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29 02:02:10老伙仔
3-11 社會結構與人民的慘況（一）（2）
3-11 社會結構與人民的慘況（一）（2）
換句話說，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實際擁有者，主要就是塢堡主群；他們這個階層壟斷了主要資源。藉由掌握政經力量，進一步壟斷知識、輿論，甚至軍事力量。這就是當時政治、社會結構的中段部分，實際利益的獲得者。
當然，門第有高有低；家族中有人曾任高官貴爵又是大塢堡主者，門第高；而家族中不曾擔任高官貴爵，又沒有大塢堡主的實力者，門第低。門第高者稱「士族」，門第低者為「庶族」。但相對於「蔭客」、「部曲」，「庶族」還是高貴非常。我們前文提到北魏崔浩，「清河崔氏就是北朝第一盛門，崔浩即出於此族。」（《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搞》，p270）
既然這時代的效忠認同出現嚴重歧化，帝王、主公、士族、庶族間，自不免出現合縱連橫的局面。帝王在名義上具有正統與天命，而主公則擁有實力；但無論是帝王或主公，基本上都不致損及士族的利益；士族是聯合的目標。因為他們擁有實力。事實是誰獲得士族的支援，誰才能躍上主公的權力台階；司馬懿就是因為獲得儒學系統之下的士族的擁護，這才擊垮曹爽。
倘若帝王或主公要損及士族的利益，那就必須聯合部分士族，以對抗另一部分士族；所謂拉一派、打一派。曹操之興起，主要就是拉攏庶族；而司馬懿之興起，則是拉攏士族。
但情況還是出現若干變化，由於清談之風盛行，士族任官都要擔任清要之職，以顯示自己高貴；那些需實際操作、擔負實際責任的官職，就「淪落」為「濁職」，而留給庶族。於是，庶族中之優秀者、野心家，就有機會冒出頭。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環境中，出現異態。
陶侃家境貧困，他就是從督郵這樣的小官幹起的，後來成為東晉王朝權重一方的方面大員。劉裕的祖父官為太守，父親是郡功曹，家裡又窮，當然屬庶族；但後來不僅權傾四方，甚至還篡晉為帝。至於「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王、謝」，當然屬士族中之尤者；士族中的大姓，從北方遷徙南方的，除王、謝之外尚有殷、庾、桓、袁、蕭等。南方的大姓則有周、張、顧、陸等。至於居停北方的大姓有王、崔、盧、韋、柳等，屬胡族中的大姓有元、長孫、宇文、于、竇等。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能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板築爲殷相，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註一）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註二）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士族、庶族）也。魏武（曹操）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資治通鑑˙卷第一二八》）
可見，原來曹操用來「論人才優劣」的九品法，到曹丕時才淪落為「世族高卑」法；意思是說，曹操擇才以能力、學識「論人才優劣」，而曹丕選官則以門第高下，論官職貴賤。
且「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誠然將古典中國與這時期的社會狀態，作了最簡單清晰的說明。蓋戰國以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我們也可以設想，從「以智役愚」到「以貴役賤」，這個轉換過程，不正是從古典儒家思想淪喪起，至傳統儒家思想逐漸破產的過程？但，曹操初建「九品官人法」時，只是用來鑑別個人學識能力而已，並無論定家族門第高下，再以門第高下挑選人才的意思。
鑑別個人學識能力高下，事關職位或任務派遣；而後來單論家族地位高下，遂以家族地位高下決定其家族成員的仕途高下，與其個人學識能力反倒無關。換句話說，門第出身而非學識能力，決定著每個人在宦途上的前途。
