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榮幸的“學運世代---眾聲喧譁十年”﹐在我開始網路書寫時﹐給了我很多啟發﹐今天我的書出版之後﹐看到他另一本關於台灣新聞史的採訪著作問世﹐覺得跟我的書能夠配合著看﹐對那個我們渾然不知的時代﹐會有比較中肯的了解。

誠如何榮幸所寫的﹕“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因為，任何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最近的距離—這是這項工作所有榮辱的來源：用他們手中的筆，寫下後人口中的歷史，詮釋新聞的價值與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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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歷經約四十年的戒嚴統治，終於游過了一條又一條湍急、凶險的河流，渡到了民主的對岸；而這群新聞人也歷經身心煎熬，在時代洪流裡載浮載沉地到達彼岸。他（她）們的靈魂深處必然埋著這樣珍貴的種子：深信人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應該更相互尊重、更相互寬容、更訴諸理性、更追求正義。──政治大學前任校長∕鄭瑞城

以下文章轉載自何榮幸在中時的部落格﹕鴕鳥日記。(他算鴕鳥的話﹐我算笨鳥)
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

本文為《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新書自序。這本書的十七位受訪者，依各章順序為司馬文武、薛心鎔、黃肇珩、俞國基、南方朔、吳豐山、李旺台、殷允芃、周天瑞、戎撫天、楊憲宏、楊渡、王健壯、李永得、徐璐、黃年、陳銘城。　　　　

過去一整年，我是在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中度過。

這本書的由來，應該從解嚴前後那幾年談起。當時我還在台大校園搞社團、編刊物，看到顏文閂在《自立晚報》勇於報導「機場事件」真相，司馬文武、王健壯、南方朔、周天瑞創立《新新聞》週刊，李永得、徐璐率先到大陸採訪，楊憲宏去當《人間雜誌》總編輯，在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與人道關懷的激盪中，暗暗醞釀「有為者亦若是」的記者情懷。

一九九一年入行後，我將新聞工作視為志業，帶著滿腔熱血與理想熱情衝鋒陷陣。這些新聞前輩的身影，仍然令人心嚮往之。但我逐漸發現，每個世代的記者，都有不同的時代命題與挑戰，我們這一代記者，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複製上個世代記者的足跡。我們可以學習借鏡或模仿效尤，但最後仍必須走出自己的路。
　
在這種意念驅動下，我從一九九四年「自立事件」開始投入媒體改革運動，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業與戰友相濡以沫，成立台灣第一個自主性新聞團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以此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由於各種因緣巧合，我也陸續與當初仰之彌高的新聞前輩們產生互動，甚至有幸與其中部分人士成為忘年之交。
　
報禁開放十週年時，我正擔任記協《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一口氣專訪了本書中多位受訪者的老靈魂，以四十頁篇幅回顧報禁時期新聞工作者面貌、體檢報禁十年後媒體發展亂象。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的這期目擊者，正是與本書前後十年遙相呼應的前身。
　
過去十年，我有更多機會近距離觀察這群資深記者的起伏際遇與生命情懷，在此同時，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形象與工作尊嚴卻快速沉淪。面臨新聞工作愈來愈深沉的無力感，我希望為本土資深記者留下完整新聞歷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但始終缺乏足夠的工作團隊奧援，難以啟動這項吃力不討好的龐大工程。
　
直到二○○六年九月我出版《媒體突圍—二○○五年新聞獎大滿貫的幕後故事》一書，並於十月獲聘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傑出記者駐所講座」，才讓多年心願得以成真：《媒體突圍》中的世代對話，再度激起我勾勒資深記者生命圖像的動力；台大新聞所師生的積極參與，則讓最重要的工作團隊應運而生。

王健壯總編輯在《媒體突圍》的序言中，以「尋找指路的星星」形容戒嚴時期的困頓環境（「星星」是指記者典範），以此對比當前新聞工作者的自由與幸福；我則期待在多元分殊、藍綠撕裂的新時代命題下，新聞工作者能以不同的姿勢努力突圍。由於我們對當前記者處境的看法明顯不同，這項世代對話再度激起我勾勒資深記者生命圖像的動力，讓我決心以「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作為台大新聞所講座的主題，最後並成為本書「黑夜中尋找星星」的書名靈感來源。

台大新聞所張錦華教授的熱情號召、積極促成與高度執行力，林麗雲、洪貞玲兩位媒體改造學社戰友的支持投入，加上參加講座的十七位優秀研究生積極參與，終於形成最重要的工作團隊，讓這項龐大計畫踏出重要的步伐。我們密集討論這批老靈魂的點點滴滴，希望找出支撐他們走到現在的關鍵密碼。

人生真是奇妙，就在我開始和這批老靈魂深深糾纏之際，一個新生命正準備悄然進入我的世界。二○○六年十二月，這項計畫啟動兩個月之後，太座大人宣布了懷孕喜訊，我的生活自此進入另一個嶄新世界。

