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5 10:14:50讀.冊.人

冬至閱讀:艾瑞克•霍布斯邦《如何改變世界》


冬至閱讀:艾瑞克•霍布斯邦《如何改變世界》
書名:《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
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十四歲於柏林加入共產黨後,一生未曾脫離。就讀劍橋大學期間,霍氏是共產黨內的活躍分子,更創辦著名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他在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影響學界甚巨;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一般閱聽大眾。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十四部以上專書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非凡小人物:反對、造反及爵士樂》、《論歷史》等書。

譯者:
林宏濤(負責第七到十六章)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等作品。

黃煜文(負責前言與前六章)
一九七四年生。譯有《奧許維茲臥底報告》、《耶路撒冷三千年》、《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大轉向: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明的歷史》與《如何閱讀文學》。

內容介紹:
20世紀最偉大的左翼史學家霍布斯邦 VS 19世紀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傳統馬克思主義
當代最壯闊之革命傳統的經典考掘與闡釋
「蘇聯的崩裂解放了馬克思,人們不再將馬克思等同於列寧主義與列寧政權。大家越來越了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原因是,1990年代以後浮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都不可思議地被《共產黨宣言》所言中。1998年是《共產黨宣言》這部令人吃驚的小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一年。諷刺的是,再度挖掘出馬克思的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家......」

馬克思、恩格斯及後世所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思想家,與千千萬萬底層的無產階級鬥士共同締造了一百多年來人類歷史最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的篇章。近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弊端的叢生,這個曾經啟蒙、激勵無數渴望公平與自由之心靈的思想又再度為世人所重。《如何改變世界》作為一位終身信奉共產主義的史學家在超過半世紀中累積的著述,在此時此刻問世正可謂是滋潤、豐富左派精神之及時雨。

本書收錄了霍氏從1956到2009年來撰寫的共16篇論文,內容主要是回顧馬克思思想的發展及其身後的影響,並試圖釐清許多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爭議:人類歷史必然是單一線性地前進嗎?在通往共產社會的路途上,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階段嗎?國家在階級鬥爭中扮演什麼角色?重讀《共產黨宣言》是否可以幫助我們預言今天的資本主義即將覆亡?對任何關心資本主義與人類未來命運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深刻歷史分析。

本書特色
欲解決二十一世紀人類困境,我們必須思考馬克思曾提出的問題!
◎經典性:20世紀最偉大的史學家論19世紀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傳統!
◎革命性:終身篤信左派思想的霍布斯邦在晚年仍不改其志,在本書重新挖掘、詮釋馬克斯思想的過程中展現了他對左派精神的堅持與熱愛,並期許藉由新的闡釋召喚讀者「改變世界」的行動力!
◎豐富性:本書共含16章,主題包含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革命經驗、左派經典文獻的誕生,以及馬克思之後的左派思想家如葛蘭西等人的思想流變。內容旁徵博引、鉅細靡遺,可說是霍布斯邦的史學醞底登峰造極之作,實為任何對霍布斯邦或左派思想有興趣的讀者不可錯過的新經典。



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馬克思與恩格斯
第一章 今日的馬克思
第二章 馬克思、恩格斯與前馬克思社會主義
第三章 馬克思、恩格斯與政治
第四章 論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第五章 論《共產黨宣言》
第六章 發現《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第七章 馬克思論前資本主義形構
第八章 馬克思與恩格斯作品的命運

第二部分 馬克思主義
第九章 馬克思博士與維多利亞時代批評者
第十章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880-1914年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主義時代,1929-45年
第十二章  葛蘭西
第十三章  葛蘭西得到的回應
第十四章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45-83年
第十五章  步入衰微的馬克思主義,1983-2000年
第十六章  馬克思與勞動者:漫長的世紀
中外文人名對照表

