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利堅是世界巡警。
日本右翼不會理解紳士的善意。日本脫亞入歐甚麼都學到了，就是沒學到貴族風度及寬容精神。日本西方化，是強化了軍國主義。德國是個思辨的民族，思辨是為了追求真理；日本是個崇武的民族，崇武必然迷信實力。直到自我毀滅，也不接受教訓。

別聽人家說日美同盟如何了得，就亂了方寸。其實日美是同床異夢。日本政客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外交上確實得了分，一是趁歐盟與美國拉開距離之機，擠了進去，實現了向海外派兵的宿願；二是在中美之間打進一個楔子，阻止中美接近。兩者都提高了它的身價。而美國近年確也感到有點孤獨，需要這麼一個會來事的小夥計，給它撐撐門面。但日本想的是挑起中美衝突，坐收漁利；美國想的卻是鼓勵日本出頭牽制中國，坐山觀虎鬥。各打各的如意算盤。中國親日派主張聯日抗美，那是對自己實力估計太高了，而日本右翼根本就沒把中國放在眼裏，即使中國想和它平起平坐，他們也會認為有失自己的身份。

這樣有歷史的原因。在反法西斯戰爭當中，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付出的代價是14：1，日軍死亡一百四十萬（兩顆原子彈殺傷的十幾萬人不包括在內），美軍犧牲十萬；在中國戰場代價是1：13，日本傷亡（包括平民）二百四十六萬，中國傷亡三千二百萬。所以日本祇承認敗在美國手裏，不承認敗在中國手裏。在日本右翼眼裏，中國乃是手下敗將。美國才是勁敵，趕超對象。真正要向美國挑戰的是日本，雖然目前「潛伏爪牙」有點難受。他們所以拼命宣揚「中國威脅論」，無非是嚇唬美國人：中國的崛起，就是美國的衰落。誘使美國為它火中取栗。日本政客年年參拜靖國神社，紀念廣島被炸，就有「臥薪嘗膽」的意義。靖國神社供奉的頭號戰犯東條英機，正是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

日本軍國主義者忘恩負義，對中國「以德報怨」及「放棄戰爭賠償」的善意當做軟弱無能的表現。但它又時刻不忘報仇雪恥：報兩彈之仇，雪戰敗之恥。他們反對太平洋戰爭歷史觀，說這是成王敗寇歷史觀，要為侵略元兇翻案，把被處死的戰犯說成是「為保護民族而戰死」的英雄。這分明是同美國叫板，但美國默不作聲，它在日本駐有重兵，不怕日本政客瞎折騰。更不會多管閒事，在中日之間充當和事佬，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日本在亞洲被邊緣化，重要性下降，當不了龍頭，甚至連蛇頭也當不成，才最符合美國的利益。日本超強之日，才是美國倒楣之時。東南亞國家二戰後獲得獨立，擺脫了西方殖民統治，當年和日本合作的權勢集團沒有遭到清算，還繼續執政，和日本有一種「剪不斷理不亂」的關係，但也未必願做日本皇民。而日本敵視中國的政策，又使他們處於兩難之境，無論支援哪一方，都是對另一方的冒犯。日本越美化自己越孤立，不可能找到朋友。美日都怕對方和中國聯手，因此，一項富有遠見的政策，不是甚麼聯日抗美，而是理順中美關係，將中美合作置於中日友好之上，改善中美關係重於改善中日關係。當前改善中日關係已無餘地，改善中美關係還有廣闊空間。不是把美國擠出傳統的活動區域，而是中國進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戰略重點逐步向中國傾斜，能使中美兩國真正成為「利害共擔者」，也才有可能迫使日本恢復理性，抑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日本的政策和國家目標是自相矛盾的，它要稱霸，就不能依附美國；它要和美國結盟，就不能獨立自主。日本搭美國便車獲了利，現在可能發現它不好下車。日本靠「傍大佬」成了經濟強國，卻成不了政治大國。它要做世界的一極，在亞洲稱霸，說話跟美國一樣有份量，就必須擺脫美國的控制；不擺脫美國控制，它就祇算個二流國家，永遠別想出頭。日本正在拼命提高自己的軟實力，推廣自己的生活方式，飲食文化，我看即使世界上每個人每餐都吃壽司、生魚片，日本也領導不了世界，因為軟實力是指吸引他人效法跟進的道義力量體系，世界上有幾個人認同它的皇國史觀？