接下來往返台大新聞所進行講座、深度訪談資深記者的過程中，我的生命同時在老靈魂與新生命之間交錯：一方面對這批老靈魂的過往有愈來愈多的瞭解，一方面對小小新生命的未來有與日俱增的期待。

隨著資深記者訪談的持續累積，老婆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來。二○○七年中旬訪談告一段落時，老婆的預產期已逐漸逼近。到了八月底，我還在為這批老靈魂的生命史定稿奮鬥時，某一天我走進了產房，欣喜迎接寶貝女兒的來臨。

然而，就如同這批老靈魂的歷程頗多坎坷一樣，新生命的到來也未必平順。老婆自然生產後出現若干後遺症，截至本書出版為止，已經進過三次急診室、動了一次小手術。這本書的定稿，有部分是在醫院中照料老婆時，等老婆入睡後抱著電腦走到醫院光亮處完成。

因此，這本書的策畫完成，對我個人確實具有深刻意義。在我向這批老靈魂不斷靠近的過程中，我其實是在尋求現實新聞環境充滿無力感的脫困鎖鑰，希望為包括自己在內的當前新聞工作者找到安身立命處所。而在小小新生命不斷向我靠近的過程中，我的人生更產生前所未見的根本性變化，從此進入承受甜蜜負擔的另一輩子。這兩者在過去一年奇妙交織，共同譜寫我的記者生涯中極其特殊的交響樂章。

能夠出書了卻多年心願，我要特別感謝這十七位老靈魂的高度配合與前輩風範。儘管部分受訪者在解嚴後出現若干爭議軌跡，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藉此書向新聞前輩們（不論是否在此書受訪之列）高度致敬的心意。當前新聞工作者其實是踩在這些老靈魂的腳印中前進，希望這本書能夠稍微彌補過去台灣新聞發展歷程的記憶斷裂。

台大新聞所三位老師、十七位同學的付出與努力，讓我對台灣新聞教育增加很多信心，我很珍惜這段難得的學術、實務界攜手合作的經驗與情誼。張錦華教授整合台大新聞所資源、爭取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本計畫，是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的關鍵。林麗雲副教授犧牲身體健康以做好訪談的初稿修訂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令人敬佩。本書所有版稅捐贈台大新聞所，希望未來「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還能延續。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林馨琴的促成，讓此書列入具有傳統的「歷史與現場」書系。人文科學線主編陳俊斌當初編輯的第一本書，正是我所撰寫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我們再次合作愉快，是這項計畫的另一項歷史巧合。編輯潘乃慧對於本書的用心，在此一併致謝。本書工程浩大，掛一漏萬與不足之處，尚請讀者包涵指正。

此外，李金銓老師在台大新聞所舉辦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的發言，對於本書導論亦有若干啟發，我彷彿又重回當年閱讀李老師從傳播社會學角度所寫系列作品時的悸動。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愛妻淑媛在過去一年的長期支持與包容。我雖已學會新手奶爸的十八般武藝，但很多時間仍有賴淑媛在新聞工作之外全心照顧寶寶，才能讓我沒有後顧之憂，過了四十歲還能做自己喜歡但非常辛苦的傻事。希望我們的女兒采融健健康康長大後，能跟我們一樣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在未來不同情境下老靈魂與新生命的交織中，同樣對生命保持樂觀、熱情與喜悅。

【後記】
　部落格中斷好一陣子，部份原因是忙於立委選舉新聞處理，部份原因則是投入這本厚達五百二十頁新書的後製工作。如今兩件事都告一段落，可以從容繼續紀錄寶寶的成長過程了。先貼上一張寶寶近照，「四十菜鳥老爸手記」恢復開工囉。

(這篇書摘很長﹐我建議大家要在真想求知的神清氣定的狀態下閱讀。就像裴勇俊這個姿態。)

◎黑夜中尋找星星

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

因為，任何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最近的距離—這是這項工作所有榮辱的來源：用他們手中的筆，寫下後人口中的歷史，詮釋新聞的價值與意義。

二十年前，這群人親身見證，台灣這艘希望之船離開戒嚴、報禁港灣，從此航向廣闊無邊、深不可測的民主海洋。他們雖然參與其中、記錄過程，卻也只能載浮載沉，不知道大海的另一邊究竟還有多少風浪。

這群人散佈在最保守到最激進的媒體。他們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高壓氣氛中匍匐前進，姿態多半扭曲變形，很難保持優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體內兢兢業業，有的人想盡辦法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從中南部發聲，有的人深入觀察民間社會，有的人則與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後人想像他們堅定勇敢，他們身處其中卻可能狼狽不堪。

他們像是在無盡的黑夜中尋找星星，對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對內追尋若有似無的記者典範。

二十年後，這群人當中的十七位，成為本書深入訪談的主角。他們當年寫下的所有報導與觀察，早已存放在各大圖書館提供公開查閱；他們在新聞界甚或其他領域都扮演重要角色，成為菜鳥記者仰之彌高的學習對象；他們新聞生涯的成功與失敗，也已到了可以接受公評檢驗的時刻。

