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4 14:22:17李曜宇
The problem of media
美國媒體政策與實務問題的反思借鏡（上）
美國媒體政策與實務問題的反思借鏡（上）
─書介Robert W. McChesney《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
美國傳播政治》
「...若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新聞自由觀點來說，實在諷刺──媒體系統如今業已成為反民主的一股重要力量。」
─by McChesney,2004
就在月前，台灣的媒體與輿論界正因為新聞局換照風波，而爭議不斷。反對政府「干預」者，提出新聞自由被侵害的說法，並且高呼超然獨立的NCC應盡速成立。而新聞自由一詞的詮釋與界定，以及NCC的成立是否可以帶來美好的願景，便成為其中討論與爭議的焦點。然而，於此同時，《問題媒體》一書的適時出版，或許可以為這些討論與爭議，帶來一些不同的視界與啟發。
當我們提到媒體制度結構的典範時，慣常便會提及英國的公共廣電制度以及美國的自由市場放任制度。以台灣在地社會而言，台灣的媒體產業市場結構，較類似於美國，而以目前的媒體制度走向，便亦希望能夠朝向美國媒體政策的管理方式前進。然就在許多媒體財團企業與學者、支持自由市場人士高喊著向美國制度看齊的同時，本書的作者，則以觀察者的身分與角度，道盡美國現行媒體政策制度（以FCC為主要批評）與其自由市場結構所帶來的諸種問題與迷思，並將這些問題與迷思嘗試著一一以實際例證翻轉戳破，並促發我們一些新的思考，重新審視媒體制度與主流新聞專業實務牢固僵化的教條概念。
本書的架構，作者希望從一個政策與歷史的角度，探討美國媒體政策與所謂自由放任市場的結構演進與觀念的演變、傳統新聞學實務中客觀中立意理成形的市場性緣由，以及諸此種種之原因與脈絡。並且，試圖從中找出既以成形的僵固意識形態，是如何與當代的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構成一個牢固的結構，作者並且試圖從此一牢固的結構中，解構此一結構的意識形態迷思。作者並以新傳播科技、公共廣電制度來探討媒體改造的可能，最後並以2003年美國社會的媒體改革運動作為結尾，提出媒體改革的他山之石。
本書作者提及美國媒體結構運作的八大迷思， 前三章主要針對前五項迷思詳細討論；後四章，除解構後三項迷思外，亦提出建構新媒體改革的思維與方式。
第一章作者論及了市場與國家政策之間的關係，爾後論及媒體發布管道（郵政與電報）對於美國媒體結構與政策發展的影響。首先，主張自由市場的人士以為美國媒體此般以市場為依歸的政策，乃是自然而然的，甚至連開國先賢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保的新聞自由，是建構在自由市場之下的。對此作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並認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乃為不同層次的範疇，必須分而論之。作者並認為，任何市場或媒體結構，不可能沒有政府公共政策引導。作者更論及，每個人都會引用美國開國元勳的傑弗遜總統「寧要報紙而不要政府」的一段話，卻鮮少人提及後面的但書：「但我必須說明，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應該可以收到這些報紙，也要都能讀這些報紙」。作者以此，將美國開國元勳對於新聞自由與公共責任的定義帶開，對新聞自由乃是一種社會權作出詮釋。
爾後，作者從公共郵政系統對於報業流通的貢獻，闡述具有公共責任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此後，再論及到廣播與電報系統等新科技所帶來市場概念崛起的影響，以及FCC的成立與此機構的種種向商業靠攏的問題。作者認為，作為美國引以為傲的獨立媒體管理機構，卻因為市場經濟力的影響，而根本無法善盡其身為整體國家獨立媒體管理機構的責任。更甚之，接手執掌FCC的管理委員，不是本身與媒體企業甚至是政治人物有政治經濟利益掛勾，不然就是離職後每每被收編（再就業）為媒體企業的管理階層。以此，FCC作為一個獨立於政治體制的管理機構，是真獨立或是假獨立，便被赤裸裸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第二章與第三章，作者便開始對於現今美國媒體新聞實務作一連串的分析批評。