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先生自民國61年接任行政院長，67年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迄77年1月13日逝世，主持國家大政近16年；其間國內外政經情勢發生重大變化，對台灣造成極大衝擊。國際方面，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正值我國方退出聯合國，組閣四個月後與日本斷交；繼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美元大幅貶值，導致國際物價暴漲；且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糧食減產造成全球糧荒，農產品價格倍增；至62年10月中東戰爭再度爆發，波灣產油國家大幅提高石油價格，十年內掀起兩次石油危機，工業國家出現「停滯膨脹」。更嚴重的是民國67年12月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共建交，與我斷絕外交關係；大陸強勢的孤立促談壓力隨之而來；凡此種種無不對台灣政經造成極大衝擊。而在國內方面，勞力密集產業發展遭到瓶頸，基本建設趕不上經濟快速的成長，民主運動聲勢高漲，以及總體經濟失衡等，在在對台灣經濟造成極不利的影響。
不過，在蔣經國沉著穩健地帶領下，以明確的有效對策及高度執行力，凝聚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且在克服各項困難過程中，為未來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開創新局。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實施穩定經濟方案後，物價相對穩定下來，此時「十項重要建設」全力推動，擴大內需迅即落實，因而能在工業國家經濟還陷於停滯膨脹困境中，台灣領先復甦，民國65年經濟成長率即恢復兩位數成長，至68年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1.4%。
於此同時，他促進了經濟結構的快速調整。在「十項重要建設」積極推動下，運輸設施脫胎換骨完成現代化（如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桃園國際機場的興建），能源多元化（核能發電），及工業自勞力密集轉向重化工業發展（如中鋼與石化工業）。
但重化工業的鋼鐵與石化工業，都是能源密集產業，在油價高漲後，不宜做為未來工業發展的主軸。因此，蔣經國於63年初指示，研究產業發展做重大突破，並在行政院設置「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作全盤的規劃研究及有效推動。其後才有全國科技會議的召開，選定電子資訊、光電、生物科技、能源、材料、生產自動化、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八大重點科技研究發展，並積極推動。
至民國76年底蔣經國主政末期，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大方向與架構大致底定，配套措施與法令規章皆已具備，支援機構如工研院增設電子所，成立新竹科學園區、資策會，及聯電和台積電等先後設立，奠定日後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礎。 綜計蔣經國主政的16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8.9%、76年出口537億美元，均居四小龍之首，出口每年增加22.6%，僅次於韓國；尤其76年高居全球第11名出口大國，被譽為開發中國家經濟開發的典範。
蔣經國主政期間，除經濟方面在逆境中開創新境界，在政治方面，樹立廉能清明的政治，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開啟民主改革的列車；在社會方面，營造祥和社會，人民安居樂業。該段時期應是台灣歷史的「黃金年代」，堪稱「經國之治」。
撫今思昔，更讓人難以忘懷蔣經國主政期間，勵精圖治，用人唯賢，展現雄才大略的治國能力。而今，國家又面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經濟大衰退，如何汲取蔣經國當時治國之道，化危機為轉機，則考驗當今國家領導人及執政團隊的智慧了。
牛轉乾坤：陶涵《蔣經國傳》
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文及事務。曾任職台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任北京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後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極豐，有《買通白宮》、《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新皇朝》等，現客居美國，主持天林媒體投資集團。
牛轉乾坤：陶涵《蔣經國傳》
牛轉乾坤：陶涵《蔣經國傳》
序：《蔣經國傳》的推手
丁大衛（美國在台協會前任理事主席）
陶涵先生的著作《蔣經國傳》，中文版權由時報出版公司取得，即將發行上市。這是西方學者針對這位重要的中國領袖，首次撰寫的一本寶貴傳記。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和我自從 1980 年代末期就多次談到，企盼有人對中國現代史加強研究工作。我試圖勸說余先生把他見證中國這段動盪歲月的一生事蹟，寫出他的回憶錄。余先生在中國大陸經歷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來台灣後創辦《中國時報》的成功事蹟，對台灣的社會正義和政治革新之正面影響，就足以寫成好幾卷皇皇紀錄。我誠心希望余先生肯口述其一生行誼，嘉惠後世。