我們若以「極私統治哲學」來觀察這段時期，可以發現秦漢以來的統治思想，其實已經完全潰散無存。秦漢以來君尊臣卑、大權獨握於君主的態勢已經粉碎；事實君權散落到各個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的諸多主公、權臣甚至塢堡主身上。從另一角度觀察，也可以說是極私統治哲學的極緻化││每個既得利益者都只顧全自己；效忠已經不再是重點，所以效忠認同危機必然嚴重。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將軍（甘卓）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這段短短的紀錄，透露出極私統治哲學的極致化現象。王敦起兵背叛，名義上是要「清君側」﹔但他後來在周札開城門攻入建康，雖然不曾篡位，但也沒一次進謁晉帝司馬睿。可以說，只是礙於環境不允許，所以他才不敢於篡位而已；但，他屬背叛則毫無疑問。至於周札開城納敵，這當然是「吳人」對北來政權駕馭吳人的反抗；但當然也是背叛。
當時另一位居重要關鍵地位的就是甘卓。由於甘卓駐軍於長江上流而且軍力強大，所以王敦在起兵之前，邀約甘卓一起行動；甘卓也答應，後來又反悔。甘卓雖然不與王敦相呼應或一起行動，所以看來他並非背叛；但遲疑不前，造成首都淪陷，則屬實質性背叛。他心中想的究竟是什麼，就饒富趣味了。
「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但甘卓「稽留累旬不前」，絕非「性多疑少決」一個原因。譙王司馬承所派遣到襄陽說服甘卓的主簿鄧騫就說：「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並且，「今大將軍（王敦）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王敦）見（現）眾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溯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以上皆引自《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顯然可見的是，甘卓心中的效忠對象也是模糊不清、忠貞度不強。否則甘卓居天時（勤王）、地利（居武昌上游）、人和（軍力比王敦「既倍」），怎可能在優勢情況下，卻任由王敦攻入健康，再返回武昌？總之，帝王已經處在眾叛親離，人人不以為意的局面。
但有一件事卻十分明確，同為這次事件中，王敦與甘卓手下的軍隊，「敦擁兵不朝（不朝見東晉皇帝司馬睿），放士卒劫掠（建康，即南京）」，而「（甘卓的）士卒各求其利」。我們顯然可以看見軍士的最愛，就是「劫掠」；或說軍士身在軍營，心想己身之利。
我們從王敦、周札、甘卓、鄧騫、軍士的行為上，可以非常清晰看出，當時的效忠認同危機有多深，又有多普遍。主要，人人效忠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已。簡單來說，這時人人心中所想的，已經不是國家、社稷、人民，甚至也不是皇帝、主公，而是自己的利益。
效忠認同危機一旦嚴重而突顯，猜忌將不止於君主與權臣之間，將擴及於所有利害相關的人身上。因此矛盾、衝突乃至於戰爭就必然大量增加。這加深小民的苦難。於是民變如火如荼，規模都相當大且久。
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這時期有這麼多的戰爭、內戰、民變、飢荒、疫病˙˙˙；這以上等等的，與意識型態偏向頹廢風的神秘主義、虛無主義，統治階級傾向奢侈、享樂，而社會結構呈小塊狀的塢堡化，這等等現象彼此間都具有密切的有機關係。是整體社會失去了價值上的支撐力量。是兩漢延續而下的傳統儒家學說，失去了支撐一國正常運行的力量，又因為「罷黜百家」的緣故，於是缺乏繼起的思想來支撐整體社會。
於是，便將思想領域讓佛教攻佔；至於中國的時間與空間，則由諸胡所佔領。
之所以出現這些歷史後果，追論其原因，只在於極私統治哲學！
後來論史者往往以漢文化融合了諸胡，就以漢文化相對諸胡文化更高明而引以為傲。他們認為中國雖曾幾度被諸胡入主，但漢族終究奪回政權，並且還將入侵外族同化。我不敢茍同這種遺其巨者，而專注其細者的看法。捨歷史中國之反覆自殘、自毀於不論，而只說漢文化融合了諸胡；漢文化本來就比諸胡昌明，融合諸胡也本來就理所當然。但，多次亡於弱小異族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置而不談；這豈是該有的態度？
同時，若我們以這時期來觀察，氐、羯、羌、鮮卑等少數民族，在後來歷史上，確實再不曾為禍中國，並且也融合成為新的漢民族。這確屬史實。