作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運作之下，傳統新聞學實務中客觀中立意理的新聞報導方式，其實是對於整體民主政治發展與公民社會的運作的一種威脅與危機。而此種客觀公正的專業義理，事實上也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歷史發展脈絡下運應而生。以此，由於媒體資本家與政治人物間，存在著一些物質的利益與權力的轉換，所謂公正客觀的新聞報導，實際上隨著媒體財團的併構與集中，愈來愈無法將新聞事件中內涵的權力與利益分贓的深入問題挖掘出來，記者的自主性隨之愈來愈成為象徵性的價值。而趨逐利益的方式再加上政治利益的間接干預下，導致著社會學家Wright Mills所言：「微不足道的瑣事被毫不留情的公開檢視之際，根深蒂固於這個社會系統邏輯的罪大惡極之行反而被忽視了。」以此，作者對於美國商業媒體的市場運作與保守派政治人物之間的掛勾，說明了美國媒體政策與制度結構的腐敗與墮落。
前三章作者開啟了一個反思美國商業媒體政策與制度的迷思與問題，美國媒體制度層面的問題在作者的論述與大量舉證下昭然若揭，並促使後四章的論述有了承接的依據。
Our Questions：
1.對照台灣媒體制度與環境的現狀，與美國所遇到的情況差異為何？
2.思考看看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意理是否是牢不可破的唯一價值？
3.台灣的NCC一旦成立，其可能的侷限與問題會在哪裡？
政治學者拉許：「民主需要活力十足的公眾論辯，而非僅僅是資訊…，民主需要的資訊只有通過論辯才會出現。直到問對了問題前，我們都無法瞭解我們到底需要知道什麼。」(右圖為問題媒體作者ROBERT W.McCHESNEY，他是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傳播系教授，本周主持一次電台節目)
當政策在密室裡制定，缺乏公眾理解參與，任由強大商業利益力量操控，亦即由唯利是圖的商業組織所稱的「專家」來主宰，那麼，大家都能猜到政策結果，這個媒體系統將以服務大企業財團的利益為優先。
由於私人媒體集團掌控大多數政客與管制者，媒體改造是極為艱困的政治戰鬥，人們不斷被媒體灌輸媒體的錯誤資訊，無法認識媒體曲系的真實運作狀況，人們好像很滿意媒體或對政治過於冷漠。在當前的媒體制度，奢談有意義的媒體自律，如果我們要解決當前媒體體系的問題，就是要公開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以人民力量來改變媒體。
1980、1981年代新自由主義得勢，市場管轄下大眾或公共參與媒會被批判是官僚干預，大家以為只有自由競爭才會有最好的效率。可是，結果媒體政策逐漸遠離公共福祉的考量，集中在如何強大商業組織的利益。我們總是被告知，美新科技搭配自由市場理論，加上政府官僚體系不加干預，美好的應許之地就在眼前。
盲目崇拜市場的狂熱，使得媒體核心問題加速惡化，媒體改造(media reform)變成眾人矚目字眼。例如FCC多數委員以官僚威風之姿，按他們自己標準程序辦事，公眾卻覺得他們應受譴責。
媒體改造運動躍然登場
1996年《電信法》普這場新興社會運動媒體改造運動搧風點火，《國家》、《進步主義者》、《此時此刻》等雜誌特利報導批判主流媒體，如同現在的「媒體教育基金會」所做的一樣。而進步的媒體觀察組織「公平正確報導」(Fairness&Accuracy In Reporting，簡稱FAIR)誕生了。
1996年在舊金山，1997年在紐約，全國性的「媒體與民主」會議也吸引很多人參加。福特基金會資助的2千年調查指出，50%美國人高度關切媒體併購，86%表達一定程度關切，70%美國人認為媒體集團愈來愈龐大，60%不相信併購會帶來更好的內容與服務。
媒改勢力生機勃勃，1999年在西雅圖反WTO示威活動中，誕生了「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s)，雖然這麼多活動表示美國人關心這些議題，但媒改運動依舊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和商業媒體之外，不存在於多數美國人民心中。
21世紀初，非裔美國人康達哥在伊利諾州的春田透過低功率調頻電台向群眾對話，而FCC主席肯納德(Willian Kennard )因為無法取締低功率電台，轉而要地方社區團體接手合法化。但商業電台主要支持者卻推翻這項計畫，低功率調頻電台的草根力量最後終舊輸了，低功率調頻電台數目從千個降到幾百個，肯納德說：「如同一早醒來，突然發現法案已底定，人們完全被擺了一道。」