西進是中國打通中東的復興之路。
這就是說美日同盟是美國說了算，不是日本說了算。只要美國摁著不撒手，小泥鰍翻不起大浪來。既然「東線無戰事」，西進還有必要嗎？大有必要。西進不是圍魏救趙，不是聲東擊西。有點兒像炮擊金門，告訴美國：我來了，你別走。

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存在一個伊斯蘭世界，在歷史上起了阻隔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張騫西域探險，祇到過吉爾吉斯斯坦的費爾幹納盆地（那裏出汗血馬），鄭和從海路六下西洋，也只到過東非。十字軍幾次東征最遠打到伊斯坦布爾，都無功而返。歐洲列強直到十四世紀才繞過好望角叩開中國的大門。伊斯蘭世界阻擋了西方從陸地對東方的入侵，也使中國發展空間達到地理的極限。亨廷頓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文明衝突的世紀。因為世界最有影響的幾種文明如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印度教，猶太教，還有非宗教的儒教都集中在這一帶，激烈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劉亞洲說機遇易得而機會難求。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百年不遇的機遇，我們豈可錯過。「先下手為強」，劉亞洲的確找到了戰略感覺。

所謂文明的衝突，說白了就是宗教的衝突，打出「文明」的旗號，利於搶佔道德上的制高點。劉亞洲對宗教是持否定態度的，不知他進入中亞，如何周旋。

宗教是人的精神家園，靈魂的棲息之地，不能簡單地以迷信視之。無神論者不信上帝，卻將毛澤東乃至鄧小平神化，劉亞洲不也驚歎「小平真奇人也」嗎？他們都敢做上帝從來不做的事。無神論輕生，有神論重生，你說誰的危害更大？無神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唯物論者光說假話，你說誰更有麻醉性？有人說，敵人披着宗教外衣活動，但貪官污吏也披著共產黨外衣活動，難道也取締共產黨？政府本來就不該管人靈魂的事，你花錢修廟建廟，好像是對宗教的重視，其實是對宗教的捆綁，不罵你罵誰？你掏了腰包就要管事，給他定級別、發工資，處級和尚，科級喇嘛，都成了公務員，這也請示，那也報告，比神管的還寬，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寺院裡了。不插手宗教事務，你又不放心，怕它造反。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越管越反，越反越管。

馬克思說，「要從人們的意識中消除這些觀念，祇有靠改變條件。」就是說，解決宗教問題的辦法是在宗教之外，使窮人獲得溫飽，使病人得到治療，使負屈含冤的人有處伸雪，使處於絕境的人獲得希望。延安人挨餓時詛咒毛澤東天打雷劈，但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時就歡呼「他是人民大救星」了。說到底，宗教是一個道德體系問題，一個文化問題，一個思維方式問題，是人類為自身安全在法律和道德之外築起的又一道防線，也是加於人自身的又一種約束，沒有哪個宗教是教人為惡的。沒有宗教的救贖精神，解決不了宗教問題，把它政治化，就是把它妖魔化。逼到無處可退，人就要跳牆了。宗教是一種信仰，時時喚起人的良心，給精神一個安慰，一個寄託。和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提倡延安精神，其實是一回事，祇是教徒們比某些共產主義信徒要虔誠一些就是了。

深圳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的失敗教訓。
初次看到劉亞洲的《捭闔策》，覺得他渾身是膽，氣壯山河，又是弱化俄羅斯，又是夾擊印度，越南「不要也罷」，還要挑戰美國：「西方怕甚麼，我們幹甚麼。」說來說去，都是對手，祇有巴基斯坦一個朋友，要無原則、無條件地支援它，可它又自顧不暇。劉亞洲變成大戰長阪坡的趙子龍了。亨廷頓認為，在世界冷戰結束後，儒家文明勢必和伊斯蘭教聯合起來，嚴重地挑戰西方的價值、利益和權力。這正是「中國威脅論」的理論基礎。亨廷頓是否不幸而言中呢？