我和余先生在交談當中，產生了給故總統蔣經國寫傳記的構想。我們兩人都認為，客觀記載蔣經國一生功業行誼，饒富歷史意義，尤其他對台灣的經濟、政治發展，貢獻特別重大。余先生非常大方、睿智、有遠見；他答應我，如果我能找到一經驗豐富、學識淵博的作者，肯投注相當時間、精力，蒐集資料，從事研究，客觀地把蔣經國的生平事蹟及對他的影響寫成專書，他樂於出資贊助這一個有意義的計劃。余先生認為，蔣經國的經驗和他在台灣的成就，對於全球華人都是一個重要典範。
陶涵先生就是我們中意的上選作者。 1970 年代初期，他和我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同事，他的知識學問、待人處事，均受人敬重。他也寫過好幾本頗獲好評的專著，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政治發展有深入的背景了解。陶涵先生親自在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訪問了一百六十多位認識蔣經國先生、在蔣先生屬下追隨任事的朋友、舊部，可謂博採周諮，完成本書。我衷心盼望，本書將是研究許多重要中國政治領導人及彼等對世界歷史影響的系列叢書的開路先鋒。我相信，東、西方的讀者都會同意，這本傳記忠實地記錄下一位改變歷史的人物之一生事蹟。
序：蔣經國傳的由來
傅建中
蔣經國的英文傳記即將問世，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分別在美國和英國發行出售，中文譯本也同時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推出，蔣氏死後不過 12 年光景，就有一本評價他一生功過的客觀傳記，而他那位曾經統治中國的父親蔣介石逝世 25 年後，在西方還沒有一本蓋棺論定的傳記，兩相比較，蔣經國的聲譽已蓋過他那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父親了。
《蔣經國傳》能夠誕生，有兩位關鍵人物，一是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另一是《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 1988 年，蔣經國去世不久，當時擔任美國駐台灣代表的丁大衛就已興起為蔣立傳的念頭，而且無時或忘，目前是蔣經國基金會顧問的丁氏，卻從一開始就抗拒由基金會出錢替蔣經國寫傳，因為那樣的一本傳記，在西方學界和媒體眼中，會被定位為官方斥資贊助的傳記，也就是所謂的「授權的」（authorized）傳記，其客觀性和可信度均將大打折扣，與其出版這樣的傳記，還不如不出為好。
丁大衛對余紀忠先生向極敬重，兩人友誼頗篤。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長與蔣經國從大陸時代即已開始的不尋常關係，故他早即屬意由余氏出面贊助英文蔣傳的寫作，但又不願唐突啟齒，因而數度向筆者表露此意，經筆者轉達後，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衛遂於 1994 年底赴台出席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議之便，親訪余董事長，口頭提出請余氏贊助蔣傳之事，蒙余氏慨允。丁氏返美後，即於 1995 年 1 月初正式馳函請余先生支持英文蔣傳計劃。初步計劃以兩年為期，聘請一位專職作家從事蔣傳的材料蒐集和撰寫。寫作期間，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訪問費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國通）鮑大可（已故）或前《華盛頓郵報》的亞洲專家卞諾執筆。但鮑因健康欠佳，卞諾正在寫書未果，最後丁氏鄭重推薦他在國務院長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承乏其事，陶氏欣然受命，並經余先生同意，整個寫作計劃於 1995 年夏天開始，同年 8 月陶涵專程去台北，持丁大衛的介紹信訪問蔣經國生前的門生故舊如李煥、王昇、蔣彥士、錢復、宋楚瑜等數十人。 8 月 19 日，余紀忠特別為陶涵來台訪問展開蔣傳寫作，在《中國時報》召開會議，俞國華、郝柏村、李煥、馬樹禮、秦孝儀、章孝嚴、宋時選、熊丸等均應邀出席了會議。余紀忠在這次會議忠，宣佈他決定支持陶涵撰寫蔣傳的計劃。
余先生在會中指出，他決心贊助美國作家陶涵寫蔣傳，目的在突破中國傳統傳記的格局，讓陶涵放手去寫，為蔣經國的生平志業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與會人士俞國華首先發言，強調余先生這樣做，真可以說給蔣先生以「公義」（justice）。郝柏村接著說，余先生完全是「道義之舉」，他也感念丁大衛以一位美國人能主持正義，主動提議為蔣經國寫傳。李煥說，余先生以新聞界備受尊敬的鉅子地位，贊助此傳，相信將來必會有一本「真實而能為人接受的蔣經國傳」。馬樹禮則在會中意味深長地說，「蔣經國的傳由外國人寫，遠比中國人寫有意義。」他舉了日本產經新聞多年前連載《蔣總統祕錄》的例子，說明他的觀點。
秦孝儀、章孝嚴、楚崧秋、宋時選、胡佛、李雲漢亦相繼發言，他們相信書成後，可傳諸後世，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紀錄，對中國政治亦將有其深遠影響。