但是，他們走過那段歲月的深刻感受、心情故事與生命情懷，現在才正要開始緩緩傾訴而已。

很少人像他們一樣幸運，可以站在每個歷史的浪頭上，第一手體驗時代變遷與社會趨勢，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使命感與影響力；但凡事總是一體兩面，很少人像他們一樣倒霉，必須在第一時間承受時代的苦悶與侷限，每天醒來後被迫一切歸零，在別人閱讀舊聞的時候繼續摸索前行。

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十七位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心路歷程，勾勒二十年前那個時代的模樣與氣息，讓讀者能夠理解媒體、記者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而這群人曾經各自展現的某些信念、堅持與爭議，如果能對今日台灣新聞界的徬徨與迷失有所啟發，那將是本書最大的喜悅與欣慰。

◎黨外雜誌的日子
　
本書時間範圍涵括一九四○年代迄今，觸及國民政府遷台前後的大陸與台灣媒體氛圍，但主要集中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宣布戒嚴、一九五一年宣布報禁後的媒體發展；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這段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關鍵時刻，尤為本書多數篇幅置身的歷史背景。
　
一九七○年代初期，台灣戰後出生的第一代記者，陸續展開他們的新聞生涯。由於反對運動逐漸興起、被壓抑已久的社會力蓄勢待發，他們在戒嚴環境中開始感受到時代的變動與撞擊，為他們的生命歷程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故事，可以從司馬文武在黨外雜誌與警總玩「捉迷藏」說起。
　
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半年。黨外大老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找來曾經在《中國時報》擔任政治、外交記者的司馬文武當總編輯，希望突破言論封鎖、批判威權體制；同一時間，黃信介領軍的《美麗島雜誌》正在進行全國串連，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等人磨刀霍霍，準備以組黨行動打倒國民黨政權。
　
讀者可以從本書中司馬文武的生命歷程得知，當時他對主流媒體完全失望，因此成為第一個有記者經驗的黨外雜誌工作者。他努力把新聞專業、人文思維帶進黨外雜誌，希望藉此提升黨外雜誌的品質與水準。
　
在那段充滿肅殺氣息的日子，總警每回都拿著蓋好「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的公文來查禁黨外雜誌。司馬文武等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雜誌還沒印出來，情治人員就已經「未卜先知」斷定內容會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

久而久之，司馬文武等人逐漸與情治人員形成「共生關係」，在「捉迷藏」中發展出一套遊戲規則。他們會先印出兩千本黨外雜誌用來「被查禁」，等到印刷廠拿到檢舉獎金、警總也完成查禁任務後，他們才開始印出真正要發行的份數。到最後「皆大歡喜」，情治人員、印刷廠都可以交差，發行達一、兩萬本的黨外雜誌則營運蒸蒸日上。
　
沒有人想得到，多年之後，康寧祥、司馬文武的第三度搭擋（第二度是曇花一現的《首都早報》），場景竟然已經換成總統府內的國安會。老康出任國安會祕書長，也就是俗稱的「情報頭子」，江春男（司馬文武的本名）是副祕書長，算是位高權重的「二把手」。當年被他們恨之入骨的情治人員，後來通通歸他們指揮管轄。
　
當年曾經與司馬文武一起在八十年代與情治人員纏鬥者，或是積極投稿給黨外雜誌者，還包括接受本書訪問的徐璐、李旺台、陳銘城、南方朔、楊渡等人。

徐璐在美麗島事件後創辦另一本黨外雜誌《大地生活》，內容是以社會觀察、人道關懷為主，楊渡還沒當記者前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工的女兒」，就是放棄交給《時報周刊》而改投大地生活。楊渡還曾用歸國學人陳文成弟弟的名字，在黨外雜誌《深耕》上追憶離奇死亡的陳文成；或許是感性的文學手法奏效，這篇文章竟然逃過一劫而沒有被警總查禁。
　
大地生活停刊後，徐璐加入八十年代陣營。多年之後，徐璐因為自立報系大陸行採訪名噪一時，並創辦「台北之音」電台、擔任華視總經理，她的《暗夜倖存者》一書更展現女性莫大勇氣。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瞭解，徐璐在政黨輪替時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站台輔選的心情，以及在華視推動改革「難以與大象共舞」的挫敗經驗。
　
楊渡後來成為《美洲中國時報》編輯而踏入新聞界，並以一系列社會運動、環保運動報導受到矚目，他在本書中詳述當年「報導」兼「參加」鹿港反杜邦運動的完整心情。在中時報系工作多年後，楊渡在二○○七年離開媒體一度擔任國民黨文傳會主任，並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輔選大將。

