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18 00:12:07老伙仔
卷後語｜｜關於「極私統治哲學」與「王朝自毀機制」（5）
卷後語｜｜關於「極私統治哲學」與「王朝自毀機制」（5）
這種現象自秦漢以後延續到今日中國；事實上今日中國在「忠君」與「愛國」兩者上仍然混淆不清。到底黨重於國，或國重於黨，是核心重於黨，或黨重於核心，其實還困擾著中國人。但這種效忠困擾，卻又是歷史中國之必然。同時，在擁護核心、黨重於國、主權重於人權的既存觀念下，人民被犧牲的可能性當然存在。
1993年中國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這樣的文字，納入憲法序言中，正好像西元79年東漢章帝將皇帝定位為「帝王＋天子＋聖人」，並且寫入《白虎通德論》中同一意義。相隔近兩千年，但本質相同；這就讓我們更能理解文化的慣性作用了。至於詳細內容，我們要到下一卷中才能深談。唯一的差別，一個是皇帝，一個是黨。
再看我們前文舉毛澤東整肅彭德懷的例子。當時整個中國的黨政要員，必然也在君國之間的效忠認同出現矛盾；但，他們必然支持毛澤東，或說不敢逆毛澤東更勝於關心中國。否則決不至於在大躍進已經出現危機時｜｜多數人已經感受到危機已經迫近｜｜還繼續矇頭大放衛星，將已經體認到是錯誤的政策，還堅持繼續往下搞。
這種置毛澤東意志於至上，就好比為了維護宋高宗的帝位，連即將可以光復的國土都可以放棄，甚至願意奉承、屈膝於歷史上從來認為是夷狄蠻貊的部族為上國。在這種情況下，臣子、百姓當然更成為芻狗，死了岳飛父子又算什麼？同理，整肅個彭德懷又算什麼？
但問題沒有如此簡單。死了岳飛，代表北方將淪陷於金；這在當時已經可以預見。整肅了彭德懷，代表將出現大災難；這在當年同樣可以未卜先知。追溯其源頭，其實只在臣民該認同國家至上，或帝王至上；問題之簡單，如此而已。認同國家至上，那就不該殺岳飛，並且該重用岳飛；認同國家重要，那時縱使彭德懷批判了毛澤東的冒進，也不該整肅彭德懷，甚至應該積極採納彭的意見。但擁有最大權力者，僅顧全自身最大人身利益，國家、人民不得不就給忽略了。
君國之間的矛盾，總是君勝出，而非國勝出。於是災難臨頭。
說穿了，這還是孟子「民重君輕」思考的延續；只不過倒過來罷了。
同樣，當君、國、權臣（外戚、宦官、權臣）發生效忠認同危機時，勝出的又往往是權臣一方；當曹操當權時，誰理漢獻帝？當魏忠賢當權時，誰理明熹宗？此外，王莽、竇憲、梁冀、司馬懿、劉裕之流的人物多不可數，於是王朝鼎革，朝野上下再經幾番清洗，小民則成為「交征利」的殉葬物。正如〈山羊坡懷古〉所唱的：「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 望西都。意踟躕，心碎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同樣常見於歷史，也屬歷史中國之必然。
至於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我們討論已多，應該可以不再談。
除此之外，「常態」與「非常態」的概念，是個重要的概念。我們批判歷史、人物，不以求全為責備標準；而以常態、非常態來論斷。
人不免於犯錯，王朝同樣不免於政策失誤；我們不能期待所有的官僚不貪污、人民不犯法。這是不切實際的。但設若貪瀆成為官場常態，那這個政府早晚是要垮台的。我們同樣不能期待文化沒有它的不圓滿處，因為不存在任何一種毫無缺陷的文化。但當文化以自毀為常態時，那這文化必然有著它無法自圓滿的深層危機。
中國歷史證明，秦漢之後的中國，只是君權不斷擴張，而相權（臣權）不斷萎縮的紀錄；文官體系權力不斷對君權萎縮，權力被高度集中。但面對人民，連縣官都成為父母官；縣官不只掌控著行政權、司法權，也成為倫理觀的仲裁者。因此，只要具有官方身分者，哪怕是最基層的皂吏，在面對人民時，幾乎都成為全方位最高指導者。人權已經蕩然無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日說貪污，在歷史上卻只是官場常態行為的一部份，因為天下「本來」就是皇帝他家的；或說，一個縣，也類乎暫時屬於縣太爺私人的一樣。他取走他家的，這又怎與貪污有涉？就好比我取走我自己的東西，當然談不上貪污。於是，今日所說的貪污，早成為漢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是常態行為中的一隅；甚至給緣飾為「禮」的一部分。「送禮」、「收禮」往往與賄賂、貪瀆難以區隔；反倒是清廉為官成為非常態。
