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問陶（１７６４—１８１４），字仲冶，號船山，另有老船、蜀山老猿等別號，四川遂寧人。出身官宦世家
張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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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傳淮編著有關張問陶研究專著(12)張問陶（１７６４—１８１４），字仲冶，號船山，另有老船、蜀山老猿等別號，四川遂寧人。出身官宦世家，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進士，歷任翰林院檢討、江南道御史、山東萊州知府。因看透嘉慶衰世政治之腐敗，於嘉慶十六年（１８１１）辭官，僑寓蘇州虎丘。十九年（１８１４）去世，年５１歲。胡傳淮《張問陶年譜》（2000年巴蜀書社出版、2005年再版）、《張問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載船山生事甚詳，有助於船山研究。
張問陶深得性靈派主將袁枚讚賞。袁枚譽張詩“沉鬱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視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 。其原因在於張問陶不僅才華橫溢、創作成績斐然，而且其思想觀念與詩學觀點同袁枚頗多相通之處，成為嘉慶時期性靈派的重鎮，與乾隆時期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趙翼鼎足而三，佔據乾嘉性靈派殿軍的地位。張問陶沒有論詩專著與文章，但其《船山詩草》卻收有數十首論詩詩，可供我們窺探其論詩要旨。綜觀張問陶論詩，可知其詩學觀與袁枚性靈說笙磬相應，又不乏獨到之見。張問陶堪稱性靈派獨具特色的詩論家。張問陶論詩一再標舉“性靈”，可見其主性靈之旨。如“性靈偶向詩中寫”（《正月十八日……絕句誌之》），“傳神難得性靈詩”（《梅花》），“同無青白眼，各有性靈詩”（《冬日》），“濃抹山川寫性靈”（《題子靖〈長河修禊圖〉》），“筆墨有性靈”（《戊辰日依竹堂感懷》）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靈終是我”（《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之句，更顯示其與袁枚“獨抒性靈”（《隨園詩話補遺》卷四）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袁枚“獨抒性靈”之性靈說內涵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主觀因素。張問陶論詩要義一方面與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補充與發展。袁枚性靈說最重真性情，所謂“性情得其真”（《寄程魚門》），“情以真而愈篤”（《答尹相國》）。張問陶重性靈亦以真性情為創作要旨。首先，他強調創作者必須具備真情實感，有真性情要抒發。因此稱“詩人原是有情人”（《題屠琴隖論詩圖》其六）、“好鳥鳴春尚有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八），因為“有情”才能寫出真詩，所謂“熱腸湧出性情詩”（《贈徐泰徵》）是情與詩因果關係的生動說明。其次，他指出表現真性情是詩的本質，雲“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寫天真”（《代啟答畢秋帆先生並上近詩一卷》），“不寫性靈鬥機巧，從此詩人賤於草”（《題法時帆式善前輩詩龕嚮往圖》），所謂“人情”、“天真”、“性靈”，皆指“ 詩緣情 ”（陸機《文賦》）之本質而言。因為主情，故與袁枚一樣批評肌理派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稱“何苦顢頇書數語，不加箋注不分明”（《論詩十二絕句》其八）。翁氏“誤把抄書當作詩”（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已遠離詩抒情之正軌。張認為，詩情不是從“古人書”中所能得到的，而是從生活閱歷、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故云：“寫出此身真閱歷，強於飣餖古人書。”（《論詩十二絕句》其三）又云：“關心在時務，下筆唯天真。”（《陳蔭山舍人 ……限五古》）這一觀點對袁枚性靈說所謂“神韻是先天真性情”（ 《答李少鶴》）、“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遣興》）之主觀唯心因素是一種補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強調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與理相離。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義，但亦有忽視情之美與善的弊病。