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吊青邱子高季迪

吳淞北郭青邱子，述志憂懷嚮自由。
俊逸才思高八斗，因文罪己那可休！


　　青邱子歌　　　　高啟　[明]

序：江上有青邱，予徙家其南，因自號青邱子。閒居無事，終日苦吟，間作《青邱子歌》言其意，以解詩淫之嘲。

　　青邱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鏽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

　　田間曳杖復帶索，旁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邱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咿咿鳴。朝吟忘其饑，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慚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鬬，不管烏兔忙奔傾。

　　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斫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入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虱，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嘴味得大羹。世間無物爲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

　　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父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欻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珮還瑤京。


　　後青邱子歌　　　　右文　[現代]

序：有明三百年歌詩，余最愛者，高季迪一人而已。比得全集，慕其才而悲其遇，觀集中有《青邱子歌》一篇，乃作《後青邱子歌》以寄意。

天遣磨蠍大手筆，肇開有明三百年。
鬱儀結鄰空自負，安知吳地起雲煙。
雲煙宛轉相縈繞，仿佛海外之臞仙。
當厥下筆生光焰，燃犀照徹九重淵。
有如西極騁俊足，魏晉唐宋與周旋。
又似畫工盤礴臝，吳帶欲舞風翩翩。
欲把太白袂，思拍老杜肩。
王楊盧駱當時體，年少祖生先着鞭。
所貴瞳仁翦秋水，精神宛在澄且鮮。
頫視北地與曆下，優孟紛紛劇可憐。
鬼語幽獨等自鄶，平生不見鯤鵬翾。
豈知有才如斯鍾奇禍，誰與擘箋飛蒼天！
可能天意有與奪，命捨磨蠍兩難全。
空有文章播人口，韓公貶謫蘇公遷。
零語隻字竟何罪，將身霾沒驪龍涎。
嗟乎！前有盧玉川，後有青邱子，
詩人遭遇乃如此。
碧血已逐清煙凝，丹心猶在托片紙。
風騷長新六百年，孝陵一夢南柯蟻！

註：圖中所示為當代書法家蕭世瓊於癸未春寒之初，路遙，遂寫草書高啟詩的書法墨寶。詩中內容是“泊舟登危亭，江風墮輕幘。空明入遠眺，天水如不隔。日落震澤浦，潮來松陵驛。綿綿洲漵屏，莽莽葭炎機。”


“五雲閣下之仙卿”
高啟（1336年至1374年），字季迪，號槎軒、青邱子，長洲縣人。元末明初詩人。高啟出身富家，童年時父母雙亡。生性警敏，讀書過目成誦，久而不忘，尤精歷史，嗜好詩歌，兼長眾體，尤其以歌行及七言律詩為最著名，詩風高華俊逸，清新剛健，並與張羽、徐賁和宋克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詩文，號稱“北郭十友”。同時他與楊基、張羽和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

元末群雄競起，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守吳中，禮賢下士，聞高啟才名，多次派人邀請，延為上賓，招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碩卿，而高啟年僅十六歲。他厭惡官場，廿三歲那年藉故離開，攜家歸依岳父周仲達，居住吳淞江畔青邱，即是現今的角直境內，自號“青邱子”，以青邱人自居，曾作有《青邱子歌》。

此詩強烈而鮮明地體現了脫離倫理的羈絆而獲得自由發展的個人化要求，此詩作於至正二十年（1360）高啓開始隱居於青邱之後，其時他早年懷抱“要將二三策，爲君致時康”的理想已經破滅，深刻覺悟到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詩中“不問龍虎苦戰鬬”，意謂他對張士誠和朱元璋等群雄紛爭已經厭倦。

“終臥此鄉應不憾，祇憂漂泊尚難安”
他對人生目標的選擇，既非一向受尊重的達官、遊士、隱者，亦非日益活躍的富商，他祇願做一個詩人，一個自由、孤獨的詩人。而詩對於詩人來說，既不是閒適的消遣，更加不是一種實現社會道德目標的工具；詩祇是詩人自身內在的需要，不服從任何外在的目的。如此強調詩人的價值及詩的非功利性，是過去極少見的。同時以前也難以看到有人像高啓那樣強調藝術創造當中的主觀作用。他明確意識到詩的本質不在於重現“造化萬物”，而在於自我對“造化萬物”的統攝、再造，即令“無象”，亦可使之“有聲”；詩中的妙景，可與江山爭勝。這裏流露着對自我的創造能力的欣賞與喜悅。而以上種種特徵，在根本上體現着與城市文化的發展相關聯的深層意義上的自我覺醒。