前言:
這本書是我從一九五六年到二○○九年研究馬克思的論文結集,整體而言,它談的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當然也包括與馬克思密不可分的弗雷德里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思想發展及其身後的影響。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儘管如此,其中最主要的六章是我為義大利埃伊瑙迪出版社(Einaudi)(一九七八至八二年)的鉅著《馬克思主義史》(Storia del Marxismo)所寫的文章,我同時也是這本書的共同計畫人與共同編輯。不過這六章已經做了修改,甚至有部分做了大幅改動,我還補充了一章談馬克思主義在一九八三年後的衰退,光是這七章就占了本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此外,還有幾篇是針對學者對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接受」(reception)所做的研究;一篇是談一八九○年代之後,馬克思主義與勞工運動的文章,這篇文章原本是一篇德文講稿,發表於林茲勞工史家國際會議(Linz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Historians);另外還有三篇是為以下著作所寫的序文: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以及將馬克思在一八五○年代完成的幾篇討論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重要手稿集結成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Grundrisse)。本書討論的唯一一位後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這些文章大約有三分之二未曾以英文出版或根本未曾出版。二○○七年,猶太書週(Jewish Book Week)舉辦了馬克思公共論壇,為了參與這項活動,我對第一章做了大幅擴充與改寫。第十二章也是一樣。第十五章則是首次出版。
我當初寫下收錄在本書的這些論文時,腦海中針對的是哪些讀者呢?有幾章(第一、四、五、十六章,或許還有第十二章)針對的是那些單純對這類主題有興趣的人。不過,絕大多數篇章針對的還是那些對於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對歷史脈絡與觀念的發展和影響之間的互動具有獨特興趣的讀者。雖然針對的讀者有異,但我試圖提供的想法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討論不能陷入黨同伐異的爭論,不能被馬克思主義者及其對手在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土上插持的各式各樣與不斷更迭的旗幟所左右。過去一百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一直是現代世界思想曲調的主旋律,因為它動員社會力量的能力,而成為二十世紀歷史一個關鍵且(在某些時期)具決定性的理論。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讀者思考,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在二十一世紀會有什麼樣的未來。

艾瑞克‧霍布斯邦
倫敦,二○一一年一月


書摘:第一章 今日的馬克思 
二○○七年,猶太書週於卡爾‧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週年前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舉行,地點離馬克思過去最常造訪倫敦的地方: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圓形閱覽室(Round Reading Room),只有幾步路的距離。賈克‧阿塔里(Jacques Attali)與我是立場迥異的社會主義者,卻不約而同來此向他致上敬意。然而,當你想到地點與日期,就會產生一種雙重的意外感受。我們不能說馬克思在一八八三年去世時一事無成,因為他的作品已對德國,特別是對俄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影響,而由他的門徒所領導的運動正逐漸主導德國的勞工運動。但在一八八三年時,馬克思一生的努力似乎還未竟全功。他已經寫了幾部卓越的小書,而那部未完成的作品:《資本論》(Das
 Kapital),在他人生最後十年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當一名訪客問起他的作品時,他苦澀地反問:「什麼作品?」自從一八四八年革命與一八六四年到七三年所謂的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 失敗後,馬克思的政治努力已無成功的可能。馬克思雖然大半生流亡英國,但他在當地的政治或思想界卻未曾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馬克思死後卻享有極高聲譽!在他去世後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以他的名字為號召或受他啟迪的歐洲工人階級政黨,在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中獲得百分之十五到四十七的選票——英國是唯一例外。一九一八年後,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政黨都成了執政黨,而不只是反對黨,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法西斯主義結束之後,然而到了這段時期,這些政黨絕大多數卻處心積慮與他們原先的靈感來源劃清界線。這些政黨至今依然存在。與此同時,馬克思的門徒也在非民主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革命團體。在馬克思去世的七十年後,人類有三分之一生活在由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之下,這些政府宣稱他們代表馬克思的觀念並且實現了他的願望。之後,儘管這些執政黨幾乎毫無例外地大幅轉變政策方針,卻仍有兩成以上宣稱他們堅持馬克思路線。簡言之,要說有哪位思想家在二十世紀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記,那麼此人非馬克思莫屬。走進十九世紀巨擘卡爾‧馬克思與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埋骨的高門墓園(Highgate cemetery),耐人尋味的是,兩座墳塋居然彼此對望。當兩人都在世時,人們公認斯賓塞是當時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而馬克思不過是住在漢普斯特(Hampstead)矮坡上仰賴朋友資助度日的無名小卒。今日,已無人知道斯賓塞長眠此地,但老一輩來自日本與印度的朝聖者仍前來拜謁馬克思的墓塚,就連流亡海外的伊朗人與伊拉克人也堅持死後應埋葬於此受其庇蔭。
  