張問陶主情，既重視其真，亦兼顧其真與善，故云“古人懷抱有真美”，“ 惡詩盡有真情境，忍與風花一例刪”（《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句》）。這一觀點比袁枚要合理、全面。張問陶於強調真性情的同時，還標舉“氣”：一曰真氣，二曰奇氣。《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雲：“有情那可無真氣？”即明確提出真氣與真情相輔相成的觀點。如果說真情是詩的血肉，真氣則是詩的筋骨，更是詩的精神力量，有情無氣仍難見詩人之真本色。此“氣”從詩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醜上》），具有剛正的氣質、人格的力量。從詩的角度而言，則是具有一種勁健的風骨、壯美的氣勢。張氏重視氣，就是重視詩人的品格、氣質的修養，從而賦予詩作以氣勢。《華陰客夜讀卷施閣詩文懷稚存》又標舉“奇氣”：“死有替人應屬我，詩多奇氣為逢君。”“奇氣”是指詩人的非凡、狂放的氣質，一種浪漫精神。這與張問陶的個性特徵相關。張問陶論詩重氣，當受到摯友洪亮吉的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即將“氣”與性、情等相提並論，作為“詩文之可傳”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針砭某些性靈詩輕佻滑易、缺乏氣骨之弊，亦是對袁枚性靈說之補救。張問陶於性靈特別強調“我性靈終是我”，這是同袁枚性靈說推重“作詩不可以無我 ”（《隨園詩話》卷七）一樣張揚個性、崇尚創作的獨創性。為此張問陶宣稱：“自吐胸中所欲言，那從得失爭千古”，“浮名未屑以詩傳，況肯低頭傍門戶！”（《題方鐵船工部元鶤詩兼呈吳谷人祭酒》）意謂詩人應該獨抒性靈，自出機抒，詩中有人。為此又從反面強調：“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閒。”（《論文八首》其七）所謂“詩中無我”即缺乏個性、因襲他人，清代乾嘉詩壇之擬古者正是“詩中無我”的典型，為此張問陶譏雲：“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其十） ，“規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題屠琴隖論詩圖》）矛頭指向沈德潛、厲鶚這些規唐模宋者，並認為依傍門戶是不會出人頭地的。與模擬者相反，性靈派皆主創造，以表現自己的真情與個性，張問陶亦云：“土飯塵羹忽嶄新，猶人字字不猶人”，“《咸英》何必勝《簫韶》 ，生面重開便不祧”。（《論詩十二絕句》）所謂“斬新”、“生面重開”就是詩人所推崇的創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猶人”，才能寫出“我”之“性靈”，自成一家。張問陶重性靈亦如袁枚一樣重詩人之靈性，或曰詩才，並略有闡發。詩人有靈性表現之一是創作之際易產生靈感，無須雕肝鏤腎、生寫硬湊。《論詩十二絕句》其四、其五云：“憑空何處造情文，還仗靈光助幾分。奇句忽來魂魄動，真如天上落將軍！”“躍躍詩 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功純始自然。”採用生動的比喻，形像地描述了詩人創作產生的靈感現象。前引張問陶關於創作要有“自身真閱歷”的觀點，亦即是“不憑空”；但創作還須藉助“靈光”即靈感。二詩寫出靈感降臨“忽來”的突發性、“驟得”的短暫性，以及思維的活躍性，“詩情躍躍”指感情激動，而且想像豐富，所謂“提筆便存天外想，神龍鱗爪破空來”（《題屠琴隖論詩圖》）。此外靈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強求，所謂“詩為無心如拾得”（《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可見張問陶對靈感的認識還是比較全面深入的。對於詩歌的審美特徵，袁枚性靈說要求靈活、有生趣、風趣，張問陶則主張空靈、有真趣，二者頗為接近，但亦有區別。張《題屠琴隖論詩圖》雲：“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袁枚之注重意 象的靈活有趣，就跡近於“小聰明”，而張問陶之重“空靈”，內涵要廣，它不僅要求意象靈動，而且追求意境深、韻味長，是一種高境界，故又稱“詩到空靈藝始成”（《孟津縣寄陳理堂》）。為達空靈之境，在藝術表現上註重以白描之筆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於創作心境則要求自然純真、擺脫動利。《論詩十二絕句》其六雲：“想到空靈筆有初，每從遊戲得天真。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說明空靈之境非滿腦子禮教、一味“談風雅”者所能達到，而必須出自於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與雕鑿無緣，同擬古、考據之作亦不相干。對詩歌語言乃推重自然、質樸的“常語”，所謂“敢為常語談何易，百煉工純始自然”（《論詩十二絕句》其五），這與袁枚“家常語入詩最妙”（《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隨園詩話補遺》卷二）的觀點相近。張問陶的詩學觀點由於表達形式的限制，比較粗略，遠不及袁枚《隨園詩話》、詩序等論詩專著觀點闡述得詳盡周全，範圍亦不如袁枚性靈說廣泛。但其要旨與袁枚性靈說屬同調，性靈說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備。不過，張問陶的性靈說是嘉慶年間的詩論，張問陶亦有其獨具的個性、思想，因此與袁枚又有差異。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差異實為對袁枚性靈說不足或弊端的補救，從而使性靈說有所發展。這是張問陶詩論的新貢獻，故張問陶與袁枚、趙翼號稱乾嘉時期性靈派三大家。