所謂非常態就是偶而出現；清廉之所以只偶然出現，在於清廉並非統治權不斷無限擴展下的主流思想。傳統中國時期的主流思想，以擴大統治權，集中權力，相對壓抑人權為常態。所以中國歷史上清廉官吏與貪官不成比例的原因，實種因於此。要在歷史中國找出赫赫有名的清官，好像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尤其君父、父母官的觀念固化後，更是難以區分；父母（帝王）取走孩子（百姓）的所有，怎又與貪污有關？子女的，能不是父母的？基本上，地方官吏對於稅收、勞役都有權自訂，或另立名目。人民當然成為于取于求的對象。
前引《孟子》同篇說：「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這除了是當時上下交爭權的狀況之外，其實也是此後中國歷史循環的一部份；在努力「利吾國」、「利吾家」、「利吾身」後，權臣、宦官、外戚都成為潛在的帝位威脅者。因為秦漢之後中國的統治哲學，建立在一人擁有天下的基礎之上，是私的極端表現。為了不使已經獲得的私利失去，只有認定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不可信的。於是，統治階層從來就是在上的防著在下的；而後在下的盯著在上的屁股底下的龍座。歷史中國成為一種對內防衛的政治體系；於是，所有力量都投入於內鬥之中。可以用來應付新興力量的｜｜比如農民起義，或新興異族｜｜都是王朝輪番內鬥之後的殘餘力量。經久之後，當然，一點丁外力就可以搞垮巨無霸的王朝體系。
歷史中國之所以以「誣反事件模式」、「君國認同危機模式」，導致「王朝自毀機制」長期作用，並成為常態現象，實在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當極私統治哲學被確立下來之後，這種思想已經內化為文化中的一部份，它便隨時要出來「發揮」一下；王朝不自毀，那是不可能的。從極私統治哲學的史觀下，可為一目了然。至於極私統治哲學的末節現象，比如貪瀆、誣反或君國認同危機，那當然成為常態，而非非常態。
我這種說法，不是說當前的民主政治國家，就不再有貪瀆或國家認同上的問題；而是說，在民主國家中，這樣的問題不至於成為常態現象。
歷史中國這種歷史進程，與歷史歐洲有極大的差別。歐洲一直大小國度林立，統一不是常態，分立才是常態。於是統一觀念相對薄弱，國家間存在競爭，被統治者反倒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存活；其情況接近於古典城邦時期的中國。人民即使受統治者壓迫，壓迫的時間也不致過久。因為統治者對小民過度壓迫，將造成國家基礎流失，可能受國人推翻，還要擔心其他國家的統治者對其土地、人民與資源的覬覦，這將使他收斂自己的行為，人權相對獲得重視。
中國在秦漢大一統後的統治基礎，既然建立在從一人一姓的現實私利之上，遂陷入無可避免的「上下交征利」與上下交爭權的過程中。各級統治者必然要在競逐私利的過程中受到殘酷威脅，在「上下交征利」的競逐中，加深體制不安。
這種從私出發的統治理念，與古典城邦時期也同時存在著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因此又形成有政治理念者難以存活的現象。因為為私利奮鬥才是常態，為理念、為人民奮鬥屬於非常態。這就造成「說忠良，道忠良，自古忠良無下場」的局面，而「貪官污吏」卻總成為叱吒風雲於一時的重要人物。當中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忠良」、「好官」或「清官」有理想、不愛財；但不愛財、有理想，卻與極私的常態統治觀悖離，自然不免受到孤立，孤立則勢弱，勢弱也就無法存活。因此，「忠良」、「好官」、「清官」總是被犧牲了。