共產黨政權與廣大的共產主義政黨橫行的時代隨著蘇聯崩解畫下句點,即使是共產黨仍繼續存在的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實際上也已放棄列寧式馬克思主義的老教條。一旦各國共黨紛紛放棄昔日計畫,馬克思將發現自己再度陷入無人聞問的處境。共產主義自稱是馬克思唯一的繼承者,而馬克思的觀念也幾乎被等同於共產主義。即使持異議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馬列主義者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Khrushchev)抨擊史達林之後建立了少數據點,但他們幾乎一定會被歸類為前共產主義的分離份子。因此,在馬克思去世一百週年後的近二十年來,嚴格來說,他已成為不值一提的過時人物。有些記者甚至認為今晚的討論是為了把馬克思從「歷史的垃圾桶」裡解救出來。然而時至今日,馬克思很可能再次引領風潮,成為二十一世紀人們所關注的思想家。

英國廣播公司(BBC)進行的民調顯示,英國收聽廣播的民眾認為馬克思是最偉大的哲學家,對於這項結果,我認為毋需認真看待。不過,如果用google搜尋馬克思的名字,你將發現他仍是資料條目最多的偉大思想家之一,僅次於達爾文(Darwin)與愛因斯坦(Einstein),但遙遙領先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佛洛伊德(Freud)。
  
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結束解放了馬克思,人們不再將馬克思等同於理論上的列寧主義與實踐上的列寧主義政權。大家越來越了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九九○年代以後浮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重要面向都不可思議地被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所言中。我們可以從人們的反應看出這點,一九九八年是《共產黨宣言》這部令人吃驚的小書出版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同時也是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一年。諷刺的是,再度挖掘出馬克思的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家:極度消沉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能力舉辦這場週年紀念活動。回想起來,有件事也讓我感到驚訝,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機上雜誌的編輯找上我,這份雜誌的讀者有八成是美國商務人士。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共產黨宣言》的文章;這位編輯覺得他的讀者應該會對《共產黨宣言》的相關論題感興趣,於是向我徵詢是否能使用我的文章。更讓我驚訝的還有一件事,在一場世紀之交的午餐會上,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問我對馬克思的看法。我知道我們的觀點南轅北轍,為了避免爭論,我給了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但索羅斯卻說:「這個人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發現資本主義的缺失,而我們到現在才發現。」索羅斯確實注意到馬克思提到的論點。很快地,那些就我所知從來不是共產黨員的作家也開始認真檢視馬克思,而阿塔里寫的馬克思傳記與研究就是一例。阿塔里也認為馬克思的許多想法與那些致力改善今日社會的人若合符節。值得指出的是,光憑這些觀點,今日的我們就有必要好好地思考馬克思。

二○○八年十月,當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出這樣的標題:〈動盪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Convulsion’)時,無庸置疑地,馬克思又回到公眾面前。雖然全球資本主義經歷自一九三○年代初期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但馬克思仍無法自外於這場混亂。另一方面,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將不同於二十世紀的馬克思。
  