2002年春，佛蒙特州眾議員桑德展開「國會議員下鄉與民眾面對面」活動，鎖定「財團控制媒體問題」，吸引了數以百計人潮，回響熱烈。
2001年10月，鮑威爾取代肯納德為FCC新主席後，在委員會成立「媒體所有權特別工作小組」，進行解除媒體所有權規範活動」，「消費者聯盟」等單位則展開全面反制。
根據規定，企業在單一市場只能擁有一家電視台，少數大城市也只能有兩家 ，且單一企業覆藝的收視人口總數不能超過總收視人口的35%，不過，在FCC同意下，維康與新聞集體擁有特權 ，已超過規定的占有率。
鮑威爾對決柯普斯
鮑威爾認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讓企業先吃蔬菜才吃點心。」他認為FCC角色就是要讓媒體集團取得更多獲利，他主張讓創新者自由取得市場對大家都有利。2002年歲末，FCC裡的共和黨員要完全解除所有權限制。在此同時，民間反對媒體鬆綁的民間力量也組織起來。
2003年元月，情勢變化，參議員達許利的助理阿德斯坦進入FCC，他主張：「讓少數強大企業全然控制媒體，違反自由社會根本原則」。
鮑威爾如同媒體鉅子梅鐸或雷史東的代言人，他在《今日美國》雜誌說：「大量選擇意味更多節目更多選擇，也給公民更多控制權，除了增加數百電視頻道外力美國還有無止的資訊提供管道。」
但消費者聯盟的穆瑞指出：「有線電視可有五百個頻道，但供由五家公司控制了這個市場，其市場占有率跟1970年代三大電視網一樣。」
左右攜手
2003年時，對鮑威爾的聲浪累積到三百萬民眾，此時美國攻伊拉克時反戰運動風起雲湧，但反戰人士卻得花更多時間與主流電視新聞報導對抗，新聞台處理布希開戰時豪無批判性形同政府宣傳工具。國家廣播公司的頻道MSNBC二月時把唐納修節目停播，原因是其節目來賓反戰反布希，質疑政府開戰。
此外，清靜頻道電台舉辦支持戰爭的集會，並開除一個曾 最佳廣播獎的主持人，只因為她反戰。在此同時，清靜電台和梅鐸新聞集體正在尋求購併更多媒體，梅鐸宣布要買下「直播電視」公司，這公司是美國衛星電視傳輸的龍頭。
在此同時，保守勢力也反對媒體所有權管制鬆綁。專欄作家薩弗爾在《紐約時報》寫了八篇文章反對鮑威爾，他說：「各種權力的集中化，無論是政治的、企業的、媒體的、或文化的，對保守主義者來說都是一種詛咒。權力必須透過地區性的分散，才能鼓勵個別民眾的參與，這也是聯邦主義的精神，更是民主政治的表現」、「媒體領域裡的權力集中化，也會讓某一政治黨派在政治領域裡獨掌大權。」
史上最艱辛的勝利
12月時，CNN的「今夜和羅多布聊天」節目進行了一次非正式電視民意調查，詢問觀眾：「你認為大型媒體集團應被解組嗎？」五千名回答者中，96%回答：「是」。
此外，2003年選民最關注的議題中，媒體問題高居第二，這也是國會議員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會因為媒體政策上的立場而失去選票。
2003年這場轟動全國的戰鬥結果算是勝利了，但媒體系統本身還是停留在2003年6月1日的情況，大家都不想像現存媒體系統更惡化才團結起來，不過，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延續民氣。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相信：媒體做為一種政治力量，我們不是只有忍受它，我們也可以來決定它的形態。或許很多人會說，財團的巨大金錢攻勢可以輕意摧毀人民的組織和努力，但我們可以說，最困難的一仗已經打過了，而且獲得勝利，媒體改造再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已經開始改變。
相較於美國2003年的這場社會力量與財團的戰爭，台灣的媒改力量也在凝聚之中，2005年，立法院通過NCC的過程中，凝聚了多少社會期待與民眾壓力。這些年來，罵媒體與笑記者成為這個社會的顯學，打開部落格，恥笑媒體成為大家必備的技能，但是，這場媒改運動中，我們是否有讓社會更好，情況有所改變嗎？
2005年年底，台灣社會各界熱烈討論電視新聞與政論節目的表現、爭論媒體所有權的外資比例問題，以及整體傳播環境與政策的改革。但是，台灣情況更糟的是這一場政治惡鬥，很多議題與主張，因為在藍綠分明的立場之中，我們喪失了很多對話的機會，也延宕了解決時機。
