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寫完報告後更像一個學究，牠最近和希臘的綿羊處得很好，臉色紅潤有點像邱比特，以下是他說給那隻金毛綿羊的床邊故事。


朝聖的船要回來雅典了，蘇格拉底的死期將至，Criton來到了蘇格拉底的監獄勸說他逃亡。這篇Criton裡大抵延伸了在Apologia討論的主題，蘇格拉底是否應該逃亡的處境，正如他在雅典的法庭上是否應該以哀求的姿態得到無罪的判決。這個核心的問題是：「以不義還報不義是正當的嗎？」

Criton勸說蘇格拉底逃亡所提出的理由其實相當充分且合於人情：首先，Criton指出蘇格拉底的死亡對他的朋友將是一場災難，不但是失去一個無可取代的朋友，並將使群眾以為他們不願花錢將蘇格拉底救出，這將使他們背負「重錢財輕朋友」的惡名。接著，Criton表示即使離開雅典，四處也都還有歡迎蘇格拉底的人。最後，Criton以為，蘇格拉底拋棄了自己的孩兒，不看著他們長大成人、受教育是可恥的，蘇格拉底不該選擇這樣一條輕鬆的道路。

蘇格拉底指出，花錢、名聲和撫養兒子都是一般公眾的意見，我們不當顧忌大多數人的想法，而應當考慮最優秀者的意見。只能聽從那一個深知義和不義的人的說法、聽從真理本身。Criton反駁，不能不考慮眾人的意見，因為聽信誹謗的眾人將帶來極大的危害－眾人能置我們於死命。

蘇格拉底徵詢Criton是否仍舊同意，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著，而是活得好、活得高尚、正當，Criton表示同意。於是蘇格拉底引出了關鍵問題：未經官方許可逃走是正當的嗎？

先別說是否正當，蘇格拉底的逃亡無疑是違法的，那麼問題便是，在這種違法的情況下，蘇格拉底的逃亡有可能是正當的嗎？

蘇格拉底做出了論證：作惡在任何意義上對作惡者都是惡的，人即使受到惡待也不能作惡。結論出不得以不義還報不義。

那麼，何謂惡？惡是不義的，違法即是不義的嗎？

在這裡，雅典的法律像幽魂一樣透過蘇格拉底的嘴巴發出了聲音，「如果公開宣布的法律判決沒有效力，那麼你能想像一個城邦能繼續存在而不被顛覆嗎？」

我們也許會這樣反駁，你在說什麼？法律，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不能夠公正地判決，這個城邦又能夠繼續存在而不被顛覆嗎？

可怕的法律又說話了：「這不正是你和我們之間的某種協定條款嗎？無論國家對你做出何種判決，你都會執行或遵守，對嗎？」「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國家，那麼你就必須服從他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它加諸於你的懲罰，無論是鞭撻還是監禁，對嗎？」

我們一定不會死心地繼續辯護：然而我們之所以承認了這個協定，承認了這個國家，目的在於希望為自己的各項權利帶來保障，而不是被不公正地剝奪。

法律會這樣對蘇格拉底說：「如果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或者感到協定不公平，那麼你在過去的日子裡都可以離開這個國家，或者，你在審判的時候便能在國家的同意下做出離開城邦的決定，不是嗎？何況，你對這座城市和我們法律的感情比其他雅典人都來得深厚，而現在你不想守約了嗎？」]

接著，法律對Criton勸蘇格拉底逃亡的理由一一做出了否定：如果蘇格拉底違抗法律，他的朋友也有遭到放逐、喪失家園財產的危險。若他逃到法治修明的國家，不守法的他將成為政府的敵人，對年輕人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並使他以前的論證受到否定。若他避開治理良好的城邦、避開賢明的人，將使他的生活失去價值、失去美德的實踐。若說為了他的孩子，他將使他的孩子成為異邦人，如果將孩子留在雅典，則和死去並無不同，如果這些人是朋友，那麼死去之後仍然會為他照顧孩子。總而言之，蘇格拉底若選擇逃亡，則將與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漸行漸遠，如此便不能算是活得高尚、正當，活得好了。

這段法律的辨證至今仍叫我們啞口無言，然而即使經過了這麼多年，我們發現我們仍身處在同樣的困境裡：當政府壟斷了所有的正統性，在一切合法的情況下做出錯誤或不義之事，我們如何在體制內（法律！）反抗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當我們承認了這個國家，讓渡了我們某種程度的自由想換來保障，卻使得原有的權利被國家擴張的權力剝奪時，我們是否只能選擇革命一途？

法律對蘇格拉底說：「你現在死去，是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死，但這並非法律不公正，而是人不公正。」然而面對不公正的人，法律卻不能做出制裁，反而以不公正的待遇對待好人，這樣的法律有可能是代表公正的嗎？

蘇格拉底選擇了相信這法律是公正的，因此不願在法律定義的「不義」之下逃亡。終究走上了神指明的道路，我們可以相信，如果不是這樣，他今天可能不會有這樣的好名聲，然而我們也可以肯定，真理的詮釋權並非只屬於國家和法律，而屬於每一個個體。


那隻金毛綿羊一邊捲著綿羊的體毛一邊說，討厭，就不能說點別的嗎？我覺得好像在看2100喔，標題是找回台灣是非公義什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