上個世紀對馬克思的看法,主要取決於三項事實。首先是國家的區別,也就是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與未將革命排入議程的國家的區別,後者廣義來說是指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區的已開發國家。從第一項事實而產生了第二項事實:馬克思的傳承自然而然地分成兩派,一派是社會民主主義與修正主義,另一則是革命派,後者完全體現在俄國革命上。第三項事實使這兩派的分歧在一九一七年後更加明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年代晚期,也就是我所謂的「災難的年代」(Age of Catastrophe),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社會在這段時期逐漸崩解。這場危機嚴重到令許多人懷疑資本主義是否還有可能恢復。資本主義不是已經註定被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嗎?就連完全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的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也於一九四○年代做了這樣的預測。事實上,資本主義確實起死回生了,但再也不是過去的形式。同一時間在蘇聯,另外一條社會主義道路似乎已無崩潰之虞。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六○年間,人們(就連那些反對蘇聯政權政治措施的非社會主義者也如此認為)其實有理由相信,資本主義已經耗盡動力,而蘇聯正證明它的生產力可以超邁資本主義。在蘇聯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發射那年,這些想法聽起來並不荒謬。蘇聯經濟成果變調的各種證據一直要到一九六○年後才紛紛出爐。

這些事件及其對政策與理論的影響,完全是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死後才發生的。它們完全超出馬克思自身的經驗與判斷。我們對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判斷並不以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為依據,而是以後世對其著作的詮釋或修正為準則。我們頂多只能主張,在一八九○年代晚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遭遇第一次思想危機時,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與馬克思或更多是與恩格斯有過接觸)已經開始討論與二十世紀相關的一些議題,特別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日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有許多完全屬於二十世紀而不見於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社會主義可以或應該如何的討論,這個議題多半來自於一九一四到一八年大戰經濟以及戰後準革命或革命危機的經驗。
  
因此,所謂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更能確保生產力的最快速發展,這種說法幾乎不可能是馬克思提出的,毋寧說是戰間期資本主義危機面對蘇聯五年計畫時的產物。事實上,馬克思並未主張資本主義已達能力的極限而無法增加生產力,他的看法是,資本主義成長出現參差不齊的韻律,因而造成過度生產的周期性危機,這種現象遲早將與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產生齟齬而造成社會衝突,因而使資本主義難以為繼。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形成下個階段的社會生產經濟。馬克思認為,這必然要由社會主義來完成。
  
於是不令人意外地,「社會主義」成為二十世紀辯論與評估馬克思時的核心。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計畫充滿馬克思主義色彩(實際上完全不是如此),而是因為所有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黨派都接受這套計畫,其中共產主義黨派還將其付諸實行。以二十世紀的發展來看,社會主義經濟計畫已經死亡。蘇聯與其他「中央計畫經濟」(亦即理論上是無市場的、由國家擁有與控制的指令型經濟)施行的「社會主義」已經煙消雲散而且永無恢復的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民主渴望一直屬於一種未來式的理想,然而即使是形式性的渴望,到了二十世紀末也遭人放棄。

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心中,社會主義模式與共產主義政權建立的社會主義究竟帶有多少馬克思主義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自己相當謹慎,他從未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內容與經濟制度提出明確陳述,也未說明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形貌,不過他曾表示共產主義社會並非藉由建構或計畫產生,而是從社會主義社會中自然發展出來。馬克思針對這個主題提出的一般性陳述,與他在《哥達批判綱領》(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中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份子的批評一樣,幾乎未給予後繼者明確的指引,事實上,這些一般性陳述並未對後繼者所思考的學術問題或烏托邦式實踐賦予嚴肅的思索,一切的思索都要等到革命之後才開始。我們可以說,這些思索立基於——引用著名的英國工黨黨章第一章第四項規定——「生產工具共有」的基礎上,一般認為要實現共有,必須將國內產業予以國有化。
  
耐人尋味的是,首位於一九○八年提出中央集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人並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不屬於社會主義路線的義大利經濟學家恩里科‧巴羅尼(Enrico Barone)。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開始有人把私有產業收歸國有排入實際的政治議程。社會主義者於對這個問題毫無準備,而他們也無法從過去或任何人身上得到指引。