張問陶一生致力於詩書畫創作，書師米芾，筆意沉鬱空靈，骨力內蘊，饒有意趣。工花卉，縱逸近於徐渭，尤善畫猿、馬、鷹、鳥等。傳世作品有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芍藥》扇等。楊守敬說其：“乾嘉間之書家，莫不胎息於金石，博考名跡，惟張船山，宋芷灣絕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於天分獨高，故不師古而無不合於古”。
胡傳淮主編《張問陶研究文集》
張問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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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清代著名詩人袁枚（1716－1797）《答張船山太史書》雲：“詩人洪稚存太史，曠代逸才，目無餘子，而屢次來信頌執事之才為長安第一”；“以執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謙，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寄懷即仿其體》：“忽然洪太史，誇我得奇士。西川張船山，盤盤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詩壇盟主、性靈派主將，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薦，才與船山神交，並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張君詩猶未見耳！”袁枚視船山為生平“第一”知己，可見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清代著名學者吳錫麒（1746－1818）《哭張船山》雲：“如此驚才僅中壽，問天何 苦更生才？”“餘在都下，與張船山侍御為莫逆交。讀其詩，如龍跳虎臥，令人色然而駭。……船山雄於詩者也。”
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1746－1809）雲：“張檢討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題張同年問陶詩卷》雲：“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並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 李白號稱“謫仙”；蘇軾，字和仲。洪亮吉認為：船山可以和李白、蘇軾並美，乾嘉詩壇所有詩人無人能及！
清代詩人朱文治（1760－1845）《書船山紀年詩後》：“滿紙飛騰墨彩新，誰知作者性情真。尋常字亦饒生氣，忠孝詩難索解人。一代風騷多寄託，十分沉實見精神。隨園畢竟耽遊戲，不及東川老史臣。”朱氏認為船山詩超過了創作有遊戲之嫌的隨園（即袁枚）。
船山詩不僅在國內廣泛流傳，“四海騷人，靡不傾仰”，在國外也影響巨大，“朝鮮使人求其詩，至比之雞林紙價。”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韓國文學家樸齊家（1750－1895）在羅聘（揚州八怪之一）寓所見到船山詩一卷，愛不釋手，並投詩船山雲：“曾聞世有文昌在，更道人間草聖傳。珍重雞林高紙價，新詩願購若干篇。”詩中將張船山類比為文昌，可見評價之高。船山和雲：“性靈偶向詩中寫，名字寧防海外傳。從此不防焚剩草，鬱陵島上有遺篇。”船山從弟張問彤（1768－1832）在《秋懷船山》一詩中亦云：“狂得時人罵，詩從外國知。”可見，在乾嘉時期船山詩已流播海外了。
清詩人張維屏（1780－1859）雲：“船山詩生氣湧出，生趣飛來。……至近體則極空靈，亦極沉鬱，能刻人，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細闡物情，或論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聲大如鐘鏞，或味爽如松韭，幾欲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
清人李元度（1821－1887）《張船山先生事略》雲：“幼有異禀，工詩，有'青蓮再世'之目。……其詩生氣湧出，沉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定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育殆遍。……國朝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船山為最。