《蔣傳》作者陶涵是前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文及事務， 1962 至 65 年曾任職台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將近兩年的華語訓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陶在北京當過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參事，又曾任職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堪稱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且著有專書數種，在學界亦有聲譽。
陶氏接受丁大衛的邀約撰寫《蔣傳》，事前提出詳細的寫作大綱與研究計劃。余紀忠先生閱後，認為頗為周詳，決定贊助此一計劃，並授權筆者代表時報出版公司於 1995 年 7 月下旬和陶涵在華府簽約，預定兩年後由作者完成《蔣傳》的初稿。陶在約中要求有「充分和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如今書成，陶涵在＜銘謝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憶，他當初做此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因為余紀忠自始至終完全讓他放手去寫，從未干預，乃至過問。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寫作。關於他的寫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話：「余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
陶涵在 1998 年殺青《蔣傳》初稿後的一座談會上回顧，他第一次（ 1995 年 8 月）和余紀忠在台北見面時，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猶豫，不知能否把飽經蘇聯訓練的特務頭子寫成一位「正面人物」（a 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勵的口氣安慰他：「你會發現蔣經國是一正面人物。」現在陶涵完全同意余的先見之明。事實上，書成後，陶在 1998 年 7 月 8 日給余先生的謝函中欣喜的說：「寫這本書是一種富於挑戰而又極有收穫的經驗，蔣經國確是 20 世紀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蔣傳》原定兩年完成，但由於有關蔣經國的資料和關係人物分散於台灣、中國大陸和俄國，查證這些檔案，訪問相關仍在世的人物耗時費錢，以致寫作和贊助期限均延長一年。全書用了 3 年時間方才竣事。余先生則始終獨力支持，至於完成。為了完成此書，陶涵訪問了和蔣經國有直接關係的人士超過 160 人，專程來台灣 3 次，大陸兩次，到過台北、北京、南京、寧波、溪口、奉化、南昌、贛州等地，尋訪蔣經國當年的遺跡和軼事，也到了莫斯科，憑弔昔日蔣留學的中山大學遺址。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透過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未公開的資料，發掘了不少以前不為人知的有關蔣經國的祕密。如蔣 16 歲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時，即已娶馮玉祥之女馮弗能為妻，學生名冊還把他們名正言順的登記為夫妻，這是從未見過的新材料，為蔣經國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絢爛的一頁。蔣於 1945 年 7 月隨宋子文訪俄密會史達林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分析蔣為人和意識形態的備忘錄，也是不曾見過的最新文獻。此外，陶涵還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國務院等單位提供涉及蔣經國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蔣傳》引用資料之多、之廣、之新，幾可說是空前的，英文本的《蔣傳》，單單註解和索引即多達 90 頁。
本書英文初稿八百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超出一般傳記的篇幅，陶涵分別請了兩位專業編輯濃縮刪減成現在的 435 頁，以符合哈佛的要求，但有些寶貴內容不得不因此割愛，至為可惜。哈佛大學同意出版《蔣經國傳》之前，極其慎重的委託哈佛的史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從學術觀點評鑑此書是否值得出版，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託審查本書，他們給哈佛出版社的報告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蔣傳》都是極其精闢之作，建議出版。尤其柯偉林， 1998 年 10 月在華府威爾遜中心所舉辦的蔣傳討論會上，更是對《蔣傳》的讚揚溢於言表。他說這本書對 20 世紀的中國政治，「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雖然專治中國歷史，讀了陶涵所寫的《蔣傳》書稿後，都覺得「獲益匪淺」。