“何事頻頻夢裏歸，祇緣未慣客天涯”
但是像這樣自我禮贊及精神遨遊給詩人帶來的“至樂”是短暫的，他在詩當中表現得更多的是自由精神遭受環境摧殘、壓迫的苦悶及自我價值難以實現的痛苦。高啟在元代長期過着隱居生活，這種生活通常意味着精神的自足及安寧，但高啓的心境，卻顯得異常紛擾複雜，交織着焦慮、憂鬱、渴望、驚惶、恐懼、痛苦、愉悅......這種心境的構成並得到表現，不僅因爲身處亂世及選擇生活道路的困難，即如“居閑厭寂寞，從仕愁羈束”及“行憂釜見奪，謁恐冠遭溺”等等詩句，更加重要的是因為詩人高度覺醒的自我精神，已失去了傳統文化當中固有信念的支撐。從前的隱士，譬如陶淵明在玄學化的自然觀當中、王維在禪宗理念當中和陸龜蒙在救世的憤激當中，分別獲得心理的平衡。而這些都無法給高啟帶來精神安定，他更加關注自身命運乃至真切、細微的生存感受，並且始終保持着心理的敏銳。

實際上，高啟已經不能用舊有的“隱士”概念來指稱，他的詩中表達了以前的隱士所不曾體察或不願暴露的心理狀態，具有更為真實的人性的美感。但這樣自由、美麗的世界僅是幻想而已，並與詩人常常感受到的孤寂相伴隨的是莫名的驚悸。詩人在寫景狀物時，經常烘托一種淒清的氣氛，增入恐懼、顫動的因素，這其實是詩人主觀心境的反映，這種情緒的產生源於與幻滅感俱來的失落感及危機感。這種孤獨、淒厲、驚悸的藝術形象，並與楊維楨詩中常見的外射、恣縱的藝術形象不同，更多表現了詩人對自身生存處境的敏感。

“自知清澈原無愧，盍倩長江鑑此心”
由於高啟諷刺了明代初期宮闈當中混亂的私生活，引起朱元璋的忌恨，據說這是他最終被殺的重要原因。洪武六年（1373年），魏觀奉命任蘇州知府，將高啟從青邱接到城裏，住在夏侯裏，往來密切。魏觀到蘇不久，在張士誠宮殿遺址修建知府衙門，並請高啟寫《郡治上樑文》，此事則被人誣告魏觀有反心，因為高啟文中描寫建築有“龍蟠虎踞”之句，犯朱元璋大忌，於是魏觀被誅，高啟也受到牽連被捕，在押解途中，賦作《絕命詩》以自白：

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南九不還。
自知清澈原無愧，盍倩長江鑑此心。

最後高啟被處以腰斬極刑，年僅三十九歲。不管此說是否確實，他寫這樣的諷刺詩總是很大膽而容易招致危險的。總之高啟入明以後，他的自由個性與正在形成的高壓環境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甚至在辭官回鄉以後，他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壓抑及痛苦。這期間他給自己起了個“槎軒”的別號，並在《槎軒記》當中加以說明：自己猶如一塊浮木，祇能“隨所遭水之勢”漂蕩，“安乎天而已”，即任由命運的顛簸。

高啟這位當時最有聲望的詩人竟然被以腰斬之刑處死，這是一個政治事件，由此朱元璋向不願順從的士人發出了明確的警告。這一慘劇加速了明代初期士風的轉變。 就是高啟，他後期的詩歌已不可能具有《青邱子歌》所表現出的高昂自傲的人格精神。後來他的詩多是歎老傷懷之作，早年那種飛揚豪邁的氣概，幾乎看不見了。高啟的詩，對明代詩歌影響較廣，以致有人把他譽為明代詩人之冠冕。高啟，有文武才，無書不讀，以詩著名，高啟有些雜言七言古詩的風骨、情采、聲色及熔裁等方面都與唐代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非常神似，放於兩人的詩在其中，一時難以分辨。《四庫全書提要》稱他“詩天才高逸，實踞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返之於正，啟實有力。”其詩集有《高太史大全集》，文集有《鳧藻集》附上《扣舷集》詞。


後記：以詩論詩人，在下平生最為欣賞的詩人是唐代詩人李太白、李義山和李長吉，及至欣賞其他朝代者尚有東晉田園詩人陶元亮、明代詩人高季迪和徐文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