這種逼得好人都當不成好人，好官當不成好官，忠臣當不成忠臣，與「自古忠良無下場」的情境，其實只因為「上下交征利」所引發；而終於導致「民不聊生」、「官不聊生」與「王朝自毀」的局面。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統治哲學似乎建立在所謂先聖先賢的哲學上，其實先聖先賢的哲理都已經被改裝，中心只圍繞於私利之上；而又缺乏對權力的制約力量，這是「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之所以成為必然的原因。
簡單敘述：秦漢以後漢文化縱容政治文化過分擴張，尤其向極私的統治哲學傾斜，以致政治文化壓抑了文化的其他面相。所以，今日中國所謂「一切為政治服務」語，其實並非中共發明，而是有歷史與文化上的淵源的；因為秦漢之後權力開始邁向逐漸集中的路程。一切為政治服務，其實只是為統治階層服務而已。
《朱子語類˙卷第一三四》載「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偕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皆是君尊臣卑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說，後世如何肯變？」歷史自有它的邏輯；一旦價值觀確立，那歷史邏輯也跟著確立。
歐洲大一統屬非常態，而中國大一統與分裂反覆輪流出現，與歐洲比較，大一統卻更屬常態。非大一統，則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被統治者雖然也受到壓迫，但還容易找到存活空間。而大一統時，不存在或只存在很少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於是統治階級得以盡其全力擴大統治權，刮搜人民財富，人民反倒無生存空間。
最終，君、國之間的混淆，國無寧日就更加成為必然。
誠然，歷史中國的大一統有大一統的利基，歐洲分裂成各國林立一樣有其利基；中國大一統有大一統的弊端，歐洲分裂也有分裂的弊端。歷史既然存在，不容後人論其合理性；我們僅能就其發展過程，探討當中的變化軌跡，與對後世的影響。
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成為一個大一統國度，以致「書同文、車同軌」可以實現；郡縣政治體制開始確立下來。則在這樣極權的體制下，統治者為一家一姓的利益，不得不盡力於統治技術與典章制度的發展，並可以逐漸成熟，使中國在統治技術與典章制度上比起歐洲各國更顯得成熟。當歐洲各國還在茹毛飲血時，中國卻早已發展出相當精緻的文化。
但歐洲這個長期茹毛飲血，文化相對晚熟的地區，卻由於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競逐，文化之間的交流、衝擊、創新，成為源源不斷的動力來源；於是神權、君權相繼解體，而與中國固守極私統治觀大不相同，這是今日歐美各國超越中國的最重要原因。歐洲世階梯式歷史進程，每一新階不同於前一舊階；中國則呈現出循環式歷史進程，舊王朝的一切總在新王朝中反覆出現。
並且因為極私的統治必須思想管制，焚書坑儒、獨尊儒家罷黜百家，甚至後來的八股科舉考試，無一不是思想管制的階段性步驟。思想一管制，文化豈有不遲滯的道理？相對而言，列國競存，有利於文化創新。
從這樣的觀點看，中國文明先盛後衰，而歐洲文明先衰後盛，就一目了然。
再拿個比喻，中國極私統治哲學好比在屋子裡種樹（「無敵國外患」），屋中雖然沒有人獸對樹苗的摧殘，但也缺陽光與雨露滋潤，當然種不出參天大樹。雖然種不出參天大樹，卻可以修剪出極品的盆栽。而歐洲相對於中國卻是在屋子外種樹（有「敵國外患」），屋子外雖然要受到更多的考驗，卻也無侷限，當樹存活之後，就有機會成長為參天大樹。參天大樹固然雄偉，但卻又乏極品盆栽那種奇特的美感。話說，中西文化的分野，其實也不過如此。
誠然，當今世界局勢早與過去「天下」不同。以當今世界局勢看，中國與世界各國林立於地球之上，就宛如戰國時期中國大小城邦國度林立一般；當前的中國面對到世界各地接踵而來的競爭與挑戰，就宛如戰國時期各國要面對天下各國的挑戰一樣。其中文化交流、比較，甚至互逐優劣也成為勢所必然。中國面對各種變局乃成為不可避免。
