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文章】王美琇﹕究竟，我活在哪個年代？

原載台灣《自立晚報》副刊，作者為台灣北社副秘書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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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圓的晚上。

我在陽台憑欄發呆，臉頰清楚地意識到皎潔月光的映照。兩位歐巴桑坐在公園的廟前聊天。雖然隔得很遠，但是，夜很安靜，所以隱約可以聽得見他們的笑聲和談話聲。大概在談屬於他們五O或六O年代的戀愛故事吧？

五O、六O年代－－

這個字眼，像是一種很深很深的思念，緊緊地繫在胸口，偶而扯動，總會隱隱作痛起來；尤其，當我站在九O年代的十字路口。

法國電影導演楚浮說：「我從來不是現代的，我總是朝著過去回望。」我想，我也沒能倖免。感情上如此，政治信念上也是如此。


1.
三個多月前，為了替報社寫張燦鍙的故事，我開始閱讀起海內外台獨運動的歷史。有些資料重讀，有些則是初初觸碰。在歷史的迴廊中穿梭往返，捧讀著許多活生生血淋淋的故事，幾天之間，心情一直起伏不定，時而激越、時而低落。

西方有位歷史學家曾說：「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出生以前的事，那麼，他將永遠是個小孩子。」

二十六歲那年，我開始接觸反對運動與台灣歷史，算來，現在我仍然是個稚齡的小學生。然而，在台灣，有多少人一輩子從來沒有接觸過，完全不同於學校所灌輸的知識？有多少人，從來不知道自己出生以前的事？又有多少人，從來「未曾誕生」呢？

有一晚，在閱讀台獨運動史料時，恰逢電視播放晚間新聞，我便一邊看電視，一邊讀資料。電視新聞播報著：「郝院長下鄉巡視，受到當地民眾熱烈歡迎……」「李總統今天到OOO演講，博得滿場熱列的掌聲….」低頭看書時，書上正寫著：「1966年十一月，年輕的台獨盟員張燦鍙、陳榮成等人，雄心萬丈想橫掃全美住有台灣人的城市與校區，就這樣一路展開六千英哩的征途。為了只是：鼓吹台灣意識、傳播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在抬眼與低頭之間，我突然感到萬分錯愕。「恍如隔世」四個字，鮮明地浮現腦海。頓時，時光錯亂的感覺，像一個巨大的海浪，向我狂奔撲襲而來……

五O、六O年代、乃至七O年代，是海內外反對運動最艱苦的歲月。難以計數的人拋出了青春與生命，為的只是追求台灣真正的民主化和擁有獨立國格。這條以鮮血舖設而成的道路，如今，已經使很多人可以自由自在的上路了－－無論是在路上高唱自己的政治理念，或者，爭取沉睡多年的權利。到了九O年代，國民黨甚至已經開始收割起三、四十年來反對運動者搏命撒種的「民主果實」了。

有人說：「九O年代是國民黨的豐收年代。」然而，踐踏著前輩鮮血舖成的道路一路走來，收割豐碩的民主果實，卻永遠不必對過去所犯下的錯誤說聲「抱歉」，他們的心理不曾覺得不安嗎？為什麼，到了大鳴大放的九O年代，國民黨可以佯裝一切從未發生，兩手拍拍依舊乾乾淨淨？


2.
1960年代，日本國際機場。

幾位留日的台灣留學生，穿梭於候機室散發著傳單和台獨刊物「台灣青年」。從台灣出發到日本，或者過境日本準備前往美國留學的青年，向堆滿笑容發傳單的人員手上，接過了傳單與刊物，與所謂的「台獨」發生了第一類的接觸。

然後，在候機室、在飛機上、在海外大學校園裡，台獨刊物內的鉛字，一個字一個字開始撞擊這些從未接觸過「不同資訊」的靈魂和心靈，從此埋下了走向台獨不歸路的因子。六O年代，在日本、在美國，也因此譜出了許多感人的生命詩篇………

1968年三月下旬，雪白的櫻花悄悄綻放，為東京捎來早春的氣息。這一天，台灣留學生柳文卿，到日本入境管理局申請延長簽證。

柳文卿因為參與海外台獨運動，被台灣國民黨當局視為眼中釘。申請延長簽證這天，柳文卿並不知道台灣當局已經和日方取得默契，所以，當他步入簽證室時即被日本當局當場扣押，準備隔日將他強制遣送回台。