柯偉林指出，在西方關於中國近代人物的傳記，多以思想和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主，如胡適、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傳記是，但寫政治人物的傳，迄今連像樣的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傳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蔣經國傳》可以說是開山之作。柯偉林認為《蔣傳》的取材立論和文學的筆觸都是可圈可點的。他說，蔣經國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不易像鴿子籠式的（pigeonhole）加以歸類，陶涵能根據訪談，使用檔案資料，寫出一本「獨一無二」（unique）的《蔣傳》，極為難得。
參加討論《蔣傳》的民進黨籍立委張旭成表示，儘管外間都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卻不認為蔣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邊工作或被他諮詢過的受美國教育的學者們，對蔣的民主素養與認識，也不曾發生作用。張旭成認為反倒是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對蔣經國的影響很大。他相信蔣經國最終決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紀忠居功甚偉。張旭成形容余是美國的保守派，但有濃厚的自由色彩，這在威權時代的台灣，已是難能可貴的報人了。
《蔣經國傳》的部份內容，對台灣的讀者而言，可能已經耳熟能詳，但書中大量引用了珍貴的解密資料，對讀者來說，仍很新鮮，乃至聞所未聞。誠如丁大衛所言：「《蔣經國傳》對美國更了解中華民國的政經發展及其未來的遠景，確有必要。《蔣經國傳》可以達到許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將是正面的，有利於中華民國。」
中文讀者看這本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蔣傳》，真正的意義在於認識一位英語世界的美國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評價「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與他在中國及台灣的革命」，（英文版書名，最初書名是《蔣經國：改變了中國的人》）。陶涵在書成後寫給余紀忠的信說：「蔣經國所處的時代是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日薄西山，民主與繁榮新天所帶來的希望交會的時候，我相信，蔣經國在中國和台灣實現這樣的希望，所做的貢獻是深遠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們覺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處的時代的重大意義。」
儘管陶涵為寫《蔣傳》，大量閱讀中外已有的文獻，做了極為細緻的訪問和研究，但終究是外國人，犯了一些中國人不會犯的錯誤，像把林彪說成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應是四期）、孫立人案的要角郭廷亮少校的官銜誤為上校，所幸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話，那就是蔣經國生命中的兩位極其重要的人拒絕接受訪問，提供他們所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一是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蔣刻意栽培提攜始有今日的李登輝前總統。
牛轉乾坤：父親庭訓
蔣經國在回憶他的成長時，談到不少蔣介石如何教導他讀書學習修養的情況。雖然在蔣經國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父子二人經常不在一起，但蔣介石對兒子的讀書學習始終關心，堅持寫信對蔣經國進行指導教育。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更指導他系統讀書，著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習。直到晚年，蔣介石仍不忘對其子學習修養的指導。
認字解詞，讀《說文》《爾雅》 蔣經國6歲時(1916年)入奉化溪口武嶺學校，從業師周東(星垣)學習。1917年12月，蔣介石托請顧清廉(葆慎)對其教授。10歲時，蔣介石為讓他系統掌握漢字，寄給他一冊清代著名學者段玉裁注解的《說文解字》，並寫信給蔣經國說：“此書每日識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關於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不可讀過就算。”是年，蔣介石還延請王歐聲為蔣經國在家講解。
1921年，蔣經國進奉化龍津學校讀書，課余仍由王歐聲為他講解經學，蔣介石親自為其確定課程。5月23日，蔣介石寫信，教他讀《爾雅》。信中說：“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目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爾雅》讀完時，小學書，可認許氏《說文》，或後讀《爾雅》亦可。隨爾先生定奪，余不遙制也。”
