趁著假期，我們在那裡相遇。「工作情況如何？」我問。「還在適應，英文說得沒那麼好會被瞧不起，好像被當成二等公民。」他說。「歐，就像我們去到了中國。」我笑答。
在黎紫書的那一篇文章裡，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和情意結相關的篇幅。她用一個很生動的例子點出了南洋華裔在文化認同上的轉變。
猶記得當我還小，公公依然健在，他喜歡對我朗誦詩句，有時候用中文，有時是方言。他說最長的詩是李賀的，共八百多句，盡管我一直認為是白居易的＜長恨歌＞才對。除了吟詩作對，公公會氣功，一坐就一整天。晚間他躺到木板客廳的榻上睡，也不進房裡。街坊鄰里稱他為「散人」。
黎紫書的文章裡寫道，老一輩的南洋華裔有「中國情意結」。與其說是馬來西人，他們寧可自詡為中國人。每當觀賞兩年一度的湯姆斯杯，也都是為中國對加油打氣。然而慢慢的，隨著土生土長的下一代長大，擁有了在地回憶和生長經驗，情意結逐漸淡化，而搖旗吶喊也滲入了馬來語。
中國似乎成為了父輩眼中的文化符號。他們透過維繫南洋異土上的文化和母語，在想像上和遠方的故鄉連接，抵抗年代湮遠的鄉愁。往後，隨著馬來民族卜米主義（土權意識）的擴張，國內政治局勢和社會環境產生了改變，華裔開始不得不透過各種方式爭取本身的權益，展開維護華文教育的鬥爭。
一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從老一輩身上看見中國的身影，從他們對古典詩歌的熱衷，對字畫的鑑賞和嗜好，從他們親中的政治立場和大一統思想。二戰時期，日軍在馬來西亞的暴行使他們和遙遠的中國遭遇了同樣的宿命，同仇敵愾稱大和國為「小日本」。然後他們在中國登陸，聽見人們說：「啊，你中文說得很不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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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群聚著特定人數華裔的鄉村街巷上，便可以看見雜貨店、商號、理髮店、神料舖、摩托維修間斷斷續續在炎熱的黃土直路上出現。在鄉間，他們的生活簡單務實，為了撫養子女或供奉親老。盡管脫離了故土 ，他們依然過著故土上的生活，慶祝農曆新年、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等節日，遵循著繼承了幾千年的習俗和文化。
而走進較發達的鎮上，除了更宏偉的會館和廟會，還能看見各種傳統技藝的鑑賞和傳授。例如書法，在列為華校學生課業的同時，也由書法名家在外開班授課。這大約是馬來西亞流傳最廣的華人技藝了。
此外，老人家們在夜闌人靜的學校廣場上練氣功、打太極，中醫師替人們把脈秤藥材。白日勤於工作的攤販趁著一日閒暇翻讀詩集，還有算命師卜卦，風水師捧著風水盤進出大戶小家。
馬來西亞華裔一般上不會以為這樣的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在中國和台灣，沒有人會為商店招牌名使用中文或英文有意見，也沒有人在意商業信件上暑名所用的語言文字。文化危機所產生的焦慮感，以至於文化的歸屬和認同，一直隱藏在馬來西亞華裔的生活當中，深怕一不小心，華裔就這麼消失了。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說，人在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後，才會追求更長遠的目標。華裔很早以前便是南洋土地的一分子，從馬六甲王朝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殖民時期，甚至成為爭取國家獨立運動的主要參與者。
然而，隨著中國崛起和獨中的穩步發展，馬來西亞華裔至今仍沒有擺脫生存的問題。在當地政府的單元化教育（認為統一語言有助於民族團結和國族形成）及華裔捍衛母語教育的理念衝突下，中華文化的生存似乎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在這一片土地上，沒有一位華裔能夠單打獨鬥保留自身文化的「完整性」。一所獨立中學的建立需要土地、資金、學生和教員，學校之上必須有董事的資助，董事之外還有政客、議員和部長。每一位多少視中華文化為自身文化根源的華裔，都無法自外於這個圈子，展開各種鬥爭。為了生存，沒人有空去理會中國和台灣人的：「啊，你中文說得這麼好呀？」，及當中的五味雜陳。
也許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馬來西亞，這一片南洋土地上只會有三種人。一種是完全沒想過這問題的人，一種是積極生存並鬥爭的人，一種是在無法找到自身文化認同下，從此其它國家從此待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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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中華總商會坐落在永安鎮上，距離我家只有短短的五百米。每逢周一晚上，會所外的街道旁擺滿了攤位，為熱鬧的夜市開幕。逛夜市的多是附近大家小戶的居民。而一年中的幾個月，街尾的總商會也會接待來自中國的貿易促進團。
