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28 01:00:28老伙仔
3-10 諸胡帝王、宰輔的格局（三）（4）
3-10 諸胡帝王、宰輔的格局（三）（4）
簡單來說，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純漢或純胡都沒有力量統一中國，必得胡漢兼具││在血統上與文化上，並經一段長時間融合之後││才擁有足夠統一中國的能量。這股能量，最初出現在苻堅身上，他失敗了，隨之出現於北魏孝文帝上，他也沒成功；最終出現於隋唐之上。
這可以反證我在前文屢次所論，漢文化到這時已經完全腐敗、破產，失去支撐一個國家正常運作所該有的力量。只有加入異文化，經長期交融之後，新的能量才能再度滋生。這也是為何諸胡中出現了不少的類似於「聖君型」君主、「賢相型」大臣，但諸漢幾乎全無，甚至出現一大串昏君、暴君的原因。
到這裡，我們還是有介紹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必要；並因為以下文字都簡明易讀，所以也就不改寫。看倌也同時可以欣賞《資治通鑑》文字之美。當然，重點在於區隔南北雙方在文化上的異同。
「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拓拔宏）甚重齊（南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慚。」（《資治通鑑˙卷第一三七》）
這段紀錄有幾點意義。其一，南朝以漢政治文化為主，在疆土日蹙、國力日衰之同時，政權非常不穩定；「歲一易主」是太誇張了，但顯示出「效忠認同危機」的嚴重性。其二，北朝則穩定得多，國力也強得多。其三，拓拔宏君臣之間的互動具有開明的氛圍；侍臣竟然敢於當面頂撞。臣下敢言，君主納諫，這在南朝是不容易看到的。
「（北魏孝文帝）魏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北魏孝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柏楊譯為：「常有一種民間那種平等相待的樸素心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蕭、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大概正是這種「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使得稍晚於北魏孝文帝的陳慶之，後來有「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的感觸。也許，「禮失求諸野」﹔而漢失，則求諸於胡，差能描述之。
「治書侍御史薛聰，辨之曾孫也，彈劾不避強御，帝（北魏皇帝拓拔宏）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聰桓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這樣的話，似乎不曾出自漢族皇帝之口；漢族皇帝都拿自己當「帝王＋天子＋聖人」。拓拔宏不只敬天，其實他一樣尊敬自己的臣下；「朕見薛聰，不能不憚」，可以知道北魏文帝至少不將自己當成聖人。
「帝又謂陸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遷都洛陽）！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資治通鑑˙卷第一三九》）
拓拔宏的抱負顯然與南朝君主有極大不同；南朝諸帝一天到晚防範臣下篡位，疑神疑鬼，並且總是失位於權臣，性命不保。而拓拔宏則要「移風易俗」，要「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這種見識已經超越權力，而進入文化層級。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群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現）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女猶服夾領小袖（胡服），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這段記載除了可以看出拓拔宏的方法（循循善誘，並與李沖唱雙簧）之外，頗令人回想起當年所謂的「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之爭。亦可以比對中國自清末以來所面臨的困境；他們的統治階層比起大清開明得太多了。但，北魏同樣陷入漢化與反漢化之間的掙扎；後來因此引起分裂。
而拓拔宏這種全盤漢化的做法，「使得北魏真正成為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階層得聯合政權，自十六國以來，少數族政權第一次得到漢族士族階層的全面合作。」（《滄桑分合》，p255）而這時漢政權的南朝，正延續過去不斷的內鬥，殘酷地繼續漢廝殺漢。
當然，歷史早已是歷史，拓拔宏以三十三歲死亡，隨後北魏也陷入分裂。顯見北魏雖然明君輩出，但還是不能跳脫王朝自毀的侷限。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諸拓拔的諸多作為，其實正是延續之前劉淵、石勒、苻堅等等人的思考與行為，並且也為後來北周宇文家所繼承，再傳隋唐。可以說，諸胡長期努力吸取漢文化，融入諸胡自身的文化；於是，漢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加入諸胡的樸素與活力，在劉淵、石勒、苻堅、拓拔宏等人手中，逐漸完成交融；而南朝卻只能持續沈淪。
這註定統一中國的任務，要由北方來擔當。歷史脈絡一清二楚！
肥水之戰後，東晉僥倖獲勝，但內部陷入權力爭奪。在戰爭中立功的謝安、謝玄家族，開始受到朝廷聯合桓氏家族排擠，權力回流到司馬家族。這是東晉時期，司馬家族少有的權、位相當的時期。
