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到了對海的中央圖書館聽雙年獎的講座，這次是小說。
　　對這個講座帶有不少的期望，因為星期二聽詩的講座時感覺很不錯。新詩的講座有余光中、崑南、關夢南、王良和與羈魂，五位詩人各有特色，尤以崑南與余光中為甚，風采冠絕全場。
　　印象尤深的是一名聽眾發問有關西西實驗新詩的文學價值時，崑南的回答叫人絕倒，宜乎以之作座右銘。
　　「基本上，你只要取得詩人這地位，你要怎樣寫也可以，要怎樣實驗也沒有問題。」
　　無言，只有鼓掌。
　　回說星期六的小說。「猛」人甚豐，劉以鬯、蘇童、也斯、李歐梵、許子東，本以為可以得著很多。把講座說得很差似的，其實不然。
　　先談談五位講者吧。李歐梵是聽過的，主要是評論方面的研究，真箇創作不見得多。對我而說，這是個較為紙上談兵的人，而當日的發言也未見太精彩，而且其半鹹淡的廣府話與聲音混濁的普通話，令人感覺不好。倒是主持的技巧很不錯，和在座的講者很有互動，我喜歡這種主持。
　　蘇童也是聽過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原著小說的作者，據說寫那小說時不過二十多歲，才氣甚豐的樣子。可是我對這種大陸的作者先天就有一種偏見，覺得他們寫的東西總是一團團的，傳統到不成，非要把你悶壞不可。不過我終於沒有看過他的作品，不可多言。然而他回答我的問題時，給我的完全就是這種感覺，傳統派到不成。
　　許子東反而是認識最少的一位。事實上在這之前我壓根兒沒有聽過，可能是我淺陋吧！這許生大概是像李貴生之流的人物吧。在會上他是得著最多笑聲的一員，可是那些笑位對我而言不怎麼樣，就像我對李貴生的笑話有抗體一樣。年輕而顯出「有才氣的樣子」，活脫脫就是李貴生(越想越像)，不過說普通話而已。可是一和幾位前輩有所比較，這傢伙便一如猴子般，輕佻而平凡，嘍囉的級數。
　　對也斯是相當有期望的，他的表現也在我預期之內。而且當天最想聽到的是他的說話，只有他一位能以標準的廣府話發言，好感度自然倍增(對不起，我是個死硬派要用方言的傢伙)。而且很有禮貌，聲線也不錯。
　　最後的當然是我崇拜的劉以鬯。說崇拜可能有點過份，而且近來這崇拜也開始轉移到西西上邊去。不過風采依然叫人心折，很「清」的文人。在這個座談會上，我認識到很多有關劉先生的事。原來劉先生年輕時，是個日寫萬字的賣文者，而這種生活持續了二十多三十年。以往有人說倪匡可能是寫字最多的華人，我想他未必可以超過劉先生。另外，劉先生真的很型，型得我禁不住和嘉鴻說：「年輕的劉以鬯應該真的是梁朝偉。」可是，語言問題很嚴重，如劉先生所言：「我的廣東話不好，普通話也不成，間中會夾雜一些上海話」，惟有如其所言，「多多包涵」。
　　講者所談的內容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都是老調。劉先生的現代小說演變；蘇童的小說生於炎熱不眠夜；許子東的賣文不能賺名利，對自己負責論；也斯的小說家是個臥底等，都很有味道，不過重彈的老調，不如找書看看。倒是許子東說的「現在一千字二百塊，要純以寫作達到月入兩萬來維持生活，幾乎是不可能」，引來劉先生的一番話，把自己在1957時賣文維生的日子剖白：
　　「我每天吃了早飯，便開始寫作。一直到吃中飯，然後又是寫作。到了四五點，便是上班，到報館作副刊編輯。然後七八點下班，回家吃過晚飯，又是繼續寫。那時我是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寫的。那個年代的電台，全天廣播完畢時便會播放《天佑女皇》；要是我當天寫到女皇都跑出來的時候還沒有完成，那便很悲哀了。」
　　許子東大概也從劉先生一句「那時一千字只有十塊錢」中看出劉先生有點火吧，便連忙解釋：
　　「中國內地在五十年代以稿費制度取代了版稅制度，那個時候一千元的稿費也是十元，不過那時知識份子的平均收入是五十元，即是說一個知識份子每個月只要寫五千字，便足夠維持生活。另外，在民國時代，最高的稿費也是一千元十元，那時只有魯迅、張恨水等人可以拿到這個稿費，那個時代的十元，意義又有很大差別。」
　　然後是問答環節。一如散文、新詩的講座，紙張問題多如星數。李歐梵像個信差，不停把問題分類，著不同講者回答(所以說他主持得很不錯)。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是劉先生。
　　一條問題是這樣的：
　　「我在寫作時常遇到寫了四五百字後寫不下去的情況，請問你是怎樣堅持每天寫一萬字的？」
　　劉先生看了看，回答：
　　「我在高峰期每天替十三、四家報館寫連載小說，每天都得寫完當天的稿，否則第二天無以為繼。我沒有時間考慮寫了四五百字寫不下去的問題，所以我不會回答這條問題。」
　　此外大都是老生常談，叫人昏昏欲睡。主要是「用廣東話寫對白可以嗎？」、「男性作家寫女性時會否寫得不好」，悶暈。尤其是一直執著咪的我，手很累。
是這樣的，難得見著劉先生，而性好出風頭的我，怎可能不親口發問一兩條自認有深度的問題。惟紙張問題甚多，我雖身為第二個口頭發問的傢伙，卻跟第一個發問者差了十五分鐘，期間一直執著開著的咪，手又累又不敢亂放又不敢談話(怕咪收音)，感覺很爛。