也許這就是我們和劉亞洲的根本分歧之點。不能說亨廷頓的看法僅僅是西方人的偏見，中國的政治制度是黨政合一，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本質相同而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對立。但中國正處在轉型的過程中，存在著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黨政合一肯定是混不下去的。我們設想的西進戰略，不是去爭奪，而是去合作；不是去對抗，而是去和解，進入中亞是為了「入歐」，不是「脫亞入歐」，而是「引亞入歐」、「引歐入亞」。我們對一切都應是有原則、有條件的，不能還是老思維：「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自由主義沒有敵人，或者說，不預設敵人。現在都在談全球化。怎麼化？在哪裏化？就在這裏化！因為這裡是世界主要文明的薈萃之地，而且正在此交鋒。現代化既不是西方化，全球化也不是誰吃掉誰。諸文明主體的價值觀念，在交往中發生碰撞，互相滲透，經過中和，融會貫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將形成新的普世文明，中國也在融合的過程中，完成和平民主轉型。

現在美國和歐盟都出現了「和中國融合」的主張。融合比和平演變好聽一點，但內涵是一樣的，你融合我，我融合你，你演變我，我演變你，融合演變出一個和平來，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甚麼多極化，戰國時代，合縱連橫，都是屁話，不知所云。所有這些概念遊戲都沒有超出毛澤東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都是以爭奪霸權為目的，必然導致冷戰的復活，歷史的倒退。最後是軍備競賽，實力較量，軍事捲入，和平死亡。

劉亞洲主張建立西部經濟特區，打通歐亞大陸橋，是個好主意。西進要有落腳點，要有交流的平臺，表演的舞臺，就先由「經濟搭台，文化唱戲」。但是，為吸取深圳的教訓，這個特區不應祇限於經濟，而應是一個全方位改革的試驗區。深圳最大的失敗是它放棄了「特事特辦」的優勢，用祖傳秘方來包醫百病。它培植出一個貪污腐敗、結黨營私、為曝醜聞的官僚特權階層，一個見利忘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它造成一座輿論一律、精神壓抑、公民權利被侵犯、勞工利益被剝奪的血汗工廠。深圳創業時，一些老人去參觀，曾有「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哀歎，今天人們看它會以為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建起的反帝防修的堅固堡壘。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鐵拳頭。

我們寧可再建一百個香港，也不想再建一個深圳。至少香港公務員比較廉潔，貪官污吏沒有那麼多。開荒牛不是五月花。我們有牛沒有花，在雪山之麓是否也開一枝五月花？我甚至想，新特區就叫五月花，從歐盟聘請一位行政長官，由他搭個班子，帶上全部行頭，來演一場精彩紛呈的大戲，這並不損害國家主權，因為他們都是國家的雇員。民國時代，中國海關、郵政都曾聘用外國雇員來管理，頗有成效，也沒出那麼多貪污犯。

承認美國天下共主地位對中國有利。
這要看中國政治走向如何。中華文化世界化，正逢千載良機，理應更加開放。但紅色江山王位的繼承是一種由老王指定的新型世襲制，內鬥內耗、打掃屋子還來不及，哪有功夫引進外來人才。中國政治體制帶有《水滸傳》排座次的梁山遺風，誰坐第幾把交椅，出場先後，出鏡頻率，都有定制，它傳達甚麼資訊？無非是等級森嚴，不可逾越。世人看在眼裏，都覺得滑稽可笑。