如果不是出席商會活動，我不會多留意到這麼一個不起眼的會所。內部舒適乾淨，工作人員態度嚴謹，而會員中也不乏大公司的高層。例如高產尼品（KOSSAN）的執行董事林寬城便是其中之一。此外，我也不會曉得原來巴生和中國義烏簽暑了友好城市意向書。
來到巴生的短短一個月內，商會組團前往義烏，也接待了來自山東鞍山市的貿易促進團，把鞍山市地商家帶到了巴生。
會議室裡，中國商家坐我的對面，國內商家則和我同排。致詞和簡介短片結束後，首先由國內商家說明各自所從事的產業，再由對方做出回應。整個過程中雙方商家呈現出有趣的對比。
會上，中國商家展現出其老練的一面，對資料操作駕輕就熟，三兩句間引用地理形式、企業分布、國內排名、年產量、貿易額等數據，並加以延伸推廣，予人專業印象。相較之下，國內商家顯得沉默。他們認真專注，以最簡單直接的話提出疑問和要求。他們端坐椅上聆聽，貧乏的中文使他們無法像眼前的人們侃侃而談。一旦濃厚的鄉音脫口，便導致彼此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
是否在中國商家的眼中，國內商家顯得低人一等？一如父親在上海的遭遇，由於堅持說中文而遭服務生拒絕在貴賓室的門外。往前用英文理論一番後，對方訕笑著說：「哎呀，我們是自家人嘛，別那麼在意！」
採一個鳥瞰圖景，縱觀南洋半島上林立的公會和商會，它們究竟屬於哪個國度？華裔的鬥爭是為了被誰承認？中國還是馬來西亞？那一些散落半島四處的片片方方，是南洋土地上的一塊中國，或是一塊二等中國？
和公會的的一樣下場，南洋華裔為本身的文化努力奮鬥，最終卻也成為了一個模糊曖昧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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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老師告訴我他那個年代的事，中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當油站服務員賺取微薄的薪資。機緣巧合下考上了老師，生活仍然寒酸，花了大半個月的積蓄買腳車，踩四十分鐘才到學校。書一直教到退休。「外面找不到工作了。」他說。
隨著國家獨立，公共設施和政策的建立，科技發展和網絡崛起，人們的流動不再依循過往的模式。接受更高教育的年輕一代也不再受縛於公會的狹小空間。市場上充斥著各類工作。盡管薪資高低不一，然而貿易、工廠已不再是致富的唯一道路，人們的需求開始分歧。
基本上，商會的走向也不再成為南洋華裔的政治指標。
先是肯德基和麥當勞，接著是西方音樂流瀉出咖啡館的玻璃門。還未成功轉型的公會除了繼續作為社會身分和階級的象徵，終於退變成傳統文化保留地，一肩子自各扛起傳承的任務，成為南洋華裔緬懷中國文化的最終鄉愁。
如今，華裔早不再穿漢服﹐行周禮，但我們仍然可以從道教習俗和詞語的韻腳中讓時光依稀倒流。碰觸得到的，有毛筆、詩集、檀香，最宏偉的便是公會和神廟了。在現實社會中漂泊謀生的青年們偶爾回去，即便早已說不出中文，卻仍然可以待在里頭好久尋找慰藉。
在中國，尤其是西安，一個民族悠遠的歷史就在該民族的身邊，俯仰之間，光影隨著時辰而變動。而在台灣，蔣介石退守島上時一併帶走了大批彌足珍貴的文物，造就了故宮博物館的經典收藏。學者的跟隨也使文化一脈相傳。
然而在南洋，這裡的華裔見不到清朝以前的東西，除了神廟，還有象徵著飄泊辛酸的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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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第一次踏入萬綠畫廊，看畫家謝錫明的畫。其中一幅是一位老人，穿單薄的白衣和黑捲筒褲，握一把油傘走在烈日炎炎的南洋泥路上。妻子巫智英走過來說，注意那腕上的玉鐲子，是沒錢的時候拿來賣的。
此外還有很多，在昏暗斗室內釘木屐的男人，摸黑到廢礦湖淘錫的女人們，茅屋簷下的老婦，到早市擺攤的人們。另有華教鬥士林連玉、林晃升、陳嘉庚的肖像。
謝錫明說：「誰說華裔是南洋土地上的剝削者？我們的祖先是赤腳來的。」
除了歷史畫作，巫智英向我展示了丈夫其它風格的作品，例如少女和小孩系列。畫有過幾面之緣的伊朗少女，課室桌上支肘沉思的小孩。她熱情地問我是不是很厲害？我說小孩太沉重了。她有些尷尬。
兜轉觀覽當兒，我禁不住想，這一些畫都怎麼賣呢？有誰肯買下，掛在客廳的牆上？告訴每一位入門的親朋戚友，喏，這才是我們的過去，赤貧、辛勤，一無所有的列祖列宗。此時，我無意中瞥見牆上的一張紙條寫著：一根扁擔，一把油傘，述盡南洋心酸。
走出畫廊後，我彷彿更曉得了南洋華裔和中國、台灣人的差別。事實上，南洋華裔沒有任何輝煌的歷史可供追述，沒有帝皇將相的戰績，沒有許多歷史人文的故事。有的，只是這一片土地對他們的認可，卻偏偏得不到。