◎美麗島事件目擊
　
本書受訪者中，李旺台是唯一親身經歷、見證美麗島事件者。在那個驚心動魄、改變歷史的夜晚，他從原本不需要採訪發稿的遊行參與者，轉為心情激動的歷史記錄者，也讓南台灣的《台灣時報》發出了與台北媒體不同的聲音。
　
李旺台當時並不知道，他對於美麗島事件「先鎮後暴」的現場目擊報導，日後會成為知名作家陳若曦搶救美麗島事件中受軍法審判者的重要依據。陳若曦向蔣經國總統提出的呼籲，則是透過《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的報導向全世界傳遞。
　
殷允芃第一次登上紐約時報的獨家報導，是副總統謝東閔被郵包炸彈炸斷手。這項震驚島國的重大新聞，登出來卻只有短短兩、三段。但她鍥而不捨希望為台灣發聲。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她在《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安排下與陳若曦見面。這一回，全世界都聽見了陳若曦等海外人士對於美麗島受軍法審判者的同情。
　
讀者在本書中可以發現，殷允芃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現場採訪時，因為同情呂秀蓮處境而不停落淚，因而招致「同情被告」的批評聲音。殷允芃愈來愈清楚，台灣在國際媒體上的地位有限，她再怎麼寫也沒有用，因此「還不如跳下來為台灣加分」，她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的隔年創辦了《天下雜誌》。
　
率先報導「先鎮後暴」的李旺台，後來接連擔任八十年代及「南台灣兩大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總編輯，因為處理宋楚瑜參選省長新聞與報老闆意見不合，才離開南台灣北上發展，並曾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而短暫從政。
　
李旺台當初會進入新聞界，是因為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的鼓勵。俞國基在北、中、南部及海外歷任媒體要職（包括中部《台灣日報》總編輯、北部中國時報總主筆、海外《遠東時報》總編輯、美洲中時總主筆等），多年來提攜了許多年輕人才。
　
從美麗島事件到海外「江南案」，俞國基幾乎無役不與，他的身上就是一部中南部媒體發展史的縮影，以及戒嚴時期海外華人媒體的重要見證。俞國基對於台灣報老闆們的第一手、全面性觀察，是本書中相當獨特的一個篇章。他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社長享有的「言論免責權」，則讓新聞工作者羨慕不已。
　
至於被李旺台拉進八十年代工作的陳銘城，原本也是台灣時報記者。早在美麗島事件之前，陳銘城就曾親身感受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氛圍。那時他還未當上記者，就已感受到戒嚴體制的壓迫。
　
解嚴後，陳銘城在《自立早報》展開一系列以二二八受難者、海外「黑名單」人士為主軸的人權報導。這些突破政治禁忌的報導並非從天而降，而是走過戒嚴、報禁年代之後的破土而出。政黨輪替後陳銘城進入政府部門，目前仍在文建會策畫相關文史展覽。

◎兩大報時代
　
司馬文武創辦八十年代的那一年，中國時報、聯合報競爭「百萬份第一大報」的戰爭才剛剛開打。當時黨營媒體逐漸沒落、「兩大報時代」正式來臨。
　
美麗島事件隔年，二十八歲的王健壯成為中國時報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採訪主任。讀者將會瞭解，這位原本主編「人間副刊」而承受「鄉土文學論戰」莫大壓力的文藝青年，是在中時老闆余紀忠的呵護下轉戰採訪記者，並且一路受到重用。
　
當初把司馬文武、王健壯拉進中國時報的周天瑞，則是兩度出任中時採訪主任，受到余紀忠賞識自不在話下。周天瑞後來擔任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在美洲中時停刊事件中，見證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同樣無所逃於戒嚴體制下的新聞箝制壓力。
　
兩進兩出中國時報的南方朔，則在資料室主任位置上善用中時資源、飽讀國外期刊，讓他的評論生涯功力大增。但他同時也為黨外雜誌大量寫稿，到最後乾脆實際投入黨外運動，在街頭過了一年衝鋒陷陣的日子。
　
中時內部文化與余紀忠個人風格，在余紀忠與其培養人才的互動中畢露無遺。而司馬文武、王健壯、周天瑞、南方朔這四人的最大共同點，則是以「中時退除役官兵」身份，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夕共同創辦《新新聞》雜誌。在黨外雜誌完成階段性功能後，掀起另一波政論雜誌風潮。
　
王健壯不會料到，日後新新聞會爆發「嘿嘿嘿」風波，而與呂秀蓮副總統對簿公堂，他自己則在多年後回鍋接掌中時總編輯；周天瑞大概也沒想到，他到中央電台董事長繞了一圈，最後還是回到新新聞協助渡過難關；當年黨外雜誌重要寫手南方朔，則已被國民黨推薦為下屆監察委員人選。
　
讀者亦可由黃年、戎撫天、楊憲宏等聯合報系出身的媒體人歷程中，進一步瞭解聯合報內部文化與老闆王惕吾個人風格。
　
美麗島事件至今，黃年歷任聯合報專欄組主任、採訪主任、《聯合晚報》總編輯、聯合報總編輯、民生報社長、聯合晚報社長，現任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他和聯合報系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見一斑，讀者可以一窺黃年長期主導聯合報言論走向的完整理念。
　
戎撫天擔任聯合報政治記者時，曾以「曲筆」寫作方式著稱。「曲筆」意指記者在戒嚴年代無法暢所欲言，只好在報導與特稿中間接、婉轉鼓吹民主觀點。戎撫天在報禁解除後，應康寧祥之邀擔任首都早報總編輯，則被認為是極大的跳躍，讀者還可瞭解戎撫天在政黨輪替後轉戰電視台的自認失敗經驗。
　
至於在美麗島事件前兩個月擔任《民生報》醫藥版編輯的楊憲宏，其於聯合報系進行的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以及《走過傷心地》等著作、擔任《人間雜誌》總編輯，在解嚴前後曾經引發重大迴響。解嚴後楊憲宏轉戰過無數電子媒體，目前則以「媒體名嘴」形象活躍於談話性節目。

