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06 17:48:28MIKE新闻工作室
谁让“昂贵政府”办了“廉价教育”？
谁让“昂贵政府”办了“廉价教育”？
日前，媒体连续披露的两组数字。
一组是：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教育投入却连年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的比例是2.16%。这个数据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从2002年至今，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国务院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承诺到２０世纪末达到４％的教育投入目标至今都没有达到（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
另一组是：在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在直线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而且还在大幅度上升。仅２００５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相当于全民教育投入的５倍。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一方面教育投入的逐年下降，一方面行政成本却连年飙升。在这一低一高的尴尬事实目前，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是谁让“昂贵政府”办了“廉价教育”？
首先是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念。多年来，我们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我们用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来发展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我们习惯了以GDP数字的变化为核心衡量政绩，造成了对GDP数字的盲目追求。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教育当作产业来经营，不仅舍不得财政投入，甚至还想着从中谋利，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形成了政府职能的缺位。教育是长线工程，见效慢且不易评估，政府如果将相应的资金投到短线工程上，更容易出政绩。加之在“政府主导”的机构模式下，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必然造成以政府利益为中心——政府运行成本的飙升与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投入的下降，便如同一对双胞胎，同时降生了。
其次是各级人大监督乏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在政府不能充分履行职责时，应当及时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管职能，制止和纠正政府的施政偏差。由于目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乏力，使得教育投入即使达不到要求，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多少不利后果；同样，由政府自己主导自己，自己决定钱怎么花、花多少，行政运行成本连年飙升就势在必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曾经指出：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隐含着巨大隐患。现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3.7%和30%。这样的现状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教育投入较低的国家之一，而同时又是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何让“昂贵政府” 廉价，让“廉价教育”昂贵，考验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日前，媒体连续披露的两组数字。
一组是：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教育投入却连年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的比例是2.16%。这个数据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从2002年至今，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国务院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承诺到２０世纪末达到４％的教育投入目标至今都没有达到（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
另一组是：在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在直线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而且还在大幅度上升。仅２００５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就相当于全民教育投入的５倍。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一方面教育投入的逐年下降，一方面行政成本却连年飙升。在这一低一高的尴尬事实目前，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是谁让“昂贵政府”办了“廉价教育”？
首先是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念。多年来，我们总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我们用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来发展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我们习惯了以GDP数字的变化为核心衡量政绩，造成了对GDP数字的盲目追求。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教育当作产业来经营，不仅舍不得财政投入，甚至还想着从中谋利，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形成了政府职能的缺位。教育是长线工程，见效慢且不易评估，政府如果将相应的资金投到短线工程上，更容易出政绩。加之在“政府主导”的机构模式下，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必然造成以政府利益为中心——政府运行成本的飙升与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投入的下降，便如同一对双胞胎，同时降生了。
其次是各级人大监督乏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在政府不能充分履行职责时，应当及时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管职能，制止和纠正政府的施政偏差。由于目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乏力，使得教育投入即使达不到要求，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多少不利后果；同样，由政府自己主导自己，自己决定钱怎么花、花多少，行政运行成本连年飙升就势在必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曾经指出：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隐含着巨大隐患。现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3.7%和30%。这样的现状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教育投入较低的国家之一，而同时又是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何让“昂贵政府” 廉价，让“廉价教育”昂贵，考验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