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老師告訴我他那個年代的事，中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當油站服務員賺取微薄的薪資。機緣巧合下考上了老師，生活仍然寒酸，花了大半個月的積蓄買腳車，踩四十分鐘才到學校。書一直教到退休。「外面找不到工作了。」他說。

　　隨著國家獨立，公共設施和政策的建立，科技發展和網絡崛起，人們的流動不再依循過往的模式。接受更高教育的年輕一代也不再受縛於公會的狹小空間。市場上充斥著各類工作。盡管薪資高低不一，然而貿易、工廠已不再是致富的唯一道路，人們的需求開始分歧。基本上，商會的走向也不再成為南洋華裔的政治指標。

　　先是肯德基和麥當勞，接著是西方音樂流瀉出咖啡館的玻璃門。還未成功轉型的公會除了作為社會身分和階級的象徵，終於退變成（曖昧的）傳統文化保留地，一肩子自各扛起傳承的任務，成為南洋華裔文化鄉愁的最終歸宿。

　　如今，華裔早不再穿漢服﹐行周禮，但我們仍然可以從道教習俗和詞語的韻腳中讓時光依稀倒流。碰觸得到的，有毛筆、詩集、檀香，最宏偉的便是公會和神廟了。在現實社會中漂泊謀生的青年們偶爾回去，即便早已說不出中文，卻仍然可以待在里頭好久尋找慰藉。

　　在中國，尤其是西安，一個民族悠遠的歷史就在該民族的身邊，俯仰之間，光影隨著時辰而變動。而在台灣，蔣介石退守島上時一併帶走了大批彌足珍貴的文物，造就了故宮博物館的經典收藏。學者的跟隨也使文化一脈相傳。

　　然而在南洋，這裡的華裔見不到清朝以前的東西，除了神廟，還有象徵著飄泊辛酸的義山。國家政策推崇下的馬六甲歷史混合著卜米主義（土著權威）精神。或許歷史的長短不是問題，即便是五十年的南洋騎樓也自有風味，廟會百餘年歷史可堪自誇。問題在於歷史的排他性。彷彿除了那一些曖昧的傳統建築，其餘的一切都對你冷漠俯視，說：「回去你們的土地。」

　　現代社會裡，從公會逃出去的青年很多，逃到網上，逃出國，逃到職場裡工作，有的走上街頭爭取一個全新的歷史。然而他們該在哪裡停留？無論是身體或心靈，走到哪裡都是個曖昧而又陌生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