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幾年前，聆聽過黃仁宇在中研院近史所的演講，滿頭白髮的老先生，在會中頻頻答客問，所有的問題，都在質疑他的「大歷史」（Macro-history）觀點。

要談大歷史，要先談黃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譯名為《萬曆十五年》，此書一出版，即引起史學界廣泛的注意，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對1587年即明神宗萬曆十五年那一年發生事件的一些描述。他以敘事體為主的方式，像在說故事，沒有歷史訓練的一般讀者，甚至可以當成一本小說來閱讀。明代的一些人物，如明神宗、張居正、李贄、申時行等人，透過他的故事，來逐步呈現人物的性格，令讀者感到栩栩如生。

有趣的是英文的書名，1587年真的沒有任何意義嗎？歷史是連續的、不可割裂的觀念，1587年發生的事，有1587年之前作為背景，也產生了1587年之後的結果。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點，便是這樣的角度，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三大要素來對歷史進行思索，他以後的幾本書，如《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等，也是以大歷史角度出發的作品。

以大歷史觀點立說，對史家而言，是不易的，而且也容易招致不夠周延的缺失。現在的歷史學家，分類很細，治政治史與社會史者，除精熟史事，還要懂政治學與社會學理論，治經濟史者要搞懂數量方法與微積分，因為分的細，史家善於作小問題的思索，卻大多不敢在大問題下置喙。要走跨領域（如跨朝代或跨中西）或大歷史的路，必須飽讀詩書，再旁及其他領域，根據估計，至少也要廿年苦讀鑽延，對現代人而言，是件太困難的工作。以黃仁宇而論，明實錄他就讀過好幾遍，廿四史的食貨志更是一讀再讀。再者，以大歷史角度觀察歷史，會忽略史事上的諸多細節與瑣碎的史料，所得的印象，在反覆檢證後，可能會是錯誤的觀點。黃仁宇的著作，也是如此。

此外，黃仁宇受到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影響很深，尤其是其對中國的看法與上層、下層結構的概念（黃仁宇將之引用在對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評價上，他認為蔣介石建立了上層結構，卻沒有顧及下層，也缺乏上下層的溝通管道。毛澤東則是創造新的下層結構。他也用在傳統中國上，他認為中國上面是文官集團，下面則是缺乏組織的農民，上下層的溝通只依賴科舉制度）。因為如此方法論的影響，黃仁宇作出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結論，他認為明末商業的發達，僅是一種現象。使人質疑的是，黃仁宇談了太多中國歷史發展的限制，卻忽略談歷史發展的可能性，好像中國過去歷史是一個靜態的社會。（這句話，Schwartz也說過費正清）

儘管黃仁宇的其他著作，史學界褒貶不一，但非歷史領域的讀者，有很多卻相當欣賞黃仁宇的敘事方式。大歷史的洪流中，或者有太多細節與片段被忽略，被模糊化了，但相對的，走出象牙塔，以通俗文字，不通俗的觀點傳揚歷史，發抒史論，難道不是史學工作者應該遵循的方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