《爾雅》、《說文解字》，是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專著，兼有詞典字典的功能，歷來為幼童系統讀書入門的教材。讀這些書，不僅能識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讀音、字的結構和字詞涵義，可為學習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學問打下基礎。
臨譚字和蘇、趙帖。 1922年，蔣經國轉入上海萬竹小學，插班四年級，至1924年畢業。 蔣經國從小就給他父親寫信，但字跡有時潦草，蔣介石對他練習寫字屢屢提出要求。1922年8月4日，他寫信：“來信已經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10月13日，蔣介石又在信中囑咐：“你在上海，須要勤奮讀書。你的字還沒有什麼進步。每日早起，須要練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 1923年5月13日，蔣介石又在信中說：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但寫錯了字，不要亂抹。寫字落筆後，如發現寫錯，要將字寫完後再抹去。意在啟示蔣經國做事要有始有終，不要半途隨意變更。
1924年5月1日，已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仍抽暇寫信，教其子練習寫字的方法：“寫字筆劃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得一樣大，不可太小。”26日，蔣介石又寫信訓示：“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摹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鉤、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就寫字而言，直到蔣經國長大，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仍很關心。不過，此時蔣介石指導他寫字已進了一步，是教他學習書法了。 1937年4月27日，蔣介石寫信：“初學字體，應學習譚字為宜。最好學帖，蘇字或趙字均可，以其易學也。”“譚”指譚延闓，他的書法，以顏體為基礎，其楷體端莊雄健，行體則頗得米芾和蘇軾之神韻，剛健瀟灑。“蘇”為蘇軾。蘇氏長行書楷書，書法崇尚寫意自然，筆力遒勁，妙在藏鋒。“趙”則指趙孟頫。趙氏書法精正，其楷體行體圓轉遒麗，史稱“趙體”。
可能是因為長期在蘇聯不寫漢字的緣故，蔣經國此時寫漢字生疏而隨便。雖然蔣經國早已長大成人，但蔣介石仍指示他寫字要認真，要精神貫注，有始有終。1938年5月15日信中訓示：“十二日來稟，反不如八日之稟為佳也。無論寫字、作文與做事，皆要有始有終，不可先勤後怠，亦不可先正後草。爾所來各稟，皆前正後草，即是有始無終之象。以後更要當心。精神始終貫注，不分先後，寫字尤要平勻。凡同行與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左右歪斜，此乃學字初步之基本也。”1941年8月24日的信中又說：“兒文句用字頗有進步。惟字體仍須抽暇熟習，最好習寫行書為宜。”
書法往往能反映一個人為人處事的態度和作風。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蔣介石何以對蔣經國的寫字書法如此始終關注，並反覆進行指導。
讀好“四書”，熟讀《孟子》。 蔣介石對蔣經國讀書的內容和方法最為關切，特別重視國學教育。蔣介石指導蔣經國要讀好“四書”，尤其要讀好《孟子》、《曾文正公家書》、王陽明全集等。 1922年10月13日，蔣介石寫信對蔣經國說：“聞你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了。為什麼這樣不當心呢？《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歐聲)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傳)孟(子)莊(子)騷(楚辭)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不久，蔣介石又寫信說：“《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他提示，熟讀《孟子》，不但要學會他的筆調，能做好文章，而且要注重其中一些重要內容，諸如使人民免于飢寒而致于安樂的“王政”思想，立身修行必以禮義仁義的思想等等。 當然，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教育，並不限于傳統文化，有時也吸取外來文化的營養。蔣介石曾教蔣經國讀伊索寓言，還講其中一些有趣亦富有意義的故事。如講“龜兔賽跑”，教育經國做事要有恆心；講“銜肉的狗”的故事，寓意做人不要貪得無厭。
蔣經國返國後，蔣介石仍堅持教蔣經國多讀國學古籍。1937年5月22日，蔣介石寫信對他說：“近閱你的文字甚生硬，應速練習行書與楷字。大凡中國之經、史、子、集各種書籍，武嶺學校圖書館皆備有也。”6月6日，蔣介石又訓示：“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讀古文，並須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讀者全部理習一遍，如尚生疏，則再誦讀，須再能背誦，毫無阻格，然後方休。如此，則三個月之後，約可有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則文筆必暢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于胸中，則能成文豪矣。習字尤為要緊！” 蔣介石重視教育其子學習國學典籍，既為讓他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營養，亦為培養他增強思維能力和鍛煉文筆打下基礎。