◎黨營媒體與自立晚報
　
相較於中國時報被認為傾向自由派，聯合報被認為傾向保守派，走過戒嚴與報禁時期的重要見證者，還包括曾經盛極一時的黨營媒體，以及長期自成一格的自立晚報。
　
一九四六年就已擔任青島《民言報》（國民黨黨報）總編輯的薛心鎔，那時才二十二歲，跟隨政府來台後，一九五○年創辦《大華晚報》並兼任總編輯，一九七一年則接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停筆。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台灣媒體發展，薛心鎔是全程參與的重要觀察者。
　
在本書訪談中，讀者可以看見薛心鎔在北伐、抗戰等大時代動盪下養成的愛國信念，以及他眼中黨營媒體的起落興衰。薛心鎔認為台灣經驗不能與大陸時期切割，他對於如何評價戒嚴體制、台灣民主化的看法，顯然與本書其他受訪者相當不同。他在黨營媒體中爭取依專業義理、記者良心進行新聞處理，同樣是以堅持新聞專業接受社會公評檢驗。
　
台灣第一位黨營／公營媒體女性高層黃肇珩，則詳述其於戒嚴年代採訪蔣中正總統、宋美齡夫人的特殊經驗，以及歷任「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中華日報》社長、正中書局總經理，乃至於當選監察委員的過程。黃肇珩強調「社會安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提醒讀者重視這些在戒嚴時期同樣不容忽視的價值。
　
不僅如此，黃肇珩更深入剖析女性新聞工作者的處境與難題。從女性角色出發，對於媒體內、外環境進行不同於男性的觀察與檢視，讀者更可瞭解女性新聞工作者的內心掙扎與如何突圍而出。
　
至於長期標榜無黨無派、獨立辦報的自立晚報，吳豐山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長期經營「吳豐山專欄」，從採訪主任、總編輯當到社長，領導自立報系在解嚴前後發出不同聲音，並在解嚴那一年促成轟動兩岸的李永得、徐璐大陸行採訪。
　
吳豐山一直想從政，卻被自晚創辦人吳三連一再拉住，只好以選上較輕鬆的國大代表作為折衷；政黨輪替前他轉戰公視董事長，最後終於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讀者可以在吳豐山的訪談中，看到媒體與政治間的拉鋸與掙扎。
　
美麗島事件時還未進入新聞界的李永得，後來一路從自晚政經研究室主任當到總編輯，他跟徐璐當年大陸行的祕辛始末，有助於讀者瞭解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的社會變化與媒體生態。
　
「自立事件」爆發後，李永得轉戰電子媒體，並跟隨吳豐山成為公視總經理，但他比吳豐山更早入閣；出身高雄美濃的李永得，至今仍是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與李旺台同為接受本書採訪的兩位戒嚴時期客籍新聞工作者。
　
上述十七位資深新聞工作者走過戒嚴與報禁年代的軌跡，就是台大新聞研究所工作團隊邀請傳播學者、資深記者舉行諮詢會議後，決定將其列入採訪名單的理由。

(上圖是去年和警察大學畢業生合攝的)


