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30 00:41:46老伙仔
3-12 社會結構與人民的慘況（二）（5）
3-12 社會結構與人民的慘況（二）（5）
這種有我無人的價值觀，從秦漢之初到南北朝時期，花上了七八百年時間，焚坑、獨尊、圖讖、石渠議奏、白虎議奏、黨錮反覆摧殘，再經曹魏篡漢、司馬家清算政敵、篡位、八王之亂˙˙˙；所有這一切都是要納天下於私囊，經長期積澱，終於鍛鍊出它的極端形式。
天下竟然不再為帝王所有，而為權臣所有，於是篡弒成為常態現象。連砍帝王之頭都宛如切瓜那樣尋常時，政局蕩然、社會秩序蕩然、價值觀蕩然、文化蕩然的地步那就自然出現。至此，小民的生命當然比螻蟻高出不了多少；於是，人口的大殞滅也就不足為奇。至於蔭佔二千戶、偷米一百萬斛，態度驕傲、粗暴等等的，這些哪裡算得上一回事？
為什麼大一統之下的中國，領土那麼大、人口那麼多、經濟那麼強、文化那麼發達，卻不得不淪於弱小異族統治？甚至佛教之輸入中國，連傳承數千年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都抵擋不住？可以說，到這時，歷史中國無論在時間上、空間上，以及意識型態上都完全淪陷於弱小異族與外來思想。
到這時，我們應該可以說中國幾乎完全滅亡了；除了南朝還保有那一小塊混亂到極點、悲慘到極點的江南局面之外。歷史要從這樣的角度來解讀，才算真正看清了中國歷史的演化！也才能解釋所有以往不能解、無法解的歷史迷團！但在我們這樣的歷史觀之下，卻脈絡分明、清晰，無所逃遁、亦無所遺漏。
當以下弒上都不再值得訝異時，以官殺官，以官殺民，自然更不在話下。
《隋書˙志第二十刑法》載：梁武帝對自己的親族非常照顧，對朝廷命官也很優待；若有親族、命官犯罪，他 都設法暗示審判官員屈法放人。但，如果是百姓犯罪，那就按照法律審理。因為一人犯罪而連坐，雖是老人、小孩也不能免；罪犯逃亡，則逮捕全家人作為人質（註五）。但社會景況已壞到極點，犯罪事件自然日增。
後來有一天，梁武帝親自到南郊祭拜，秣陵地方有個老人攔住梁武帝的乘輿說：皇帝你在執法上，對於小民窮追猛打，但對於權貴家庭則往往視而不見，這絕不是國家長久之計。如果能反過來做，那天下就有幸了。
梁武帝於是想著要改變。原來的法律規定，丈夫有罪，連妻子一起逮捕，兒子有罪，也把父親抓了。後來下詔更正：自今逮捕罪犯以及逮捕作為人質的，若年有年紀太大或太小的，可以不于逮捕。
「『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這句話，不僅可以用來指責梁武帝（蕭衍），而且也可以說是對兩晉南北朝時期司法狀況的高度概括」（《滄桑分合》，p332）。所謂「急於黎庶」，就是輕罪重判，甚至以想像判罪﹔「孔琇之，˙˙˙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南齊書˙列傳第三十四》）。
這種隨意上下、可否，視人命如螻蟻的態度，正顯示出價值觀之磽薄。而磽薄如此的價值觀，事實由於文化之被摧毀；文化之所以被毀，那又是因為思想管制。思想之所以必得嚴苛管制，那是因為帝王要納天下於一己私囊。
要到這裡，我們才能完整理解秦焚坑、劉徹之獨尊、東漢末期黨錮的真正歷史意義！
也只有從這樣的歷史角度，才能看出為何歷史中國忠良輩出、能人志士所在都有；但為何這些忠良、能人志士卻只能徒呼奈何，絲毫無助於拯救時局於既毀。因為，大氣候是極私，而忠良與能人志士個人的忠節、理想卻只是小氣候；小氣候怎拗得過大氣候？一木無法支撐將傾之大廈故也。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韓信、彭越、英布之被清洗；看到周勃、周亞夫之被整肅；可以看到楊震、陳蕃之必死；所以山遐之被排擠，庾翼陷於殷羨貪豪的窘困中。而比如祖逖等等的，有志於匡復故土的人，只好賚志以歿了。因為大環境不可能給予他們支援。
《資治通鑑˙卷第一○九》載：「覬（殷覬）遂稱疾發」。這裡我們不探究殷覬為何人，也不探究他為何要「遂稱疾發」。
在柏楊先生譯註中說明，殷覬之「疾發」實為「散發」。他說：「『散發』，是三、四世紀上流社會的一種貴族病，貴族中很多人經常服用『寒食散』，跟二十世紀一般人服用維他命、魚肝油一樣。據說，寒食散可以永留青春，使肌膚雪白，有美容之功˙˙˙，十二任帝哀帝司馬丕，以二十五歲的少年，就死於『散發』˙˙˙」（p6067）
《資治通鑑˙卷第一一五》記載：「初，珪（拓拔珪，北魏帝）服寒食散，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浸劇。又災異數見，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不停地喃喃自語）。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顔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爲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以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爲希少。」