但，「初，帝（司馬昌明）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司馬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佛教），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甘姆（三姑六婆、奶媽之流）、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陸納望宮闕嘆息，似乎已經預見這回帝權收復，只是東晉之迴光返照。
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說：如今各台府局吏、直衛武官，以及出身奴僕婢女的人，他們從著母親的姓氏，這些人本來就不是有什麼好的家世，現在也都可以擔任郡守、縣令的職務，或者帶著官銜在宮內服務。甚至那些和尚、尼姑，與當任親貴家庭奶媽之流的，也爭相推薦自己的親友擔任官職，還接受賄賂。這些人任官後不能不親自面對民眾，對政務、教育都一無了解，還態度暴虐，罪及無辜，造成禁令不明，搶劫、盜竊公行的現象。我聽說佛陀是清遠玄虛的神明，現在那些和尚、尼姑，往往只是倚靠著身上那件袈裟，連五誡這樣基本的佛法都毫不理解，何況那些更精深奧妙的？但世俗無知之徒，卻爭相崇敬，於是又侵漁百姓，當作給和尚、尼姑們的貢獻。這完全不合佈施的道理。
奏疏上呈了，但皇帝不理會。
於是隨後陷入桓玄之亂，反成就了劉裕崛起的機會；司馬家果然「好家居，纖兒撞壞之矣」（以上皆引自《資治通鑑˙卷第一○七》）。至若南宋以下的南齊、南梁、南陳，那只是兩晉紀錄更加惡化而已。昏君、暴君輩出，而權臣、佞臣充斥，小民尋死無門。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大哉斯言。夫子這段話，正好又為後世這段歷史做了預言式的解說。諸胡與諸漢，何者更「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其實，《三字經》說得好，「性相近，習相遠」﹔胡漢都是人類之一種，天賦之秉性（本能與學習能力）相去不遠；但在不同的文化薰陶之下，通過學習而走上了不同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正是思想與行為模式的不同，鍛造出不同的思想與行為的結果差異。
當諸胡學習了漢文化的種種，而身受其薰陶之同時，諸漢卻叛離漢文化，或說走上了傳統漢文化的窮途上。於是漢政權比諸胡政權更加「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倒胡為漢，倒漢為胡了。這也是歷史的詭異之一。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劉禹錫˙西塞山懷古〉）當年西晉王朝由王濬率軍攻東吳，東吳不堪一擊。而隋一統北方後，夾其豐沛力道進攻南陳時，不也「一片降幡出石頭」？
第一次「一片降幡出石頭」，暗示著中國將進入一段長時期的文化與政治沈淪；而第二次「一片降幡出石頭」時，則中國已經如鳳凰浴火，胡漢文化已經大致交融完成，儲備了超越兩漢格局的力量。唐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出現的。
當然，仍未走出極私統治哲學的框架！
簡單來說，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純漢或純胡都沒有力量統一中國，必得胡漢兼具││在血統上與文化上，並經一段長時間融合之後││才擁有足夠統一中國的能量。這股能量，最初出現在苻堅身上，他失敗了，隨之出現於北魏孝文帝上，他也沒成功；最終出現於隋唐之上。
這可以反證我在前文屢次所論，漢文化到這時已經完全腐敗、破產，失去支撐一個國家正常運作所該有的力量。只有加入異文化，經長期交融之後，新的能量才能再度滋生。這也是為何諸胡中出現了不少的類似於「聖君型」君主、「賢相型」大臣，但諸漢幾乎全無，甚至出現一大串昏君、暴君的原因。
到這裡，我們還是有介紹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必要；並因為以下文字都簡明易讀，所以也就不改寫。看倌也同時可以欣賞《資治通鑑》文字之美。當然，重點在於區隔南北雙方在文化上的異同。
「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拓拔宏）甚重齊（南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慚。」（《資治通鑑˙卷第一三七》）
這段紀錄有幾點意義。其一，南朝以漢政治文化為主，在疆土日蹙、國力日衰之同時，政權非常不穩定；「歲一易主」是太誇張了，但顯示出「效忠認同危機」的嚴重性。其二，北朝則穩定得多，國力也強得多。其三，拓拔宏君臣之間的互動具有開明的氛圍；侍臣竟然敢於當面頂撞。臣下敢言，君主納諫，這在南朝是不容易看到的。
「（北魏孝文帝）魏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北魏孝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柏楊譯為：「常有一種民間那種平等相待的樸素心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蕭、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大概正是這種「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使得稍晚於北魏孝文帝的陳慶之，後來有「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的感觸。也許，「禮失求諸野」﹔而漢失，則求諸於胡，差能描述之。
「治書侍御史薛聰，辨之曾孫也，彈劾不避強御，帝（北魏皇帝拓拔宏）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聰桓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這樣的話，似乎不曾出自漢族皇帝之口；漢族皇帝都拿自己當「帝王＋天子＋聖人」。拓拔宏不只敬天，其實他一樣尊敬自己的臣下；「朕見薛聰，不能不憚」，可以知道北魏文帝至少不將自己當成聖人。