◎戒嚴、報禁到底長什麼樣子？
　
經過了二十年，本書受訪者在談到戒嚴、報禁時期的氛圍時，不少人仍然記憶猶新，部分人士甚至心有餘悸。透過他們的經歷，讀者可以瞭解，戒嚴時期的新聞走向與國家機器控制過程，並且感受當時新聞工作者承受的巨大壓力。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的一部分面貌，在這些受訪者的故事中栩栩如生。
　
本書受訪者中唯一有過坐牢經驗的大華晚報創辦人兼總編輯薛心鎔，在一九五二年「蔡斯事件」中，因為大華晚報記者披露美軍援華顧問團物品失竊、並且表揚刑警破案迅速，就被保安司令部問話拘留，並且一肩扛下責任，拘禁十天才因不起訴獲釋。
　
不過，薛心鎔歷經大陸撤退來台的愛國心，讓他對戒嚴時期的感受是：「政府為局勢所迫，戒嚴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執行上謹慎檢點，不要小題大作、輕率從事、過於敏感、株連無辜，當可避免造成民怨。」後來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的他，對自己這段牢獄之災的總評則是：「有人說新聞記者坐牢，是光榮的歷史。我倒不覺得有何光彩，只覺得是無聊而已。」
　
同樣身處黨營媒體，一九六○年代，黃肇珩在中央社如此採訪蔣中正總統、宋美齡夫人的新聞：「寫稿時，才知道中央社寫總統新聞稿，每寫一行就要空一行，留作核稿人增補之用，所有的總統新聞稿和照片，都要送到總統官邸審定……。我想寫自己所見、所感，試著打破公式化寫作，我把當時深刻感受的現場感帶入新聞……。稿子送回來，我發現在空行間，加了好多總統說的話。我很疑惑地問：『主任，總統沒有說這些話啊，實際參加茶會的人也沒這麼多。』我的主任半帶諷刺回答：『妳看，現在看起來不是比較有深度了嗎？有內容了嗎？也顯得總統很有學問！』從那次以後，我發現中央社報導總統新聞，受制於官邸，尤其是總統致詞內容，往往有增刪。」
　
黨營媒體之外，民營媒體新聞工作者，則普遍感受到強烈的肅殺與恐怖氣氛。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俞國基在n台灣擔任台灣時報總編輯時，感受到四隻管制新聞的黑手：一是影響力無所不在的警總，其次是調查局，三是國民黨文工會，四是軍方的政工單位。「前兩者是威嚇性的，後兩者是懷柔性的，四管齊下，不怕你能逃出這個天羅地網。」
　
除了動不動就被指示「不准報導」某項新聞（不需要任何理由）之外，台灣時報多次被警總認為「有匪諜」，追究報紙為何出現中共十一國慶（其實是打字工人公報私仇嫁禍給另一個工人）及共匪名字（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那個名字是共匪）。俞國基舉了一個小故事，強調當時新聞工作瀰漫著恐怖氛圍：「我記得有天晚上，幾個同事到我家打麻將，因為聽到搓牌的聲音，好幾個警察敲門盤問。其實沒有發生什麼事，但一位同事當場竟嚇得暈倒。這是當時普遍的心理壓力，害怕警總來抓人，那樣恐懼的感覺很強烈，強烈到讓人休克。」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擔任中時人間副刊主編的王健壯被扣上紅帽子，他和前任主編高信疆到重慶南路買了國民黨系統出版的中國大陸文學與本土文學相關書籍，想要跟情治單位辯論，結果在會議中根本沒有機會發言。王健壯記得：「總政戰部負責人講了一句話：『對中國時報不是不辦、只是時候未到。』完全像當年納粹的作風，很恐怖！」
　
離開中國時報後投入黨外雜誌的司馬文武強調，在戒嚴環境下，「幾乎所有媒體裡，都有很多幫安全單位工作的人。記者如果在立法院跟一些黨外的政治人物講話、見面，得到什麼消息，回去只要寫報告給安全單位，都會有獎金。報社裡的人，若跟黨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點，就會被貼上標籤。」
　
在這種高壓氣氛下，一九七九年目睹美麗島事件爆發的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李旺台，竟然在事後質疑自己的親眼見聞：「那兩、三個月期間，我感覺好像要被輿論的大潮流所淹沒，一度迷失甚至懷疑自己。我只是寫下當晚目擊的景況，但被兩報三台的扭曲言論與畫面衝擊後，我時常在深夜時分反問自己：『他們真的是暴民嗎？』、『我之前有沒有支持錯人呢？』這種身在新聞界卻被另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不斷撞擊的經驗，是現在許多人難以體會的。」
　
同樣是處理美麗島事件新聞，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某個標題沒有用「暴徒」兩字，反而用比較正面、肯定的字句。「民眾就打電話罵我們，說要燒報館。採訪主任去接電話，他一急，就在電話裡跟對方吵架，吵完了跟我說：『對方太沒有道理了，說要燒報館！』當時報社內外情緒會相互影響。」這是吳豐山感受到的氣氛。
　
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在當年接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的李永得，依舊感受到肅殺氣氛。當時他寫了一篇名為「軍人氣慨？」的社論，批評參謀總長郝柏村任期過長破壞制度、郝伯村不當發言是軍事統治的前兆。「之後自晚連續兩個禮拜，每天都接到兩個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飛來。全是國防部發動國軍官兵寄的。每張明信片內容都差不多，說我們是『匪報』、說我們污衊國軍官兵，六十萬大軍絕對不能接受。一麻袋一麻袋地寄過來。」
　
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情勢下，戒嚴時期擔任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曾經遭遇調查局人員直闖報社比對筆跡以追查「洩密者」風波的戎撫天，是以這樣的心情尋求安身立命：「當時我體會也遵循的原則，就是『存在才有力量』的原則。記者一定要站在舞台上，才能夠產生作用。這個原則可能不是解嚴後才投身媒體的人能夠體會的。」
　
資深新聞工作者走過戒嚴與報禁的諸多故事，像是被打散了的拼圖，多年後一塊一塊還原拼圖的複雜樣貌。但我們必須提醒讀者，台灣的戒嚴並非在孤立中進行。本書受訪者當年所處的國際局勢，是從美、蘇兩大強權形成的冷戰結構，逐漸進入一九七○年代的美、中（共）和解架構。台灣雖歸屬於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集團，經濟起飛的腳步卻遠快於自由民主的發展，且深受美國控制與影響。戒嚴與報禁必須放在上述國際情勢變化的架構中理解，讀者才能全盤掌握其時代意義。
　
由於戒嚴時期國際情勢並非本書訪談焦點，讀者可根據本書受訪者言談，佐以當時國內外情勢變化，分析媒體與各種社會介面的結構性互動，以進一步理解戒嚴時期媒體發展過程及新聞工作者的立體處境。
　
有興趣的研究者更可持續訪談當年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等各系統人士，瞭解其控制媒體新聞、查禁書報刊物的實際運作，及其與媒體負責人、新聞記者的互動過程，以還原戒嚴時期的更多拼圖，從中瞭解戒嚴時期對於台灣社會及媒體發展的深遠影響。