日本方面台獨同志得知他被扣押後，立即透過各種管道展開營救；甚至在飛機起飛前一刻，一夥人趕到機場，都無法將柳文卿從日本警方手中搶救回來。在被送上飛機的前一刻，柳文卿企圖咬舌自盡，結果舌頭沒咬斷，卻流了滿嘴的鮮血。柳文卿張開血盆大口大聲吼道：「台灣獨立萬歲！」旋即被押進機艙。

另一位日本台獨聯盟組織部部長侯榮邦，也被列為「看管名單」，每個月必須走一趟日本入境局報到。侯榮邦因為身為組織部部長，握有盟員名單。為了不讓柳文卿事件重演，也為了盟員名單不能外洩，每個月一次到入境局報到時，他隨身一定攜帶兩種東西：水果刀和氫酸鈣（劇毒），隨時準備自殺。

尼采說：「個性決定命運。」

這些步步走向台獨不歸路的人，其實，只是因為知道歷史真相，無法保持沉默；只是因為，無法對真理和鄉土棄之不顧，從此選擇在鋼索上行走，把生命放在刀鋒邊緣，每個日子，加速燃燒著青春年華，以及渺不可知的未來。


3.
好友謝三泰這兩年來一直在做台獨政治犯的影像紀錄。我問他：「坐牢超過十年以上的政治犯有多少人？」三泰說：「確實數目不知道。我已經做了五、六十人，他們的刑期加起來，已經快一千年了。」一千年？一千年！這真是人類文明史和台灣歷史上一個永難撫平的創傷。

傷口，不經意觸碰到，鮮紅的血會慢慢地滲湧出來……..

1962年底，台灣民主獨立黨（廖文毅任主席）成員之一陳智雄，由宜蘭寫信給屏東友人，信上他寫著：「美國將撤換駐華大使OOO，台獨有望，不久即可將腐敗的國民黨趕下臺…..」沒想到信一寄出即被調查局中途攔截，後來陳智雄和朋友皆被逮捕下獄。

陳智雄案開調查庭時，法官以北京話問口供，陳智雄以台語回答。法官問：「你為什麼不說國語？」他仍以台語回答：「我現在所說的每句話都是國語。」

陳智雄強悍不妥協的態度，使問案法官難以下台，結果，他被判處死刑。當他被押解執行槍決前一刻，口中高呼：「台灣獨立萬歲！」死時，年僅三十七歲。（註一）

1965年2月13日，籍貫山東萊陽的邱宏臣被數位情治人員從家裡「請」到市警局一談，由於情治人員都是山東同鄉，邱宏臣心無芥蒂就和他們到警局。話家常之後，情治人員突然語氣一變，對邱宏臣說：「有人檢舉你民國三十二年曾在山東參加共產黨。」邱當場愣住，他努力辯解：「三十二年我還跟共產黨打過仗，怎麼可能參加共產黨？」

由於邱宏臣死不承認曾加入共產黨，情治人員開始酷刑逼供。他們把邱的雙手反銬在鐵柱上，脫掉他的褲子，用牙刷刷他的生殖器，刷破皮流血後，又用鹽巴灑在傷口上…….。後來，邱宏臣坐了十二年的黑牢。（註一）

早年的重刑政治犯，幾乎全部都經歷過「酷刑全餐」的伺候，包括：灌辣椒水、手指絞刑、電擊、針刺指尖、拔指甲…..等等，「生不如死」可說是當年政治犯最痛徹肺腑的感受。如今，這些人有的已經死在獄中或出獄過世了，還健在的人，坐了十多年冤獄後，有人已經噤若寒蟬，有的人卻依然默默捐錢出力關心反對運動，依然在社會某個角落，伺機發出最深沉的生命怒吼。

月光，映照著人類的幸福，也承載著人類的苦難。

我不曉得，現在究竟有多少政治受難者，會在睡夢中因夢見當年獄中的酷刑驚醒過來，四處張望到底自己是在家中還是牢裡，然後，在黑暗中擦拭著驚嚇過度而冒湧全身的冷汗，很久很久，才慢慢找回一顆平靜的心……。

時間，不能讓人減輕傷痛，可是，會使人寬容。

二二八受難家屬的第一代、第二代，已經開始接受政府的撫恤和不盡完善的歉意與誠意了。然而，這些傷疤尚未完全癒合的政治受難者，卻在政府的漠視與沉默中，繼續暗自療傷。

政府改朝換代，當年捕獵行動的主謀者已經或死或失勢。至今，似乎沒有人在追問：現在的這個政府，是不是應該讓曾經錯判的冤獄平反？是不是應該向那些只是爭取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政治犯說聲抱歉？是不是應該對他們所坐的十多年冤獄給予國家賠償？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不是應該勇敢地面對歷史的錯誤？還是兩手拍拍依然乾乾淨淨，彷彿一切從未發生？