與美國相同的是，我們的政治力與公部門喪失了解決事情與討論事情的能力，但我卻覺得，一股取代代議士政治的社會民間力量正在縕釀之中，或許2005年年底只是開端，2006年希望更多的媒改團體與社會力量能夠改變我們、改變社會。
美國媒體政策與實務問題的反思借鏡（上）
─書介Robert W. McChesney《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
美國傳播政治》
「...若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新聞自由觀點來說，實在諷刺──媒體系統如今業已成為反民主的一股重要力量。」
─by McChesney,2004
就在月前，台灣的媒體與輿論界正因為新聞局換照風波，而爭議不斷。反對政府「干預」者，提出新聞自由被侵害的說法，並且高呼超然獨立的NCC應盡速成立。而新聞自由一詞的詮釋與界定，以及NCC的成立是否可以帶來美好的願景，便成為其中討論與爭議的焦點。然而，於此同時，《問題媒體》一書的適時出版，或許可以為這些討論與爭議，帶來一些不同的視界與啟發。
當我們提到媒體制度結構的典範時，慣常便會提及英國的公共廣電制度以及美國的自由市場放任制度。以台灣在地社會而言，台灣的媒體產業市場結構，較類似於美國，而以目前的媒體制度走向，便亦希望能夠朝向美國媒體政策的管理方式前進。然就在許多媒體財團企業與學者、支持自由市場人士高喊著向美國制度看齊的同時，本書的作者，則以觀察者的身分與角度，道盡美國現行媒體政策制度（以FCC為主要批評）與其自由市場結構所帶來的諸種問題與迷思，並將這些問題與迷思嘗試著一一以實際例證翻轉戳破，並促發我們一些新的思考，重新審視媒體制度與主流新聞專業實務牢固僵化的教條概念。
本書的架構，作者希望從一個政策與歷史的角度，探討美國媒體政策與所謂自由放任市場的結構演進與觀念的演變、傳統新聞學實務中客觀中立意理成形的市場性緣由，以及諸此種種之原因與脈絡。並且，試圖從中找出既以成形的僵固意識形態，是如何與當代的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構成一個牢固的結構，作者並且試圖從此一牢固的結構中，解構此一結構的意識形態迷思。作者並以新傳播科技、公共廣電制度來探討媒體改造的可能，最後並以2003年美國社會的媒體改革運動作為結尾，提出媒體改革的他山之石。
本書作者提及美國媒體結構運作的八大迷思， 前三章主要針對前五項迷思詳細討論；後四章，除解構後三項迷思外，亦提出建構新媒體改革的思維與方式。
第一章作者論及了市場與國家政策之間的關係，爾後論及媒體發布管道（郵政與電報）對於美國媒體結構與政策發展的影響。首先，主張自由市場的人士以為美國媒體此般以市場為依歸的政策，乃是自然而然的，甚至連開國先賢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保的新聞自由，是建構在自由市場之下的。對此作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並認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乃為不同層次的範疇，必須分而論之。作者並認為，任何市場或媒體結構，不可能沒有政府公共政策引導。作者更論及，每個人都會引用美國開國元勳的傑弗遜總統「寧要報紙而不要政府」的一段話，卻鮮少人提及後面的但書：「但我必須說明，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應該可以收到這些報紙，也要都能讀這些報紙」。作者以此，將美國開國元勳對於新聞自由與公共責任的定義帶開，對新聞自由乃是一種社會權作出詮釋。
爾後，作者從公共郵政系統對於報業流通的貢獻，闡述具有公共責任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此後，再論及到廣播與電報系統等新科技所帶來市場概念崛起的影響，以及FCC的成立與此機構的種種向商業靠攏的問題。作者認為，作為美國引以為傲的獨立媒體管理機構，卻因為市場經濟力的影響，而根本無法善盡其身為整體國家獨立媒體管理機構的責任。更甚之，接手執掌FCC的管理委員，不是本身與媒體企業甚至是政治人物有政治經濟利益掛勾，不然就是離職後每每被收編（再就業）為媒體企業的管理階層。以此，FCC作為一個獨立於政治體制的管理機構，是真獨立或是假獨立，便被赤裸裸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第二章與第三章，作者便開始對於現今美國媒體新聞實務作一連串的分析批評。