可見，這時除了漢人普遍服用「寒食散」之外，連拓拔珪也免不了，甚至他的兒子拓拔嗣「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資治通鑑˙卷第一一五》），一樣因服「寒食散」而死。多少可以看出胡人已經與漢人高度同化之外，還有一個饒富趣味的對照：
下焉者頻頻死於勞役、飢荒、戰爭、濫殺、政治性遷徙、王朝遺棄、內戰、民變、嚴刑峻法˙˙˙等等一切足以讓人口消滅殆盡的痛苦中。而統治階級卻流行起服用足以致命的「寒食散」，目的是「永留青春，使肌膚雪白，有美容之功」。
「殺人而後慢性自殺」與「愚人以自愚」，是何等相似！這基本上就是傳統中國時期的思考與行為模式。
除了極私統治哲學已經浮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之外，什麼樣的意識型態足以產生這種局面？除了「龍的自裁」之外，還能如何形容？
註釋：
註一：戰國末期至秦始皇統一，這是第一次人口大減。第二次則是秦末，緊接的是楚漢相爭、光武復國、東漢晚期。
註二：鄴城遺址在今安陽市北18公里處的漳河岸畔，是殷鄴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自西元前十一世紀商王國滅亡之後，直到西元三、四世紀時，這裡再度崛起，成爲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從東漢末年起，歷經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先後有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等六個王朝在這裡建都，達126年。所燒的鄴宮當是曹魏所建。
註三：函谷關之西，處於洛陽至西安故道中間的崤山至潼關段，多在澗谷之中，深險如函，古稱函谷。
註四：《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註五：《南史˙卷七十》：「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這是說，有士兵戰死沙場，但官方誤認他叛逃，就逮捕他全家；而家人中有叛逃，就逮捕同籍之人。以此類推而下，就造成「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的後果。
這種有我無人的價值觀，從秦漢之初到南北朝時期，花上了七八百年時間，焚坑、獨尊、圖讖、石渠議奏、白虎議奏、黨錮反覆摧殘，再經曹魏篡漢、司馬家清算政敵、篡位、八王之亂˙˙˙；所有這一切都是要納天下於私囊，經長期積澱，終於鍛鍊出它的極端形式。
天下竟然不再為帝王所有，而為權臣所有，於是篡弒成為常態現象。連砍帝王之頭都宛如切瓜那樣尋常時，政局蕩然、社會秩序蕩然、價值觀蕩然、文化蕩然的地步那就自然出現。至此，小民的生命當然比螻蟻高出不了多少；於是，人口的大殞滅也就不足為奇。至於蔭佔二千戶、偷米一百萬斛，態度驕傲、粗暴等等的，這些哪裡算得上一回事？
為什麼大一統之下的中國，領土那麼大、人口那麼多、經濟那麼強、文化那麼發達，卻不得不淪於弱小異族統治？甚至佛教之輸入中國，連傳承數千年的儒家、道家、法家思想都抵擋不住？可以說，到這時，歷史中國無論在時間上、空間上，以及意識型態上都完全淪陷於弱小異族與外來思想。
到這時，我們應該可以說中國幾乎完全滅亡了；除了南朝還保有那一小塊混亂到極點、悲慘到極點的江南局面之外。歷史要從這樣的角度來解讀，才算真正看清了中國歷史的演化！也才能解釋所有以往不能解、無法解的歷史迷團！但在我們這樣的歷史觀之下，卻脈絡分明、清晰，無所逃遁、亦無所遺漏。
當以下弒上都不再值得訝異時，以官殺官，以官殺民，自然更不在話下。
《隋書˙志第二十刑法》載：梁武帝對自己的親族非常照顧，對朝廷命官也很優待；若有親族、命官犯罪，他 都設法暗示審判官員屈法放人。但，如果是百姓犯罪，那就按照法律審理。因為一人犯罪而連坐，雖是老人、小孩也不能免；罪犯逃亡，則逮捕全家人作為人質（註五）。但社會景況已壞到極點，犯罪事件自然日增。
後來有一天，梁武帝親自到南郊祭拜，秣陵地方有個老人攔住梁武帝的乘輿說：皇帝你在執法上，對於小民窮追猛打，但對於權貴家庭則往往視而不見，這絕不是國家長久之計。如果能反過來做，那天下就有幸了。
梁武帝於是想著要改變。原來的法律規定，丈夫有罪，連妻子一起逮捕，兒子有罪，也把父親抓了。後來下詔更正：自今逮捕罪犯以及逮捕作為人質的，若年有年紀太大或太小的，可以不于逮捕。
「『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這句話，不僅可以用來指責梁武帝（蕭衍），而且也可以說是對兩晉南北朝時期司法狀況的高度概括」（《滄桑分合》，p332）。所謂「急於黎庶」，就是輕罪重判，甚至以想像判罪﹔「孔琇之，˙˙˙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南齊書˙列傳第三十四》）。