換句話說，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實際擁有者，主要就是塢堡主群；他們這個階層壟斷了主要資源。藉由掌握政經力量，進一步壟斷知識、輿論，甚至軍事力量。這就是當時政治、社會結構的中段部分，實際利益的獲得者。
當然，門第有高有低；家族中有人曾任高官貴爵又是大塢堡主者，門第高；而家族中不曾擔任高官貴爵，又沒有大塢堡主的實力者，門第低。門第高者稱「士族」，門第低者為「庶族」。但相對於「蔭客」、「部曲」，「庶族」還是高貴非常。我們前文提到北魏崔浩，「清河崔氏就是北朝第一盛門，崔浩即出於此族。」（《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搞》，p270）
既然這時代的效忠認同出現嚴重歧化，帝王、主公、士族、庶族間，自不免出現合縱連橫的局面。帝王在名義上具有正統與天命，而主公則擁有實力；但無論是帝王或主公，基本上都不致損及士族的利益；士族是聯合的目標。因為他們擁有實力。事實是誰獲得士族的支援，誰才能躍上主公的權力台階；司馬懿就是因為獲得儒學系統之下的士族的擁護，這才擊垮曹爽。
倘若帝王或主公要損及士族的利益，那就必須聯合部分士族，以對抗另一部分士族；所謂拉一派、打一派。曹操之興起，主要就是拉攏庶族；而司馬懿之興起，則是拉攏士族。
但情況還是出現若干變化，由於清談之風盛行，士族任官都要擔任清要之職，以顯示自己高貴；那些需實際操作、擔負實際責任的官職，就「淪落」為「濁職」，而留給庶族。於是，庶族中之優秀者、野心家，就有機會冒出頭。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環境中，出現異態。
陶侃家境貧困，他就是從督郵這樣的小官幹起的，後來成為東晉王朝權重一方的方面大員。劉裕的祖父官為太守，父親是郡功曹，家裡又窮，當然屬庶族；但後來不僅權傾四方，甚至還篡晉為帝。至於「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王、謝」，當然屬士族中之尤者；士族中的大姓，從北方遷徙南方的，除王、謝之外尚有殷、庾、桓、袁、蕭等。南方的大姓則有周、張、顧、陸等。至於居停北方的大姓有王、崔、盧、韋、柳等，屬胡族中的大姓有元、長孫、宇文、于、竇等。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能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板築爲殷相，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註一）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註二）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士族、庶族）也。魏武（曹操）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資治通鑑˙卷第一二八》）
可見，原來曹操用來「論人才優劣」的九品法，到曹丕時才淪落為「世族高卑」法；意思是說，曹操擇才以能力、學識「論人才優劣」，而曹丕選官則以門第高下，論官職貴賤。
且「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誠然將古典中國與這時期的社會狀態，作了最簡單清晰的說明。蓋戰國以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我們也可以設想，從「以智役愚」到「以貴役賤」，這個轉換過程，不正是從古典儒家思想淪喪起，至傳統儒家思想逐漸破產的過程？但，曹操初建「九品官人法」時，只是用來鑑別個人學識能力而已，並無論定家族門第高下，再以門第高下挑選人才的意思。
鑑別個人學識能力高下，事關職位或任務派遣；而後來單論家族地位高下，遂以家族地位高下決定其家族成員的仕途高下，與其個人學識能力反倒無關。換句話說，門第出身而非學識能力，決定著每個人在宦途上的前途。