作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運作之下，傳統新聞學實務中客觀中立意理的新聞報導方式，其實是對於整體民主政治發展與公民社會的運作的一種威脅與危機。而此種客觀公正的專業義理，事實上也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歷史發展脈絡下運應而生。以此，由於媒體資本家與政治人物間，存在著一些物質的利益與權力的轉換，所謂公正客觀的新聞報導，實際上隨著媒體財團的併構與集中，愈來愈無法將新聞事件中內涵的權力與利益分贓的深入問題挖掘出來，記者的自主性隨之愈來愈成為象徵性的價值。而趨逐利益的方式再加上政治利益的間接干預下，導致著社會學家Wright Mills所言：「微不足道的瑣事被毫不留情的公開檢視之際，根深蒂固於這個社會系統邏輯的罪大惡極之行反而被忽視了。」以此，作者對於美國商業媒體的市場運作與保守派政治人物之間的掛勾，說明了美國媒體政策與制度結構的腐敗與墮落。
前三章作者開啟了一個反思美國商業媒體政策與制度的迷思與問題，美國媒體制度層面的問題在作者的論述與大量舉證下昭然若揭，並促使後四章的論述有了承接的依據。
Our Questions：
1.對照台灣媒體制度與環境的現狀，與美國所遇到的情況差異為何？
2.思考看看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意理是否是牢不可破的唯一價值？
3.台灣的NCC一旦成立，其可能的侷限與問題會在哪裡？
政治學者拉許：「民主需要活力十足的公眾論辯，而非僅僅是資訊…，民主需要的資訊只有通過論辯才會出現。直到問對了問題前，我們都無法瞭解我們到底需要知道什麼。」(右圖為問題媒體作者ROBERT W.McCHESNEY，他是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傳播系教授，本周主持一次電台節目)
當政策在密室裡制定，缺乏公眾理解參與，任由強大商業利益力量操控，亦即由唯利是圖的商業組織所稱的「專家」來主宰，那麼，大家都能猜到政策結果，這個媒體系統將以服務大企業財團的利益為優先。
由於私人媒體集團掌控大多數政客與管制者，媒體改造是極為艱困的政治戰鬥，人們不斷被媒體灌輸媒體的錯誤資訊，無法認識媒體曲系的真實運作狀況，人們好像很滿意媒體或對政治過於冷漠。在當前的媒體制度，奢談有意義的媒體自律，如果我們要解決當前媒體體系的問題，就是要公開媒體政策制定過程，以人民力量來改變媒體。
1980、1981年代新自由主義得勢，市場管轄下大眾或公共參與媒會被批判是官僚干預，大家以為只有自由競爭才會有最好的效率。可是，結果媒體政策逐漸遠離公共福祉的考量，集中在如何強大商業組織的利益。我們總是被告知，美新科技搭配自由市場理論，加上政府官僚體系不加干預，美好的應許之地就在眼前。
盲目崇拜市場的狂熱，使得媒體核心問題加速惡化，媒體改造(media reform)變成眾人矚目字眼。例如FCC多數委員以官僚威風之姿，按他們自己標準程序辦事，公眾卻覺得他們應受譴責。
媒體改造運動躍然登場
1996年《電信法》普這場新興社會運動媒體改造運動搧風點火，《國家》、《進步主義者》、《此時此刻》等雜誌特利報導批判主流媒體，如同現在的「媒體教育基金會」所做的一樣。而進步的媒體觀察組織「公平正確報導」(Fairness&Accuracy In Reporting，簡稱FAIR)誕生了。
1996年在舊金山，1997年在紐約，全國性的「媒體與民主」會議也吸引很多人參加。福特基金會資助的2千年調查指出，50%美國人高度關切媒體併購，86%表達一定程度關切，70%美國人認為媒體集團愈來愈龐大，60%不相信併購會帶來更好的內容與服務。
媒改勢力生機勃勃，1999年在西雅圖反WTO示威活動中，誕生了「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s)，雖然這麼多活動表示美國人關心這些議題，但媒改運動依舊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和商業媒體之外，不存在於多數美國人民心中。
21世紀初，非裔美國人康達哥在伊利諾州的春田透過低功率調頻電台向群眾對話，而FCC主席肯納德(Willian Kennard )因為無法取締低功率電台，轉而要地方社區團體接手合法化。但商業電台主要支持者卻推翻這項計畫，低功率調頻電台的草根力量最後終舊輸了，低功率調頻電台數目從千個降到幾百個，肯納德說：「如同一早醒來，突然發現法案已底定，人們完全被擺了一道。」