　　我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們寫小說的人，著眼的應是說故事的方式，還是故事本身？因為觀乎劉先生的一些作品如《對倒》、《打錯了》、《吵架》等，和西西的『拼貼式小說』和一些『以細節淡化情節』的小說，都跟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存在很大程度的差異。作為小說創作者，我們的目光應該放在哪裡？」
　　我心中是沒有既定答案，不過嘉鴻在我未發問之前聽到我的問題，他的回答也可回味一下：
　　「其實你我也知道，在俄國形式主義來看，你問題的兩個概念其實是一個，不能分開的。在不同時候，希望取得不同效果時，用的手法自然不同。」
　　李歐梵讓我選擇回答者，出於想每一位講者都答上一兩句的想法，我回了一句「請主席決定」。這時李歐梵下了一著怪棋，請也斯作答。
　　也斯的回答很長，我不能記全，大意是這樣：
　　「傳統上，小說創作都是以故事為主體的。而這些故事主體的小說往往會出現一些戲劇化的情節，以達到某些戲劇效果。可是到了現代，一些小說作者認為，我們的生活並不會常有這種戲劇化的情節發生，有時一生人也遇不上一次，故此這些作者便想以新方法寫出現代人的生活，這使得新聞體小說和一些『以細節淡化情節』的小說出現，以新的手法去寫小說。可是到了近幾年，又開始有聲音說不要理會甚麼手法，寫好故事便成。我認為寫小說的人，喜歡追求甚麼便寫甚麼，沒有一定的答案。」
　　李歐梵意猶未盡，又請了蘇童回答。就是這段話暴露了他「傳統派」的想法：
　　「其實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基本上兩面都一樣重要，不過硬是貿開來說的話，也可以這樣看。一直以來，我們在文學上都是說『形式為內容服務』，國內更有『一切形式為政治服務』的說法。我認為搞小說創作的人，除非能以新手法寫出一種大家都覺得很好的東西，否則都應該以數千年來大家習慣的方法寫故事。先在故事上下功夫，不要理會手法甚麼。」
　　這個答案當然成立，而且就教學層面來看，應用性很高。可是概念明顯偏於舊的一方，傳統派的傢伙。
　　我本以為李歐梵會邀請劉先生回答這問題的，好歹我也提過他的名字跟作品，而他本人也是以《酒徒》的意識流所為人稱道(不過《酒徒》太多人說，所以我在發問時偏不說這作品)。可是這怪人下怪棋，找也斯找蘇童就是不找劉以鬯，令我有點後悔不指定劉先生回答。
　　接著的幾個問題，也沒有甚麼好記的，很普通，倒是李歐梵幾次請劉先生回答，都給他拒絕，他好像在想甚麼，又好像不時看了看我(我自大的主觀意願)。
　　終於在講座完結以前，李歐梵請劉先生說些甚麼，補充一下。劉先生說：
　　「剛才在這邊(指著我)有位朋友提到一個有關手法的問題，裡面有提到我的作品，好應該由我回答一下，可是主席卻叫了也斯回答，我只好在現在這個機會，補充回答一下自己的看法。」
　　這時眾人已笑得人仰馬翻。李歐梵和也斯互相苦笑，連忙道歉；蘇童也為之絕倒；許子東更不消說，笑得像嘍囉一樣。我自然喜出望外，當然也為劉先生的突如其來捧腹大笑。文學界的泰斗行事果然特立獨行。厲害。
　　劉先生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說過，我寫的小說有兩種，一種是娛樂別人的，另一種是娛樂自己的。我的《酒徒》、《對倒》、《打錯了》，就屬於後一種的小說。我寫小說時，考慮的有四個字：『文貴創新』，這個新說的不是比全世界新，因為你以為自己是最先使用這種手法時，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經有人用過了。故此當我使用某種手法時，我不知道、找不到以前有誰用過這種手法，對我自己而言，已經做到了創新。我的回答就是這些。謝謝。」
　　乍聽之下，劉先生好像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自說自話，發揚他的「文貴創新」。我本來也如是想，可是散會以後，再細嚼這段話，我發現話裡的確有話。
劉先生說的創新，和他的作品一樣，都是手法上的創新，故事呢？沒有提，沒有特意突出。這已經是一種態度，一種表態。他本人的著眼點在說故事的手法上，多於故事本身。
　　我自己呢？有沒有因應這些講者的說法有所改變呢？沒有太大改變，仍是沒有既定的答案。不過會在近期嘗試一下，把重點放在說故事的方法上，算是個人的實驗。這算不算是因劉先生的答案而改變呢？好像談不上，因為近來多看了西西，對那「細節淡化情節」很著迷，準備寫的也是這個(不過我的〈換〉倒是學習劉先生的〈爭辯〉而來的)。
　　講座完結後，我三步兩跳的走到劉先生前，拿出一本《一九九七》給他簽名。劉先生看到書時，有點驚詫的對我說：「這是絕版書呀，你是在哪找到的？」我其實也不太記得書是在哪來的，依稀好像人送的，便胡扯說：「是一位老師送給我的。」劉先生對我笑笑，在上面簽了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