以此推論，中國的政治統治哲學將改弦易轍似乎也可以預測，至少將不得不做某一幅度的改變。因此，各界紛紛預測中國將逐步走上民主化，權力將逐漸從統治中心釋出，而與人民分享。
這種現象自秦漢以後延續到今日中國；事實上今日中國在「忠君」與「愛國」兩者上仍然混淆不清。到底黨重於國，或國重於黨，是核心重於黨，或黨重於核心，其實還困擾著中國人。但這種效忠困擾，卻又是歷史中國之必然。同時，在擁護核心、黨重於國、主權重於人權的既存觀念下，人民被犧牲的可能性當然存在。
1993年中國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這樣的文字，納入憲法序言中，正好像西元79年東漢章帝將皇帝定位為「帝王＋天子＋聖人」，並且寫入《白虎通德論》中同一意義。相隔近兩千年，但本質相同；這就讓我們更能理解文化的慣性作用了。至於詳細內容，我們要到下一卷中才能深談。唯一的差別，一個是皇帝，一個是黨。
再看我們前文舉毛澤東整肅彭德懷的例子。當時整個中國的黨政要員，必然也在君國之間的效忠認同出現矛盾；但，他們必然支持毛澤東，或說不敢逆毛澤東更勝於關心中國。否則決不至於在大躍進已經出現危機時｜｜多數人已經感受到危機已經迫近｜｜還繼續矇頭大放衛星，將已經體認到是錯誤的政策，還堅持繼續往下搞。
這種置毛澤東意志於至上，就好比為了維護宋高宗的帝位，連即將可以光復的國土都可以放棄，甚至願意奉承、屈膝於歷史上從來認為是夷狄蠻貊的部族為上國。在這種情況下，臣子、百姓當然更成為芻狗，死了岳飛父子又算什麼？同理，整肅個彭德懷又算什麼？
但問題沒有如此簡單。死了岳飛，代表北方將淪陷於金；這在當時已經可以預見。整肅了彭德懷，代表將出現大災難；這在當年同樣可以未卜先知。追溯其源頭，其實只在臣民該認同國家至上，或帝王至上；問題之簡單，如此而已。認同國家至上，那就不該殺岳飛，並且該重用岳飛；認同國家重要，那時縱使彭德懷批判了毛澤東的冒進，也不該整肅彭德懷，甚至應該積極採納彭的意見。但擁有最大權力者，僅顧全自身最大人身利益，國家、人民不得不就給忽略了。
君國之間的矛盾，總是君勝出，而非國勝出。於是災難臨頭。
說穿了，這還是孟子「民重君輕」思考的延續；只不過倒過來罷了。
同樣，當君、國、權臣（外戚、宦官、權臣）發生效忠認同危機時，勝出的又往往是權臣一方；當曹操當權時，誰理漢獻帝？當魏忠賢當權時，誰理明熹宗？此外，王莽、竇憲、梁冀、司馬懿、劉裕之流的人物多不可數，於是王朝鼎革，朝野上下再經幾番清洗，小民則成為「交征利」的殉葬物。正如〈山羊坡懷古〉所唱的：「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 望西都。意踟躕，心碎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同樣常見於歷史，也屬歷史中國之必然。
至於四類型誣反事件模式我們討論已多，應該可以不再談。
除此之外，「常態」與「非常態」的概念，是個重要的概念。我們批判歷史、人物，不以求全為責備標準；而以常態、非常態來論斷。
人不免於犯錯，王朝同樣不免於政策失誤；我們不能期待所有的官僚不貪污、人民不犯法。這是不切實際的。但設若貪瀆成為官場常態，那這個政府早晚是要垮台的。我們同樣不能期待文化沒有它的不圓滿處，因為不存在任何一種毫無缺陷的文化。但當文化以自毀為常態時，那這文化必然有著它無法自圓滿的深層危機。
中國歷史證明，秦漢之後的中國，只是君權不斷擴張，而相權（臣權）不斷萎縮的紀錄；文官體系權力不斷對君權萎縮，權力被高度集中。但面對人民，連縣官都成為父母官；縣官不只掌控著行政權、司法權，也成為倫理觀的仲裁者。因此，只要具有官方身分者，哪怕是最基層的皂吏，在面對人民時，幾乎都成為全方位最高指導者。人權已經蕩然無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日說貪污，在歷史上卻只是官場常態行為的一部份，因為天下「本來」就是皇帝他家的；或說，一個縣，也類乎暫時屬於縣太爺私人的一樣。他取走他家的，這又怎與貪污有涉？就好比我取走我自己的東西，當然談不上貪污。於是，今日所說的貪污，早成為漢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只是常態行為中的一隅；甚至給緣飾為「禮」的一部分。「送禮」、「收禮」往往與賄賂、貪瀆難以區隔；反倒是清廉為官成為非常態。