任何一種強調由社會控制的經濟模式都隱含著「計畫」概念,但馬克思並未具體說明計畫是什麼,因此當革命後蘇聯開始嘗試計畫經濟時,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理論上來說,要進行計畫經濟必須設計一套概念(例如雷昂鐵夫[Leontief〕的投入產出分析)與提供相關的統計數據。這些想法後來被非社會主義經濟廣泛採用。在實踐上,要進行計畫經濟必須遵循同樣也是在邊做邊想中產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時經濟模式,尤其是德國模式。德國模式特別關注電力產業,而一些在政治上同情列寧的德國與美國電力公司的執行人員,向列寧提供了相關建議。戰時經濟一直是蘇聯計畫經濟的基本模式,亦即預先訂定目標——超高速的工業化,贏得戰爭,製造原子彈或把人送上月球——然後不管短期成本的多寡而將資源完全投入於實現計畫的經濟模式。這裡面完全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成分。朝著武斷擬定的目標努力,並且或多或少獲得一點進展,但蘇聯經濟基本上一直停留在這種武斷層次上。此外,蘇聯從未放棄讓市場符合官僚指令結構的做法,此舉使得蘇聯經濟陷入困境,儘管一九六○年後它開始嘗試做出一些調整。

社會民主制對馬克思主義做了一些調整,一種做法是暫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另一種比較積極的做法是創設各種形式的混合型經濟。從社會民主政黨一直執意建立純粹社會主義經濟來看,顯示人們對於這種經濟模式仍存有一些想法。其中最有趣的觀點來自於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如費邊社成員(Fabians)韋布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他們想透過一連串不可逆而累積性的改革使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而他們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形貌做了一些政治探索,但卻未能考慮到經濟運作的問題。重要的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巧妙地應付這個問題,他堅稱改革運動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物,而最終目標指的並非實際存在的現實。事實上,絕大多數社會民主政黨在一次大戰結束成為執政黨之後便與修正主義政策妥協,他們仍讓資本主義經濟繼續運轉,只是必須滿足勞動者的一些需求。這種態度的「最佳寫照」是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的《社會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他認為,一九四五年後當資本主義證明創造一個擁有大量公有企業(表現為國有化或其他的古典形式)的社會實屬多餘後,社會主義者唯一的任務就是確保國家財富均平分配。這一切與馬克思的想法相距甚遠,而且也不同於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或許是馬克思曾經參與的)傳統社會主義觀點,即本質上完全無市場的社會。
  
容我再補充一句,近來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及其批判者之間出現的針對國有與公有企業角色的辯論,從原則來看,這並不屬於馬克思主義乃至於社會主義的辯論。這場辯論源自於一九七○年代以來,人們企圖有系統地讓國家放棄對獲利企業活動的管制與操控,使自由放任原則的病態墮落成為經濟現實。這種做法將人類社會交給(據說)能自我調控並且使財富乃至於福利最大化的市場,而存在於這些市場之中的(據說)是理性追求利益的行動者,事實上,這種情況在任何已開發的經濟體(甚至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找不到任何先例。這種歸謬法足以反駁意識形態者對亞當‧斯密的曲解,與此相應的是極端的百分之百由國家計畫的蘇聯指令型經濟,而這種經濟模式則是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對馬克思的曲解。不令人意外地,這種與其說是貼近經濟現實不如說是貼近神學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中央計畫國家經濟的消失,加上士氣低落的社會民主政黨已不再尋求從根本上改變社會,這些現象使得二十世紀的辯論絕大多數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某方面來說,這些辯論早已脫離馬克思的思想脈絡,儘管如此,它們絕大部分仍受馬克思的啟迪並且仍以他的名義進行。另一方面,馬克思在三個層面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他是一名經濟思想家,也是一名歷史思想家與分析家,而一般也公認馬克思是第一位以現代角度思索社會的思想家(連同涂爾幹[Durkheim)與韋伯[Max Weber])。我沒有資格對身為哲學家的馬克思持續且嚴肅的重要性發表意見。當然,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觀點從未失去時代的關聯性,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經濟模式的一個歷史階段,而且對於資本主義不斷擴張與集中、不斷產生危機與自我轉變的運作模式做出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