我們若以「極私統治哲學」來觀察這段時期，可以發現秦漢以來的統治思想，其實已經完全潰散無存。秦漢以來君尊臣卑、大權獨握於君主的態勢已經粉碎；事實君權散落到各個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的諸多主公、權臣甚至塢堡主身上。從另一角度觀察，也可以說是極私統治哲學的極緻化││每個既得利益者都只顧全自己；效忠已經不再是重點，所以效忠認同危機必然嚴重。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將軍（甘卓）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這段短短的紀錄，透露出極私統治哲學的極致化現象。王敦起兵背叛，名義上是要「清君側」﹔但他後來在周札開城門攻入建康，雖然不曾篡位，但也沒一次進謁晉帝司馬睿。可以說，只是礙於環境不允許，所以他才不敢於篡位而已；但，他屬背叛則毫無疑問。至於周札開城納敵，這當然是「吳人」對北來政權駕馭吳人的反抗；但當然也是背叛。
當時另一位居重要關鍵地位的就是甘卓。由於甘卓駐軍於長江上流而且軍力強大，所以王敦在起兵之前，邀約甘卓一起行動；甘卓也答應，後來又反悔。甘卓雖然不與王敦相呼應或一起行動，所以看來他並非背叛；但遲疑不前，造成首都淪陷，則屬實質性背叛。他心中想的究竟是什麼，就饒富趣味了。
「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但甘卓「稽留累旬不前」，絕非「性多疑少決」一個原因。譙王司馬承所派遣到襄陽說服甘卓的主簿鄧騫就說：「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並且，「今大將軍（王敦）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王敦）見（現）眾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溯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以上皆引自《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顯然可見的是，甘卓心中的效忠對象也是模糊不清、忠貞度不強。否則甘卓居天時（勤王）、地利（居武昌上游）、人和（軍力比王敦「既倍」），怎可能在優勢情況下，卻任由王敦攻入健康，再返回武昌？總之，帝王已經處在眾叛親離，人人不以為意的局面。
但有一件事卻十分明確，同為這次事件中，王敦與甘卓手下的軍隊，「敦擁兵不朝（不朝見東晉皇帝司馬睿），放士卒劫掠（建康，即南京）」，而「（甘卓的）士卒各求其利」。我們顯然可以看見軍士的最愛，就是「劫掠」；或說軍士身在軍營，心想己身之利。
我們從王敦、周札、甘卓、鄧騫、軍士的行為上，可以非常清晰看出，當時的效忠認同危機有多深，又有多普遍。主要，人人效忠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已。簡單來說，這時人人心中所想的，已經不是國家、社稷、人民，甚至也不是皇帝、主公，而是自己的利益。
效忠認同危機一旦嚴重而突顯，猜忌將不止於君主與權臣之間，將擴及於所有利害相關的人身上。因此矛盾、衝突乃至於戰爭就必然大量增加。這加深小民的苦難。於是民變如火如荼，規模都相當大且久。
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這時期有這麼多的戰爭、內戰、民變、飢荒、疫病˙˙˙；這以上等等的，與意識型態偏向頹廢風的神秘主義、虛無主義，統治階級傾向奢侈、享樂，而社會結構呈小塊狀的塢堡化，這等等現象彼此間都具有密切的有機關係。是整體社會失去了價值上的支撐力量。是兩漢延續而下的傳統儒家學說，失去了支撐一國正常運行的力量，又因為「罷黜百家」的緣故，於是缺乏繼起的思想來支撐整體社會。
於是，便將思想領域讓佛教攻佔；至於中國的時間與空間，則由諸胡所佔領。
之所以出現這些歷史後果，追論其原因，只在於極私統治哲學！
後來論史者往往以漢文化融合了諸胡，就以漢文化相對諸胡文化更高明而引以為傲。他們認為中國雖曾幾度被諸胡入主，但漢族終究奪回政權，並且還將入侵外族同化。我不敢茍同這種遺其巨者，而專注其細者的看法。捨歷史中國之反覆自殘、自毀於不論，而只說漢文化融合了諸胡；漢文化本來就比諸胡昌明，融合諸胡也本來就理所當然。但，多次亡於弱小異族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置而不談；這豈是該有的態度？
同時，若我們以這時期來觀察，氐、羯、羌、鮮卑等少數民族，在後來歷史上，確實再不曾為禍中國，並且也融合成為新的漢民族。這確屬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