所謂非常態就是偶而出現；清廉之所以只偶然出現，在於清廉並非統治權不斷無限擴展下的主流思想。傳統中國時期的主流思想，以擴大統治權，集中權力，相對壓抑人權為常態。所以中國歷史上清廉官吏與貪官不成比例的原因，實種因於此。要在歷史中國找出赫赫有名的清官，好像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尤其君父、父母官的觀念固化後，更是難以區分；父母（帝王）取走孩子（百姓）的所有，怎又與貪污有關？子女的，能不是父母的？基本上，地方官吏對於稅收、勞役都有權自訂，或另立名目。人民當然成為于取于求的對象。
前引《孟子》同篇說：「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這除了是當時上下交爭權的狀況之外，其實也是此後中國歷史循環的一部份；在努力「利吾國」、「利吾家」、「利吾身」後，權臣、宦官、外戚都成為潛在的帝位威脅者。因為秦漢之後中國的統治哲學，建立在一人擁有天下的基礎之上，是私的極端表現。為了不使已經獲得的私利失去，只有認定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不可信的。於是，統治階層從來就是在上的防著在下的；而後在下的盯著在上的屁股底下的龍座。歷史中國成為一種對內防衛的政治體系；於是，所有力量都投入於內鬥之中。可以用來應付新興力量的｜｜比如農民起義，或新興異族｜｜都是王朝輪番內鬥之後的殘餘力量。經久之後，當然，一點丁外力就可以搞垮巨無霸的王朝體系。
歷史中國之所以以「誣反事件模式」、「君國認同危機模式」，導致「王朝自毀機制」長期作用，並成為常態現象，實在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當極私統治哲學被確立下來之後，這種思想已經內化為文化中的一部份，它便隨時要出來「發揮」一下；王朝不自毀，那是不可能的。從極私統治哲學的史觀下，可為一目了然。至於極私統治哲學的末節現象，比如貪瀆、誣反或君國認同危機，那當然成為常態，而非非常態。
我這種說法，不是說當前的民主政治國家，就不再有貪瀆或國家認同上的問題；而是說，在民主國家中，這樣的問題不至於成為常態現象。
歷史中國這種歷史進程，與歷史歐洲有極大的差別。歐洲一直大小國度林立，統一不是常態，分立才是常態。於是統一觀念相對薄弱，國家間存在競爭，被統治者反倒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存活；其情況接近於古典城邦時期的中國。人民即使受統治者壓迫，壓迫的時間也不致過久。因為統治者對小民過度壓迫，將造成國家基礎流失，可能受國人推翻，還要擔心其他國家的統治者對其土地、人民與資源的覬覦，這將使他收斂自己的行為，人權相對獲得重視。
中國在秦漢大一統後的統治基礎，既然建立在從一人一姓的現實私利之上，遂陷入無可避免的「上下交征利」與上下交爭權的過程中。各級統治者必然要在競逐私利的過程中受到殘酷威脅，在「上下交征利」的競逐中，加深體制不安。
這種從私出發的統治理念，與古典城邦時期也同時存在著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因此又形成有政治理念者難以存活的現象。因為為私利奮鬥才是常態，為理念、為人民奮鬥屬於非常態。這就造成「說忠良，道忠良，自古忠良無下場」的局面，而「貪官污吏」卻總成為叱吒風雲於一時的重要人物。當中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忠良」、「好官」或「清官」有理想、不愛財；但不愛財、有理想，卻與極私的常態統治觀悖離，自然不免受到孤立，孤立則勢弱，勢弱也就無法存活。因此，「忠良」、「好官」、「清官」總是被犧牲了。
這種逼得好人都當不成好人，好官當不成好官，忠臣當不成忠臣，與「自古忠良無下場」的情境，其實只因為「上下交征利」所引發；而終於導致「民不聊生」、「官不聊生」與「王朝自毀」的局面。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統治哲學似乎建立在所謂先聖先賢的哲學上，其實先聖先賢的哲理都已經被改裝，中心只圍繞於私利之上；而又缺乏對權力的制約力量，這是「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之所以成為必然的原因。