這種隨意上下、可否，視人命如螻蟻的態度，正顯示出價值觀之磽薄。而磽薄如此的價值觀，事實由於文化之被摧毀；文化之所以被毀，那又是因為思想管制。思想之所以必得嚴苛管制，那是因為帝王要納天下於一己私囊。
要到這裡，我們才能完整理解秦焚坑、劉徹之獨尊、東漢末期黨錮的真正歷史意義！
也只有從這樣的歷史角度，才能看出為何歷史中國忠良輩出、能人志士所在都有；但為何這些忠良、能人志士卻只能徒呼奈何，絲毫無助於拯救時局於既毀。因為，大氣候是極私，而忠良與能人志士個人的忠節、理想卻只是小氣候；小氣候怎拗得過大氣候？一木無法支撐將傾之大廈故也。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韓信、彭越、英布之被清洗；看到周勃、周亞夫之被整肅；可以看到楊震、陳蕃之必死；所以山遐之被排擠，庾翼陷於殷羨貪豪的窘困中。而比如祖逖等等的，有志於匡復故土的人，只好賚志以歿了。因為大環境不可能給予他們支援。
《資治通鑑˙卷第一○九》載：「覬（殷覬）遂稱疾發」。這裡我們不探究殷覬為何人，也不探究他為何要「遂稱疾發」。
在柏楊先生譯註中說明，殷覬之「疾發」實為「散發」。他說：「『散發』，是三、四世紀上流社會的一種貴族病，貴族中很多人經常服用『寒食散』，跟二十世紀一般人服用維他命、魚肝油一樣。據說，寒食散可以永留青春，使肌膚雪白，有美容之功˙˙˙，十二任帝哀帝司馬丕，以二十五歲的少年，就死於『散發』˙˙˙」（p6067）
《資治通鑑˙卷第一一五》記載：「初，珪（拓拔珪，北魏帝）服寒食散，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浸劇。又災異數見，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不停地喃喃自語）。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顔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爲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以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爲希少。」
可見，這時除了漢人普遍服用「寒食散」之外，連拓拔珪也免不了，甚至他的兒子拓拔嗣「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資治通鑑˙卷第一一五》），一樣因服「寒食散」而死。多少可以看出胡人已經與漢人高度同化之外，還有一個饒富趣味的對照：
下焉者頻頻死於勞役、飢荒、戰爭、濫殺、政治性遷徙、王朝遺棄、內戰、民變、嚴刑峻法˙˙˙等等一切足以讓人口消滅殆盡的痛苦中。而統治階級卻流行起服用足以致命的「寒食散」，目的是「永留青春，使肌膚雪白，有美容之功」。
「殺人而後慢性自殺」與「愚人以自愚」，是何等相似！這基本上就是傳統中國時期的思考與行為模式。
除了極私統治哲學已經浮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之外，什麼樣的意識型態足以產生這種局面？除了「龍的自裁」之外，還能如何形容？
註釋：
註一：戰國末期至秦始皇統一，這是第一次人口大減。第二次則是秦末，緊接的是楚漢相爭、光武復國、東漢晚期。
註二：鄴城遺址在今安陽市北18公里處的漳河岸畔，是殷鄴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自西元前十一世紀商王國滅亡之後，直到西元三、四世紀時，這裡再度崛起，成爲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從東漢末年起，歷經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先後有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等六個王朝在這裡建都，達126年。所燒的鄴宮當是曹魏所建。
註三：函谷關之西，處於洛陽至西安故道中間的崤山至潼關段，多在澗谷之中，深險如函，古稱函谷。
註四：《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註五：《南史˙卷七十》：「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這是說，有士兵戰死沙場，但官方誤認他叛逃，就逮捕他全家；而家人中有叛逃，就逮捕同籍之人。以此類推而下，就造成「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