清代學者孫桐生（1824－1908）雲：“（船山）所為詩，專主性靈，獨出新意，如神龍變化，不可端倪。近體超妙清新，雅近義山。古體奔放奇橫，頗近太白。卓然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雙流人）在《論蜀詩絕句》中，論船山雲：“弱冠聞君已出群，中年閱歷老彌真。旁人漫哂無餘味，三百年來見此人。”清末詩人林思進（1873－1953）論船山雲：“性靈空淡未容攀，後代譏評漫等閒。試問蜀中文苑裡，百年誰復嗣船山？”傅詩強調蜀中文苑自從明代楊昇庵以來、張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沒有出現張船山這樣傑出的的詩人。林詩則強調在張船山之後一百餘年，蜀中未能出現可以繼承媲美張船山的詩人。這一前一後的比較，就說明了船山在蜀中詩壇的重要地位，即為清代蜀中詩冠。清詩人、四川布政使楊揆雲：“蜀中作者自楊慎以後，惟問陶能繼之。”近人戴吉雙《四川儒林文苑傳》謂船山雲：“固李太白、蘇東坡、虞伯生、楊昇庵之後一人也，誠蜀中亦大家矣。” 徐世昌《清詩匯·詩話》雲：“船山弱冠工詩，空靈沉鬱，獨闢奇境，有清二百餘年，蜀中詩人無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傳》者，蜀中只有張船山一人。可見，稱船山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是名副其實的。當代國學大師錢鍾書在《談藝錄》中云：“袁、蔣、趙三家齊稱，蔣與袁、趙議論風格大不相類，未許如劉士章之貼宅開門也。宜以張船山代之。”袁枚、蔣士銓、趙翼號稱乾隆三大家，但蔣士銓成就不及袁、趙，風格也不同，故錢鍾書先生主張以張船山代替蔣士銓，重組一個三大家。當代清詩研究專家錢鍾聯先生也“力主將乾隆三大家中之蔣士銓，換為張問陶。”著名學者劉揚忠先生雲：“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著名學者王英志先生在《性靈派研究》一書中，將袁枚、趙翼、張問陶列為乾嘉詩壇“性靈派”三大家，並云：“縱觀整個乾嘉時期性靈派眾多詩人，可與袁趙鼎足而立為性靈派三大家者，唯有張氏。”張船山在清代乃至整個古代詩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難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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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中國歷史悠久，詩人輩出，多如繁星。因受規模和條件限制，能寫入文學史的詩人，是極少的。以清代詩人為例，正處在籌備階段的《全清詩》，“初步測算作者總數約為十萬家，成書則當在一千冊以上。”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收清代詩人6100餘家，得詩27000餘首。而能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清代詩人只佔《清詩匯》詩人總數的千分之三、四。中國社科院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6人；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論及的清詩人僅19人；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論及清詩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詩人入《中國文學史》，而張船山即為其中之一，足見船山在清詩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種通行清詩選本中，船山詩也佔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國朝全蜀詩鈔》（孫桐生輯選），規模宏大，體制精嚴，是清代蜀選本中集大成者。該書共64卷，計選詩人362人，存詩5900餘首，其中張船山詩入選最多，獨占6卷，入選詩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詩草》的五分之一，佔《國朝全蜀詩鈔》的十分之一，“猶以未獲盡登為憾。”可見船山在孫桐生的心目中是大頭，就全清詩人而論，蜀詩人中能躋身於第一流的，也只有張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雲：“乾嘉年間的性靈派在華夏擁有詩人之眾，是過往的許多詩派無法比擬的，而巴蜀詩人恰恰是通過張問陶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帶領一批詩人，影響著一批詩人。因而，活躍在詩壇，齊集在張問陶周圍的蜀中詩人都崇尚性靈，……形成了眾星拱月、群星燦爛之勢，迎來清代巴蜀詩歌中最為壯觀的黃金時代。”
近人徐世昌輯《清詩匯》，計200餘卷，是清詩選本中影響大、聲望高者。該書入選船山詩37首，為蜀中詩人入選最多者。其他蜀中詩人，如李調元入選4首，彭端淑 1首，費密 8首，張問安 11首，卓秉恬 1首，劉沅 1首，張鵬翮 2首，劉光第 7首……。在乾嘉時期全國性詩人中，張船山入選量僅次於袁枚（41首），而高於其他乾嘉著名詩人，如黃景仁 34首，洪亮吉 33首，蔣士銓 27首，趙翼 22首，宋湘 9首，舒位 25首，吳錫麒 13首，孫原湘 23首，郭頻伽14首，姚元之 10首，石韞玉 6首，王曇4首，黃丕烈 1首，顧翰 9首，王學浩 6首，王芑孫 19首，崔旭 5首，屠倬 9首，楊芳燦 17首，黎簡 34首，陳文述 5首，吳嵩梁 5首，朱文治9首……。可見，船山在乾嘉詩壇地位之顯赫。