中文、英文、算學，最為重要 。除語文外，蔣介石特別重視英文、算學。 蔣介石在1922年8月4日的信中說：“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他還教蔣經國：“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1922年10月13日，蔣介石訓示：“須知，目今的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為最要。你只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易漸漸長進了。”“算學亦要留心，切不可厭倦懶學。遇有疑難問題，務求徹底了解。”
對於中文學習，特別是如何作文，蔣介石也給蔣經國作指導：“要文章做得好，總須名詞記得多，尤其雙個字(雙音節詞)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著，做文章的時候就可以隨筆寫出來。無論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時名詞記得不多，臨時作起文來，就覺得無從下筆。這是讀書、為文最要緊的秘訣。你試學之，自有領悟。”
蔣介石還指點蔣經國學習英文的方法，要重視口語的練習。1923年11月17日，蔣介石在信中指示蔣經國：“你英文不知有進步否？英文不但是講究文法，而且要多說話。譬如同學會面的時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說英國語，你就常常同其說說英國話，那就容易長進了。”“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才可應付[用]。學英文能常講話，那就是熟練，後來就可對人家對談，那就是應用了。”
蔣介石曾想讓經國進外國人辦的教會學校。1924年5月1日，蔣介石寫信指示說：“你今年功課須注意英語。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聖約翰學校二年級，否則亦要考入一年級也。”不過後來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要求每周寫一封信 。蔣介石時時關心蔣經國在學校中學習的情況。1923年5月1日，蔣氏寫信要求經國：“你每星期日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了出來告訴我，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在是很有益處，切記切記！我寫把(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存儲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挪(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的。”
1923年8月7日，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我此次校中功課的成績比去年不好，但並不是退步。因我是插班上去的，當中少了半年，所以與他們原來的(同學)差了許多。”其實，蔣經國學習還是很用心、很努力的。他在信中還提到，他做了一篇作文，題目是“說我自己讀書的志願”。他自己很滿意，他將這篇作文附在信中請他父親看，想聽取其父的意見。
1923年，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還關心兒子的學習讀書情況。9月4日，他在信中說：“你近來讀書自己覺得有無進步，須常常稟我知道。”14日，他又寫一信說：“你現在的學業，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麼進步。 ”
1924年暑假時，與蔣經國在一起讀書的陳果夫寫信告訴蔣介石，說蔣經國英文和習字兩門不及格。大概蔣介石寫信向他詢問，蔣經國于7月間寫信說明情況：“果夫兄說我英文及習字二課均不及格。但我(英文)並沒有不及格，不過英文的習字不及格罷了。我的英文分數平均共有七十七八分，幾及甲等，並沒有不及格。至於習字，雖無甲乙等，但也不至於不及格。”“我的暑假成績報告單，甘銑夫二弟、果夫兄及幾位先生都看過的。當中，除英文習字不及格外，其余都及格的。”為了說明英文一課並未不及格，蔣經國還寫道：“英文是學校中的主要科目，假使主要科目不及格，還會有升班嗎？我下學期是升班的。所以，我的英文與(中文)習字兩課均及格的。一定是果夫兄寫錯，或是大人看錯的。”
因為插班，過去未學過英文，所以蔣經國英文習字開頭比同班同學差一些。但總體成績並不壞。1924年暑假前一學期的學業總評中，他的操行是甲等，體格是甲等，學科是乙等。作文居全年級之冠，得到老師的稱讚。 蔣介石對其子的身體健康和體育鍛煉也很重視。1923年春天，蔣經國參加學校的運動會，得了名次，蔣介石5月13日寫信對他勉勵：“此次運動會，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歡。體育是最要緊的，以後還要常常練習才好。
成年學習，重在領悟應用
牛轉乾坤：經國一生
蔣經國，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字建豐，浙江奉化人。蔣介石的長子，曾任中華民國第六、第七任總統（1978年—1988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國防部長、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