隨著先輩的努力和生活的改善，下一代的孩子再沒有謝錫明畫中的沉重，他們看見了世界，或許也為華社而奮鬥。然而，那心酸的歷史也一併被遺忘。再說，也沒有任何值得誇耀的地方。
除了生存，誰說華裔的經商文化，務實甚至於現實的態度和想法，不是為了對抗過往的赤貧而蓬勃發展？經濟的剝削者，那也是後來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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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所及，和精明、勤奮、苦幹連在一起的，是南洋華裔的沉默。二十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彼岸不時傳來各種流言和故事，龐大的市場經濟，盜版崛起，人們蜂擁而至。中國一夕間成為包二奶的天堂。
與此同時，英政府管轄下的香港回歸中國，爆發出大量的移民人潮，人們四處遷往澳洲、美國和加拿大等地，情形持續了五年之久。千禧年剛過，台灣也隨之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民進黨成功執政台灣，首度完成了黨輪替。反觀南洋，卻是一片沉默。
那是朋友告訴我的事。他說他的母親終其一生是個公僕，奉公守法，生活踏踏實實地過。除了偶爾說說華社議題，扯些華裔政治人物的八卦，鮮少談論政治。基本上，她認為政治是不可掌握的，至少在這一片土地上。在國會裡安插幾位代議士為華社說說話就已經夠了。還奢求些什麼？
「三零八政治海嘯你記得嗎？完全沒有人料到執政了五十五年的國陣（國家陣線）竟在一夕之間失去了五個州屬的執政權。計票日當天，人們全都樂翻了，萬萬沒有想到原本只想給國陣一個教訓的小小想法，最終卻蘊釀成了一股席捲全國的反風。」
「然而讓我訝異的卻是，我的母親對此完全沒有任何感想。詢及當晚所發生的事，她只告訴我說，計票當日雙方陣營的人們彼此嘶吼怒罵，場面一片混亂。她感到很不舒服。成績揭曉以後，盡管反對黨贏了，她卻再也沒有多逗留。在一片喧鬧歡騰的氛圍中，她匆匆溜走，回到家裡，繼續澆她的花，種她的草。」
我試著想像那樣的畫面，回想起我小時候的馬來西亞。盡管我絞盡腦汁，卻翻攪不起太多的印象。有的只是一片的寧靜。計程車上的小風扇，抽菸的馬來司機，清晨的校巴，斜坡旁沾著露珠的草。惟中學時期我參與了五一勞動節和反水電私營化的示威遊行，然而就和所有遊行一樣，最後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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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南洋華裔」到底算不算一個詞呢？像「中國人」和「台灣人」一樣，一說人們就懂。這四個字聽起來總是曖昧，沒有國籍，沒有扎根的地方，一副國民的身軀，一顆遊牧民的心。
三零八政治海嘯以後，南洋華裔首次擺脫了「商人」標籤，集體走上街頭，加入人民示威抗議的行列。人潮中湧現許多年輕的臉孔。他們身穿黃、綠色的衣服，要求乾淨的選舉，並關閉帶來輻射危害的稀土廠。而和國陣對峙的人民聯盟（包含了行動黨、公正黨和伊斯蘭黨）則打出了「人民崛起」的口號，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首次在民間吹起民主兩線制的號角。當中，又以華裔的反應最為熾烈。
一旦沉默被打破，聲音迸發，代表這南洋華裔不再甘心於成為「南洋華裔」，同時，也不再冀望成為中國人和台灣人。一個全新的想像在南洋半島浮升，而在那個想像的國度裡，他們將和馬來人、印度人，一同成為新國家的一份子，被共同稱為「馬來西亞」人。在此，華校將獲得平等的撥款和幫助，而華校的教育體系也將被認同。
然而，一旦南洋華裔的生存不再成為一個問題，各民族又是否能進一步彼此包容和融和？屆時，各民族的人們是否會互相成為鄰里，讓彼此的孩子到同一片遊樂園上玩耍，到學校裡一同上課，一塊念書、生活、長大？是否那時候，人們能夠克服英殖民時期所留下的種族偏見，和語言上的障礙，一同成為國家的共同體？
是否那時候，各民的語言文字能夠穿透彼此間的隔閡，描摹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像美國的白人描寫美國的黑人一樣，福克納、哈波李，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都能平等地描寫一盞燈籠、一棵椰樹、一間寺廟。我相信，惟有到了那個時候，南洋華裔才能真正成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如果南洋人民能夠在這次的大選中成功換政府，實踐民主，那是個很好的開始。但距離一個全新的「馬來西亞」，恐怕還有一段漫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