「帝又謂陸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遷都洛陽）！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資治通鑑˙卷第一三九》）
拓拔宏的抱負顯然與南朝君主有極大不同；南朝諸帝一天到晚防範臣下篡位，疑神疑鬼，並且總是失位於權臣，性命不保。而拓拔宏則要「移風易俗」，要「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這種見識已經超越權力，而進入文化層級。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群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現）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女猶服夾領小袖（胡服），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資治通鑑˙卷第一四○》）
這段記載除了可以看出拓拔宏的方法（循循善誘，並與李沖唱雙簧）之外，頗令人回想起當年所謂的「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之爭。亦可以比對中國自清末以來所面臨的困境；他們的統治階層比起大清開明得太多了。但，北魏同樣陷入漢化與反漢化之間的掙扎；後來因此引起分裂。
而拓拔宏這種全盤漢化的做法，「使得北魏真正成為鮮卑貴族與漢族士族階層得聯合政權，自十六國以來，少數族政權第一次得到漢族士族階層的全面合作。」（《滄桑分合》，p255）而這時漢政權的南朝，正延續過去不斷的內鬥，殘酷地繼續漢廝殺漢。
當然，歷史早已是歷史，拓拔宏以三十三歲死亡，隨後北魏也陷入分裂。顯見北魏雖然明君輩出，但還是不能跳脫王朝自毀的侷限。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諸拓拔的諸多作為，其實正是延續之前劉淵、石勒、苻堅等等人的思考與行為，並且也為後來北周宇文家所繼承，再傳隋唐。可以說，諸胡長期努力吸取漢文化，融入諸胡自身的文化；於是，漢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加入諸胡的樸素與活力，在劉淵、石勒、苻堅、拓拔宏等人手中，逐漸完成交融；而南朝卻只能持續沈淪。
這註定統一中國的任務，要由北方來擔當。歷史脈絡一清二楚！
肥水之戰後，東晉僥倖獲勝，但內部陷入權力爭奪。在戰爭中立功的謝安、謝玄家族，開始受到朝廷聯合桓氏家族排擠，權力回流到司馬家族。這是東晉時期，司馬家族少有的權、位相當的時期。
但，「初，帝（司馬昌明）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司馬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佛教），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甘姆（三姑六婆、奶媽之流）、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陸納望宮闕嘆息，似乎已經預見這回帝權收復，只是東晉之迴光返照。
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說：如今各台府局吏、直衛武官，以及出身奴僕婢女的人，他們從著母親的姓氏，這些人本來就不是有什麼好的家世，現在也都可以擔任郡守、縣令的職務，或者帶著官銜在宮內服務。甚至那些和尚、尼姑，與當任親貴家庭奶媽之流的，也爭相推薦自己的親友擔任官職，還接受賄賂。這些人任官後不能不親自面對民眾，對政務、教育都一無了解，還態度暴虐，罪及無辜，造成禁令不明，搶劫、盜竊公行的現象。我聽說佛陀是清遠玄虛的神明，現在那些和尚、尼姑，往往只是倚靠著身上那件袈裟，連五誡這樣基本的佛法都毫不理解，何況那些更精深奧妙的？但世俗無知之徒，卻爭相崇敬，於是又侵漁百姓，當作給和尚、尼姑們的貢獻。這完全不合佈施的道理。
奏疏上呈了，但皇帝不理會。
於是隨後陷入桓玄之亂，反成就了劉裕崛起的機會；司馬家果然「好家居，纖兒撞壞之矣」（以上皆引自《資治通鑑˙卷第一○七》）。至若南宋以下的南齊、南梁、南陳，那只是兩晉紀錄更加惡化而已。昏君、暴君輩出，而權臣、佞臣充斥，小民尋死無門。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大哉斯言。夫子這段話，正好又為後世這段歷史做了預言式的解說。諸胡與諸漢，何者更「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其實，《三字經》說得好，「性相近，習相遠」﹔胡漢都是人類之一種，天賦之秉性（本能與學習能力）相去不遠；但在不同的文化薰陶之下，通過學習而走上了不同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正是思想與行為模式的不同，鍛造出不同的思想與行為的結果差異。
當諸胡學習了漢文化的種種，而身受其薰陶之同時，諸漢卻叛離漢文化，或說走上了傳統漢文化的窮途上。於是漢政權比諸胡政權更加「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倒胡為漢，倒漢為胡了。這也是歷史的詭異之一。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江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劉禹錫˙西塞山懷古〉）當年西晉王朝由王濬率軍攻東吳，東吳不堪一擊。而隋一統北方後，夾其豐沛力道進攻南陳時，不也「一片降幡出石頭」？
第一次「一片降幡出石頭」，暗示著中國將進入一段長時期的文化與政治沈淪；而第二次「一片降幡出石頭」時，則中國已經如鳳凰浴火，胡漢文化已經大致交融完成，儲備了超越兩漢格局的力量。唐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出現的。
當然，仍未走出極私統治哲學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