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一)　黨史的特徵－永恆的恐懼感

永恆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徵，生存恐懼成為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最高利益。這種延續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強力支撐著那變換無窮的皮中之恐懼本質。它象原生癌細胞一樣擴散、滲透了肌體的每一個部位，把其他正常細胞吞噬、癌化掉。在歷史循環中社會解決不了共產黨這個變異的物質，任其擴散，每一層次和範圍都無法消化這種強力的變異因素，眾多社會被污染，更大面積的泛濫著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素。這些東西又不斷的被共產黨加強和利用，從根本上變異了人的道德和社會。

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從它的自我原則為根本，它需要不斷披上不同的外皮。在這個持續危機鎖鏈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蘇共上，附著在國民黨上，附著在國民政府實體上，附著在國民革命上；在它奪取政權以後，中共附著在各種機會主義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會機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機，都作為黨發家的機會，加強其強制手段。

(二)　以一貫之的邪惡是起家的“法寶”

共產黨稱革命勝利靠的是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教訓，給共產黨加了兩條：宣傳和使用募。黨的各大“法寶”都貫穿著共產黨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

馬列從本質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黨人都不懂馬列。林彪曾說沒有幾個中共黨員真正讀過馬列。瞿秋白被公認為思想家，承認僅僅看過一些馬列皮毛。毛澤東思想是農民造反的山溝馬列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姓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是什麼也不是的拼湊了。中共不懂馬列，只是從馬列中繼承了邪，又在其邪惡基礎上塞進了他們更邪惡的私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統戰工作，是騙和短期收買的並用。統是為了戰，使共產黨從孤家寡人變成人多勢眾，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有統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敵、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該拉，哪些該打，什麼時候去拉，什麼時候去打。上一階段可以化敵為友，下一階段可以化友為敵。比如民主革命時期團結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消滅資產階級。又比如民主黨派領導人章伯鈞，羅隆基等在奪取政權時期中共需要他們幫腔，取得政權後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象，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松時緊，外松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分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鬥，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當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時，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知道你達到極限了，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裡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於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 這種心理學現象，事實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於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黨是最邪惡的

黨的前十任總書記無一例外的成為反黨分子。顯然，這個黨有自己的生命，是一個活的獨立的肌體。不一定是黨的領導人決定黨的方向命運，而是黨決定其領導人的命運。江西蘇區面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連生存都成問題，卻一點不妨礙黨以打AB團的名義的把自己人夜里拉出去槍斃，或者用亂石砸死，要節省子彈。在陝北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夾縫裡生存，卻進行了以延安整風為名的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反覆大屠殺，卻不影響其擴大勢力最終統治中國大陸，把這種自相殘殺模式從當年的小小蘇維埃擴展到全國。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瘋長的過程中，核心壞死了，外圍還在不斷吞噬原生的肌體擴展自己。原來的肌體部分被吞食後，成為了腫瘤的成分。不管一個人好壞，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壞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認真，破壞性越大。毫無疑問，當這個肌體被徹底毀壞時也就是這個腫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腫瘤卻是一定要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文化人，不喜歡暴力，告誡共產黨人，如果強化國民黨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對領導權有濃厚的興趣，必然會導致革命內部的緊張。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寬容之道。他是第一個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

另一位領導人瞿秋白認為共產黨應該親自去戰鬥，去撕殺，去組織暴動，去摧毀任何一級可能摧毀的政權，用極度無序的辦法使中國社會恢復秩序。不想，瞿秋白臨死前坦承，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黨的領導人王明奉命於共產國際，主張聯合抗日，而不是擴大共產黨根據地。在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不能說服他們的同志，他們苦惱無法將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憑一時的衝動把隊伍拉出去拼，中國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在“捨身取義”的傳統文化主導的人文場中，毛澤東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後來被定為先左傾後右傾的機會主義。

胡耀邦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共產黨賺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趙紫陽為挽救共產黨搞改革，最後也沒有好下場。共產黨的各屆新政又能做什麼呢？真正要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馬上喪失合法性。靠一個機器自己生產出來的力改變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產黨的改革是無可能成功的。

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革命怎麼還能進行並且擴大？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難怪共產黨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就是不能與黨鬥，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黨的一大奇觀。黨的這個錯誤是張國燾的，那個錯誤是四人幫的。毛澤東的三七開，鄧小平的四六開。黨卻從來沒有錯，黨錯了是黨自己糾正的，“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帳”。連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都墮變成社會主義溫飽，連馬列主義都被“三個代表”取締，連自己都可以罵。為了維護其統治，如果人們見到共產黨搞民主，開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間拋棄江澤民，平反法輪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個東西不會改變－那就是黨的集團目標、集團生存、集團權力的宗旨不變，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不變。

共產黨把暴力恐懼和高壓灌注成黨的理論綱領，化成黨性，黨的最高原則，化成領導人的靈魂，化成整個黨的運作機制和所有黨員的行動準則。黨是鋼性的黨，有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全黨黨員的行動必須一致。

結語

是歷史的什麼力量選擇了共產黨？為什麼不選擇別的要選擇中共？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兩種勢力，兩種選擇。一種是舊的、邪的勢力，它要進行惡的、負面的選擇。另一種是正的，好的勢力，要進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選擇。共產黨是舊勢力的選擇。之所以選擇共產黨，就是因為它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是邪惡的集中代表。在當時，它利用並欺負人們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氣候。

共產黨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意味著什麼？1921年中共建黨到 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都證明沒有共產黨的血腥和狡詐，就沒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團體，因為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編造的理論，根據中共的隨心所欲，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於冠冕堂皇之中，與某些部份的群眾巧妙的連在一起，做出強力的解釋，通過每日每時的各種宣傳，將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論的外衣加以實施，以證明其永遠正確。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個集邪惡之大全的過程，毫無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說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強售其奸，靠了其無比邪惡的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把一個外來邪靈強加給了中國人民。 (Feb 1 2005 4:02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