當代著名清詩選本，也給船山崇高地位。如錢仲聯《清詩三百首》（1985年岳麓書社版），選張船山詩3首，僅低於袁枚（5首），而高於趙翼（2首），蔣士銓（未選） 、洪亮吉（1首）、吳錫麒（2首）等人。陳祥耀《清詩精華》（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詩8首，比乾嘉其他詩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 4首，蔣士銓 4首，洪亮吉3首。李夢生《律詩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選張船山律詩3首，高於袁枚（2首）、趙翼（2首）、龔自珍（2首）。該書中選清詩人3首及以上者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見張船山是清代律詩寫得最好的十大詩人之一。
近年出版的清代詩歌史及辭典，如朱則傑《清詩史》、嚴迪昌《清詩史》、霍有明《清詩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清代卷）、胡傳淮《張問陶年譜》《張問陶研究文集》等，都給了張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楊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學史》（巴蜀書社 2003年版）中，列專節以《性靈派大家張問陶》為題，評述船山詩作及貢獻，並云：“乾嘉時期是清代巴蜀文學最繁榮的時期……。這一階段最輝煌的一頁，是產生了大詩人張問陶。”又說：“從漢代以來，巴蜀出產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洵、蘇軾、蘇轍、虞集、楊慎、張問陶這十大文學家，他們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迄今為止，幾乎任何中國文學史，都要對上述十人的文學成就作出介紹。 ”
張船山是詩、書、畫三絕奇才，當時名震海內、群相斂手，有的詩人寫詩作文，自願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詩作，對後世影響深遠。晚清詩人易順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詩作多至萬首，“自謂為張船山後身”。南社詩人柳亞子（1887－1958），有詩云：“ 猛憶船山詩句好：白蓮都為美人開。” 梁啟超在《飲冰室文集》中，講述了張船山在山東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傳》中，寫不少人照張船山詩意做詩；張恨水在小說《春明外史》裡，讓主人公楊杏園步和了張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詩，引得人們紛紛尋找《船山詩草》來讀。可見，船山詩影響之大。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揚忠先生在《張船山全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說：“張船山不單是西蜀詩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國詩人之冠，對他進行研究，繼承他的文學遺產，乃是全國學者的份內之事。”龍洲劍客在《煙波誰識舊船山》中說：“張船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當是不輸於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張問陶這樣一往情深地在詩歌中傾吐自己最真誠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來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後只有鬱達夫。”“' 江右三大家 '中，從袁枚到趙翼、蔣士銓，無論在才氣還是詩歌的造詣上都未必一定勝過張問陶。”“就詩論詩，張問陶是絕對不輸於'三家'的”；“張問陶在詩界中就像金庸武俠小說裡獨立於正統門派之外時隱時現的絕頂高手，別人只能偶爾識得其踪跡，卻少有人有耐心與誠心去探尋他的踪影。”此乃不刊之論。
綜上所述：張船山在清代詩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不僅是清代蜀中詩冠，也是清代乾嘉詩壇大家，一代詩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詩人和著名詩學理論家，是性靈派後期的主將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傳淮《芻議張船山在清詩史上的地位》一文（發表於《西華大學學報》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