(看累了﹗請喝杯土耳其紅茶吧﹗)

◎還原記者真實處境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項為了紀念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而進行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訪談計畫，是以廣義政治記者為主體，並且限於平面媒體記者。本書多位受訪者在一九七○年前後進入新聞界，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已歷任媒體要職。本書關切的範圍，是以這些受訪者的解嚴前記者歷程為主體，解嚴後記者歷程雖亦敘及、但並非探討重點。受訪者之一的戎撫天，雖是贊助本書出版的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顧問，但因其獲得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的諮詢會議推薦通過，因此仍在本書採訪名單之列。
　
我們深知，這份採訪名單顯然還有很多遺珠之憾，有些是因為始終聯繫不上，有些則是因為力有未逮而忍痛割捨，對於未能訪談其他同樣值得留下身影的廣義政治記者，我們深感遺憾。這本書只是努力的開始，我們希望在未來延續此項深度訪談計畫，繼續為各領域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身影留下歷史紀錄，從不同角度重建台灣媒體發展中「人」的角色。
　
我們對長期堅守崗位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心存敬意，但我們並未認定，這十七位受訪者就能代表台灣新聞界走過戒嚴年代的全貌，我們更無意塑造「媒體英雄」或「記者典範」。
　
我們相信，這十七位受訪者在不同媒體、地域、新聞專業領域所見證的戒嚴時期面貌，以及他們之中部分人士對抗威權體制、爭取言論自由的貢獻與努力，有助於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過程，並足以作為相關研究的重要起點。
　
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任何人物訪談都可能出現「自我美化」或「選擇性記憶」現象，受訪者可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合理化過往動作言行。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可以對照本書受訪者當年的報導與作品，進一步檢驗其記憶真實性與言行是否一致；或接續訪談本書受訪者的周遭關係人看法，藉此比對與受訪者的經驗是否吻合。
　
此外，在每位受訪者二至四次不等的錄影與錄音深度訪談中，我們盡可能提出各項問題，但受限於出書篇幅字數，無法完整呈現所有面向。在取得所有受訪者同意後，我們計畫將多元、豐富的所有原始訪問內容存放台大總圖書館，作為台灣新聞史與傳播教育公共財。建議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未來可走進台大總圖書館參閱原始訪問內容，在完整訪談資料上深化相關探討與後續研究。
　
而為了尊重受訪者，我們以接近口述歷史的精神，請每位受訪者確認訪問內容無誤，並尊重其增補修改權利，部分受訪者則對最後定稿內容作出較大調整，在此一併說明。
　
我們認為，媒體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些時候被過度高估，更多時候則被嚴重輕忽。至於媒體中的「人」如何走過戒嚴時期的高壓氣氛，如何在解嚴前後試圖發揮影響力，如何在解嚴後尋找安身立命之處，則更是乏人問津，成為台灣新聞經驗中的一大缺口。
　
我們不希望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之後，台灣新聞界還是言必稱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新聞經驗，或是永遠只能追憶《大公報》時期標榜「不黨、不私、不賣、不盲」新聞核心價值的張季鸞。
　
因此，我們希望填補台灣民主化歷程與新聞發展史的這段空白，還原新聞工作者在戒嚴、報禁時期的真實處境，讓當前傳播界與新聞工作者能夠承先啟後，不致於在嚴重失憶與歷史斷裂中前行。
在所有訪談結束後，我們發現，本書十七位受訪者不僅看見了歷史，歷史也看見了他們。

從戒嚴走向民主，歷史看見了這群資深新聞工作者的生命情懷，以及他們背後的媒體結構與社會互動。在初步整理後，我們試圖先從「媒體老闆與資深記者的互動」、「資深記者的使命感與影響力」、 「解嚴後資深記者的生涯轉變」等三個面向出發，勾勒歷史情境中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面貌，提供讀者多元看待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線索與思考脈絡，並期待更多人士加入後續研究。