哈梅內依已經宣告他們有自己的「大中東計劃」，也要稱霸，內賈德聲明主宰「大中東」是伊朗無可爭辯的權利。阿富汗、伊拉克民主功虧一簣，內戰再起，美國還得捲土重來。我們主張美國留下，中國介入，助它一臂之力，就是希望有關各方坐下說話，不要站著打架，避免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沒有美國的參與，中東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是一個事實，領導權的確立又是以和歐洲結盟為基礎的。但是美國因為單邊主義，經常引起歐洲的不滿；又因為反恐的雙重標準和對人權問題的干預，引起中俄的疑慮，中國還因為臺灣問題而使中美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中俄兩國都游離於美國領導之外，並不意味著中俄是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者，而只意味著領導權的實現是有條件的。領導的前提是必須代表被領導者的利益，「沒有共同的利益就沒有共同的目的」，這話是馬克思說的，你不代表它的利益，它就自作主張，自行其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好像還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中國的民諺早已道出其中奧秘：「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要建立霸權統治，可以通過單邊主義、先發制人，以各種脅迫手段達到目的，怎麼對自己有利就怎麼幹，不管別人同意不同意。但領導權的確立卻必須獲得被領導者的支持。對於中國來說，承認美國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承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儘管有不合理之處，也比無政府狀態要好。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甘心「做小」，不服氣，當第三世界龍頭老大，又沒有本錢，就只能上竄下跳，做些無用功，弄得美國摸不著頭腦，反而於我不利。

中國沒有力量改變美國的政策，但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就是不在世界上製造分裂，不站在矛盾的任何一方，和另一方對抗，而是站在矛盾之上，尋求利益共同點，通過對話、協商，達成妥協。中國沒有超級大國的硬實力，但應有超級大國的軟實力，這就是中國學者提出的以道德銀律和道德金律做為行事準則的大家風度，銀律出自孔夫子：「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金律來自馬克思：「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怎樣對待別人。」折衝樽俎，排難解紛，利益共用，由此建立起互信互助互利關係，引領中國進入世界文明主流，完成中國的民主轉型。這種前景對於少壯軍人也應該有吸引力，為此建功立業，不戰而勝，同樣名垂青史。

中國特色就是「共產黨主義」。
有人認為，中國如果發生動亂，將由和傳統思維決裂的強力部門來收拾殘局，恢復秩序，但看劉亞洲們的表現，這種想法似乎沒有多少現實性。劉亞洲是在一場苦迭打的政變中走上仕途的，手上沒沾血，腳下卻踩着屍骨。他的政治立場不能不使他時時要扮演社會主義捍衛者的角色。他要自圓其說，又說命令不能選擇。就是說，他本意是要選擇正義戰爭，卻不得不服從非正義的命令。這種選擇，不也是扯淡嗎？劉亞洲反對在精英和平民間製造分裂，可以舉雙手贊成，但想知道，他在甚為時候曾經和平民站在一起？當他把個別人褻瀆士兵屍體的行為看作民眾群體的暴行，對天安門母親說你們的孩子死了活該的時候，他是不是也在挑動分裂？如果他有幸做了多爾袞，是不是也要來個「嘉定三屠」、「揚州十日」？

不知道劉亞洲怎樣回答這些問題，他有雙重身份，自然有兩套邏輯，聰明人總是有辦法走出困境的。他說：在軍人中他是讀書的，在讀書人中他是軍人。人們欣賞的也許是他讀書人的一面，而不是軍人的一面。作為軍人，有些話不得不說；作為讀書人，有些話又不能說，而最不好說的就是那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大人就表示過，說不清甚麼是社會主義。說不清還怎為「堅持」？說它是共產黨主義，也不是馬克思創立的那種「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共產黨。歐洲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原產地，中國第一代共產黨人許多是從歐洲開始革命生涯的。西進戰略打通了中國和世界主流文明匯合的道路，也可以說，西進是一場夢幻的尋根之旅，使我們有可能發現文明在擴展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異。劉亞洲說：社會主義是發展中國家必然的選擇，想必他也瞭解下層選擇的是公正，上層選擇的是威權，上層和下層選擇的不是一個東西，雖然都叫「社會主義」。沒有自由民主人權的社會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馬克思說，他的全部理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如果劉亞洲是尊重馬克思的，那麼，在重建中國文明模式的事業當中，他就不難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