簡單敘述：秦漢以後漢文化縱容政治文化過分擴張，尤其向極私的統治哲學傾斜，以致政治文化壓抑了文化的其他面相。所以，今日中國所謂「一切為政治服務」語，其實並非中共發明，而是有歷史與文化上的淵源的；因為秦漢之後權力開始邁向逐漸集中的路程。一切為政治服務，其實只是為統治階層服務而已。
《朱子語類˙卷第一三四》載「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偕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皆是君尊臣卑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說，後世如何肯變？」歷史自有它的邏輯；一旦價值觀確立，那歷史邏輯也跟著確立。
歐洲大一統屬非常態，而中國大一統與分裂反覆輪流出現，與歐洲比較，大一統卻更屬常態。非大一統，則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被統治者雖然也受到壓迫，但還容易找到存活空間。而大一統時，不存在或只存在很少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於是統治階級得以盡其全力擴大統治權，刮搜人民財富，人民反倒無生存空間。
最終，君、國之間的混淆，國無寧日就更加成為必然。
誠然，歷史中國的大一統有大一統的利基，歐洲分裂成各國林立一樣有其利基；中國大一統有大一統的弊端，歐洲分裂也有分裂的弊端。歷史既然存在，不容後人論其合理性；我們僅能就其發展過程，探討當中的變化軌跡，與對後世的影響。
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成為一個大一統國度，以致「書同文、車同軌」可以實現；郡縣政治體制開始確立下來。則在這樣極權的體制下，統治者為一家一姓的利益，不得不盡力於統治技術與典章制度的發展，並可以逐漸成熟，使中國在統治技術與典章制度上比起歐洲各國更顯得成熟。當歐洲各國還在茹毛飲血時，中國卻早已發展出相當精緻的文化。
但歐洲這個長期茹毛飲血，文化相對晚熟的地區，卻由於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競逐，文化之間的交流、衝擊、創新，成為源源不斷的動力來源；於是神權、君權相繼解體，而與中國固守極私統治觀大不相同，這是今日歐美各國超越中國的最重要原因。歐洲世階梯式歷史進程，每一新階不同於前一舊階；中國則呈現出循環式歷史進程，舊王朝的一切總在新王朝中反覆出現。
並且因為極私的統治必須思想管制，焚書坑儒、獨尊儒家罷黜百家，甚至後來的八股科舉考試，無一不是思想管制的階段性步驟。思想一管制，文化豈有不遲滯的道理？相對而言，列國競存，有利於文化創新。
從這樣的觀點看，中國文明先盛後衰，而歐洲文明先衰後盛，就一目了然。
再拿個比喻，中國極私統治哲學好比在屋子裡種樹（「無敵國外患」），屋中雖然沒有人獸對樹苗的摧殘，但也缺陽光與雨露滋潤，當然種不出參天大樹。雖然種不出參天大樹，卻可以修剪出極品的盆栽。而歐洲相對於中國卻是在屋子外種樹（有「敵國外患」），屋子外雖然要受到更多的考驗，卻也無侷限，當樹存活之後，就有機會成長為參天大樹。參天大樹固然雄偉，但卻又乏極品盆栽那種奇特的美感。話說，中西文化的分野，其實也不過如此。
誠然，當今世界局勢早與過去「天下」不同。以當今世界局勢看，中國與世界各國林立於地球之上，就宛如戰國時期中國大小城邦國度林立一般；當前的中國面對到世界各地接踵而來的競爭與挑戰，就宛如戰國時期各國要面對天下各國的挑戰一樣。其中文化交流、比較，甚至互逐優劣也成為勢所必然。中國面對各種變局乃成為不可避免。
以此推論，中國的政治統治哲學將改弦易轍似乎也可以預測，至少將不得不做某一幅度的改變。因此，各界紛紛預測中國將逐步走上民主化，權力將逐漸從統治中心釋出，而與人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