沒有誠懇、虛心的了解和歉意，寬容的心，恐怕很難在時間中慢慢孕育浮現。因為－－仇恨可以原諒，歷史不能遺忘。


4.
二次大戰，德國納粹殘殺了無數猶太人。四十年後，這筆血債，由以色列展開天涯海角的追討行動。

以色列政府成立了追獵納粹的專屬部門，從納粹軍官到當年執行開煤氣毒死猶太人的煤氣工人，他們一個都不放過。這些當年執行歷史罪行的螺絲釘，從世界各國被一一引渡到以色列當作戰犯審判。

德國政府對於前朝統治者犯下的罪行，又有何反應呢？
納粹的罪行，長久以來一直被勇於內省的德國人視為羞恥和罪惡，（甚至至今，仍有不少德國人對猶太人抱有強烈的原罪感。）為了彌補這道歷史的傷痕，德國政府把二次大戰的罪惡痕跡以博物館一一紀錄和陳列起來。「有名的達豪博物館裡，鐵絲網、煤氣房、監牢猙獰的立著，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國人希望不要忘記自己的醜陋而重蹈覆轍。」（註二）

兩德統一後，前東德總書記何內克，即將面臨德國法庭的起訴，他的罪名包括四十九項殺人罪、二十五項殺人未遂罪以及其他侵害國家財產罪。何內克是建造柏林圍牆的元兇，這道牆，使得無數愛好自由民主的東德人鋃鐺下獄；這筆舊帳，現在正由統一後的德國法庭，為曾經失去自由與人權的政治犯追討，何內克終將難逃嚴厲的審判。

德國人的想法是：仇恨可以原諒，歷史不能遺忘，正義更必須被平反。相對於德國政府，相對於以色列政府，我們的政府做了些什麼？我們又做了什麼？


5.
皎潔的月光，羅織成一條銀色的絲帶，輕輕地箝住我的身心，引領我不由自主地走回時光隧道。

當我仍然深陷在回顧台獨運動歷史和追討歷史血債的思考時，突然一串急促的門鈴聲，把我驚魂未定地拉回九O年代。兩位年輕朋友來訪。一位甫自日本回來，另一位是國會助理。我們聊起政治運動與黑名單。

國會助理說：「黑名單其實也只是普通人，最近媒體太過捧他們了，好像不太好。」另一位朋友則接口說：「海外那些老台獨人，似乎仍活在舊夢裡，總是不斷重提當年勇。」我點點頭，又搖搖頭。對他們的話似乎同意，又感覺哪裡不對勁。然後，我沉默不語，心頭百般滋味。在是與非之間，我努力找尋更深層的意涵。

沉默片刻後，我問年輕朋友：「那些老台獨人，曾經在最艱苦最危險的時代裡，生命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現在，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一切漫無禁忌，可是，你覺得我們所做的一切，有超越他們嗎？」我內心的急切，顯然溢於言表：「在批判他們之外，我其實更渴望知道的是，我們是否已經將前輩們這些寶貴的精神文明與人格特質承繼下來了？我們有傳承了什麼嗎？我們有比他們更進步嗎？」

朋友對我的激切反應有些錯愕，我也對自己的態度覺得錯愕。好像尚未從月光的沉思中回到現實。送走年輕朋友後，我又回到陽台，望著月亮喃喃自語：「從日據時代、五O、六O乃至七O年代的抗爭精神傳統，到了九O年代，有傳承下來了嗎？我們有超越什麼了嗎？」

五O、六O年代那些為台灣付出青春與生命的人，現在仍活在舊夢裡嗎？九O年代的我們，又在編織什麼樣的新夢？舊夢與新夢之間，我們到底銜接了什麼？恍惚之間，一個強烈的念頭閃進腦海－－究竟，我活在哪個年代？


6.
站在九O年代的十字路口，我朝著漸行漸遠的五O、六O年代頻頻回望。覺得自己好像丟掉了什麼，又好像找回了什麼。

皎潔的月光，映照著人類的幸福，也承載著人類的苦難；當然，也透視了我的困境。楚浮說：「我從來不是現代的，我總是朝著過去回望。」

是的。我想念那個年代，我想念一個人。那種想念，緊緊繫在胸口，偶而扯動，總會隱隱作痛起來……

註一：節錄自「出土政治冤案」一書。
註二：節錄自「人在歐洲」一書。


（原載台灣《自立晚報》副刊，作者為台灣北社副秘書長，作家）

2004-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