2002年春，佛蒙特州眾議員桑德展開「國會議員下鄉與民眾面對面」活動，鎖定「財團控制媒體問題」，吸引了數以百計人潮，回響熱烈。
2001年10月，鮑威爾取代肯納德為FCC新主席後，在委員會成立「媒體所有權特別工作小組」，進行解除媒體所有權規範活動」，「消費者聯盟」等單位則展開全面反制。
根據規定，企業在單一市場只能擁有一家電視台，少數大城市也只能有兩家 ，且單一企業覆藝的收視人口總數不能超過總收視人口的35%，不過，在FCC同意下，維康與新聞集體擁有特權 ，已超過規定的占有率。
鮑威爾對決柯普斯
鮑威爾認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讓企業先吃蔬菜才吃點心。」他認為FCC角色就是要讓媒體集團取得更多獲利，他主張讓創新者自由取得市場對大家都有利。2002年歲末，FCC裡的共和黨員要完全解除所有權限制。在此同時，民間反對媒體鬆綁的民間力量也組織起來。
2003年元月，情勢變化，參議員達許利的助理阿德斯坦進入FCC，他主張：「讓少數強大企業全然控制媒體，違反自由社會根本原則」。
鮑威爾如同媒體鉅子梅鐸或雷史東的代言人，他在《今日美國》雜誌說：「大量選擇意味更多節目更多選擇，也給公民更多控制權，除了增加數百電視頻道外力美國還有無止的資訊提供管道。」
但消費者聯盟的穆瑞指出：「有線電視可有五百個頻道，但供由五家公司控制了這個市場，其市場占有率跟1970年代三大電視網一樣。」
左右攜手
2003年時，對鮑威爾的聲浪累積到三百萬民眾，此時美國攻伊拉克時反戰運動風起雲湧，但反戰人士卻得花更多時間與主流電視新聞報導對抗，新聞台處理布希開戰時豪無批判性形同政府宣傳工具。國家廣播公司的頻道MSNBC二月時把唐納修節目停播，原因是其節目來賓反戰反布希，質疑政府開戰。
此外，清靜頻道電台舉辦支持戰爭的集會，並開除一個曾 最佳廣播獎的主持人，只因為她反戰。在此同時，清靜電台和梅鐸新聞集體正在尋求購併更多媒體，梅鐸宣布要買下「直播電視」公司，這公司是美國衛星電視傳輸的龍頭。
在此同時，保守勢力也反對媒體所有權管制鬆綁。專欄作家薩弗爾在《紐約時報》寫了八篇文章反對鮑威爾，他說：「各種權力的集中化，無論是政治的、企業的、媒體的、或文化的，對保守主義者來說都是一種詛咒。權力必須透過地區性的分散，才能鼓勵個別民眾的參與，這也是聯邦主義的精神，更是民主政治的表現」、「媒體領域裡的權力集中化，也會讓某一政治黨派在政治領域裡獨掌大權。」
史上最艱辛的勝利
12月時，CNN的「今夜和羅多布聊天」節目進行了一次非正式電視民意調查，詢問觀眾：「你認為大型媒體集團應被解組嗎？」五千名回答者中，96%回答：「是」。
此外，2003年選民最關注的議題中，媒體問題高居第二，這也是國會議員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會因為媒體政策上的立場而失去選票。
2003年這場轟動全國的戰鬥結果算是勝利了，但媒體系統本身還是停留在2003年6月1日的情況，大家都不想像現存媒體系統更惡化才團結起來，不過，接下來的挑戰是如何延續民氣。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相信：媒體做為一種政治力量，我們不是只有忍受它，我們也可以來決定它的形態。或許很多人會說，財團的巨大金錢攻勢可以輕意摧毀人民的組織和努力，但我們可以說，最困難的一仗已經打過了，而且獲得勝利，媒體改造再也不是無法想像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已經開始改變。
相較於美國2003年的這場社會力量與財團的戰爭，台灣的媒改力量也在凝聚之中，2005年，立法院通過NCC的過程中，凝聚了多少社會期待與民眾壓力。這些年來，罵媒體與笑記者成為這個社會的顯學，打開部落格，恥笑媒體成為大家必備的技能，但是，這場媒改運動中，我們是否有讓社會更好，情況有所改變嗎？
2005年年底，台灣社會各界熱烈討論電視新聞與政論節目的表現、爭論媒體所有權的外資比例問題，以及整體傳播環境與政策的改革。但是，台灣情況更糟的是這一場政治惡鬥，很多議題與主張，因為在藍綠分明的立場之中，我們喪失了很多對話的機會，也延宕了解決時機。
與美國相同的是，我們的政治力與公部門喪失了解決事情與討論事情的能力，但我卻覺得，一股取代代議士政治的社會民間力量正在縕釀之中，或許2005年年底只是開端，2006年希望更多的媒改團體與社會力量能夠改變我們、改變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