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潘松帶《熙攘之間》才看齊邦媛《巨流河》的，覺得兩部書應該擺在一起看。齊邦媛自言不涉入政治，《巨流河》裡多的是身世感懷；潘松帶化名魏木石當《熙攘之間》的主角，細細紀錄著國共內戰、土改鬥爭、階級鬥爭下常民生活

          解放前，窮人可以道碼頭當苦力，幫人到汕尾鎮等地方挑東西；或者自己買艘小舢舨，幫人運搬東西，不然就做做小買賣，只要夠勤奮，再怎麼樣都能找到生計。如今， 所有流動小販實行聯營。在碼頭上替人搬東西是「搬運工會」的專屬權利，替人接駁東西是「駁運工會」的專屬權利，賣淡水給漁船是「水船組」的專屬權利，帶漁 滷往內地販賣是「滷船組」的專屬權利。一切的一切，非組織會員只要嘗試介入，立即遭到干涉。

          三年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中，農民醉心於鬥爭地主，而地主階級惶惶不可終日，都沒有心思從事勞動生產…從地主階級階級榨取出來的所謂「鬥爭果實」，大部分落入人民政府手中，一部分分給農民吃喝花掉。平白浪費三年建設時間。

          自從解放後，大陸新聞媒體從不報導事實真相。以匈牙利事件為例，事件一開始，報導把差與者的身份一律稱為「暴徒」，及至人民控制了政府，就說是「人民群 眾、愛國的大學生、愛國的大學教授、愛國的作家、有良新的共產黨員」等等，可是等到蘇聯紅軍把暴動鎮壓下去，立刻又回過頭來，說同樣的人民群眾是暴徒。

          香港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香港人心中只有利害，普遍對身邊的人冷漠，欠缺同情心。從來居上層社會的人，壓榨低層社會，一點也不手軟。

          這班傢伙被共產黨趕出來活該！老百姓被連累了才冤枉！只剩一個小小的台灣還在亂搞，憑什麼喊反攻大陸！難怪共產黨笑國民黨貪污腐化！

魏木石捕魚、敲大罛，偷渡至香港後紗廠工人，通過特別師範科考試抵達台灣。

          國民黨和共產黨本來就是同一個祖師爺調教出來的，思想方法乃至行為模式，自然也是師兄師弟之分罷了。

《熙攘之間》分成上、中、下三本，魏木石在大陸時進過人民監獄，下集寫得盡是任教國小時目睹的怪現象，他是個不平則鳴的人，校長、主任、督學都槓上了，批國民黨操縱選舉，又揭發官商勾結。

潘松帶花了20載成就了《熙攘之間》，小說從1949年當年15歲的魏木石開始紀錄到50歲，見證大時代下小人物不平凡的經歷。他寫得很細，一個一個的事件，讀者彷彿透過魏木石的眼而身歷其境。齊邦媛《巨流河》就不同了，她用評論的角度來回顧。

一口氣讀完《巨流河》，齊邦媛所寫的巨流河（遼河）到啞口海（鵝鑾鼻），敘述1924到2005年大時代的動盪，字裡行間感受到國仇家恨仍炙熱地燃燒，書末那句「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恰恰反照出殉國者的血、流亡者的淚深深刻在她的身上了。

齊邦媛出生東北，她的祖父齊鵬大為奉軍旅長，她的父親齊世英卻參加反張作霖革命運動，1926年齊世英加入國民黨，經歷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她的童年輾轉逃亡多地，從天津至南京、湘鄉、桂林、懷遠至重慶，經歷日軍對重慶大轟炸

      日軍投彈轟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斷逃生之路，救難人員在大火中打通兩、三個出口，隧道內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臉上刻滿掙扎痛苦，生還者甚少。

1945年日軍投降

          終於，這些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也嚐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災禍降臨的恐怖了。自侵佔東北以來，他們以征服別人為榮，洋洋自得地自信著，他們家鄉的櫻花秋葉永遠燦爛，卻驅趕別的民族輾轉溝壑，長年流離！

她是國民黨家庭，免不了遭受左派批評

          有的人怕別人不知道他是權貴餘孽，自己在到處炫耀。貪官污吏的女兒滾出去！不要以為你有什麼了不起！

          青年人怎會想到當政府正規軍在權利抗日的時候，他們用種種方式滲透了後方，勝利後，再由傷亡疲憊的政府手中奪取政權，然後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極權控制穩固了政權。

齊邦媛又居住過北平、上海，然後到台大擔任教職，《巨流河》裡紀錄了多所學校，她自己又曾任外文系主任，參與推動台灣的教育、文學。我國中國文課本那個版本正是她在國立編譯館時期審訂出來的。

她寫朱光潛、錢復，寫得最多的是寫齊世英

          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淚，斷斷續續說當年事：明明不該打敗仗的局面，卻敗了，把那麼大的東北丟了。那些年，布滿東三省，一心一意跟著我十多年在敵後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們盼望勝利中央會照顧 他們的孤兒寡婦，也全落了空。沒有出來的人，能在共產黨手裡活著也很少，那些人都是愛國的知識份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適應生存，養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們，是我對不起他們！

1993年她回大陸探親，看望故人。

人要從一切虛空中覺悟，方是智慧。

潘松帶《熙攘之間》從失孤失怙的漁村青年寫起，在國共內戰下，經香港，在台灣落地生根，側重如何討生活；齊邦媛《巨流河》由家庭寫起，流亡各地，描寫許多學生生活，直至接下台大教職、進入國立編譯館，她的先生任職台鐵，遇到「兩路案」；她想要與世無爭，但整本書都在政治影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