(上面這張照片是甲面拍的﹐看到時只想到董狐“如椽之筆”﹐我知道木子看到又要笑我“太有歷史感”﹐沒辦法﹐我們本來就活在歷史中﹐活到我這個年紀時﹐我想木子不會再笑我﹗)

◎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

在本書受訪者眼中，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一方面是黨國體制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凶，另一方面卻在某種程度上扮演民主化的推手；報老闆的處境有時候比記者還凶險，其角色雖極具爭議，功過卻難以遽下定論。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愛才行徑，及其與子弟兵之間亦師亦父的互動糾葛，如今則早已成為絕響。

戒嚴時期的台灣報紙生態，常被學者批判為「侍從報業」結構，意指報業只是黨國威權體制的文化控制工具，報老闆則是維護政權利益與安定的執行者。例如兩大報老闆余紀忠、王惕吾，長期雙雙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或多或少必須服膺國民黨以黨領政的意志與操控，戒嚴時期媒體與政治的關係因而常遭嚴厲抨擊。

余紀忠、王惕吾一手打造兩大報家族企業，無疑是戒嚴時期最成功、也最受爭議的媒體巨人。在兩大報新聞工作者眼中，他們的角色遠比外界想像的更加複雜與深刻。

當初因為被打「小報告」而被迫離開中時的司馬文武，對於余紀忠的處境有第一手的觀察：「有一次，余老闆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到中美關係生變的消息，回來就叫我去追新聞。後來安全單位找上我，問我怎麼知道這個消息，還說這是洩漏國家機密，要我把余老闆供出來。我當然抵死不說，但也因為如此，才知道余老闆面對的是多麼困難的情勢。報社老闆即使是中常委，情治人員也是照查……。」

余紀忠後來在國民黨保守派壓力下，面臨無法匯出五百萬美金給美洲中國時報困境。當時他為了拿掉《時報雜誌》一項敏感的座談會紀錄，氣得拍桌子對負責時報雜誌編務的愛將王健壯說：「你的好朋友連米都沒辦法下鍋，你還在這裡講個人理想，講你的堅持、你的期待，你有沒有替這些好朋友想一想？」王健壯因此辭職，但余紀忠最後仍被迫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即使如此，余紀忠對於在中時「惹過麻煩」的子弟兵仍照顧有加。以王健壯為例，他去美國進修的所有費用都是余紀忠出的，時報還照付他薪水，連編輯部門的夜點費也照發。而俞國基因觸犯言論禁忌被余紀忠拔掉美洲中時總主筆後，余紀忠亦持續「按月給予補貼」長達一年。

類似故事與案例，在王惕吾身上亦處處可見。黃年在受訪時另外告訴我們：「當年我從中國時報回任聯合報的時候，王惕吾有天派了一部三陽喜美的車子給我，還配了駕駛，我可能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三陽喜美有駕駛的人。我跟王惕吾說：『不行啊，採訪主任都沒車子。』王愓吾則告訴我說，過幾年我就會升主任了。我是第一個專欄組主任有配車的人，那時候連採訪主任也只能搭公務車、採訪車。」

黃年認為，王惕吾和余紀忠在那個年代，都有他們的侷限，但也有他們的本事，其實並不容易。「那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代，大家都在揣摩蔣經國的底線在哪裡。余紀忠絕對比王惕吾聰明，余先生跟知識份子在一起談話，很自然，語言也相同；王先生則是非常努力地參與知識份子的對話，幾乎到了攏絡的地步，很能夠禮賢下士。他們兩人可能在方法、風情上不相同，但努力的方向都是一樣的。」他更強調：「王惕吾先生在新聞界也是蠻有爭議性的人物，但他後來說：『總統有任期，報紙沒有任期。』我覺得能夠留下這句話，他的一生就值得了。」

余紀忠、王惕吾在兩大報扮演的「家父長」式角色，是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重要篇章。但在本書受訪者眼中，那個媒體巨人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被自立報系員工尊稱為「三老」的精神領袖吳三連，則是戒嚴時期另一位影響深遠的報業領導人。因為吳三連一句話，吳豐山因此放棄參選省議員；因為吳三連一項指示，吳豐山跑了一千三百公里，寫出在自立晚報二版連續刊登一個月的「今天的台灣農村」系列報導；吳豐山多次被「挖角」時，更都因為與吳三連之間「如師如父」的深厚感情而未跳槽。

吳豐山對吳三連的整體觀察則是：「一般人都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他的胸懷、度量都十分寬闊。一般海島國家，不太容易產生大器的人，他卻例外。」

同樣得到本書受訪者高度肯定的，還有台灣時報老闆、眼科醫生出身的吳基福。李旺台有一次寫特稿批評吳基福的恩人、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第二天台時布告欄就貼出「李旺台派調資料室」公文。「後來吳基福對我說，懲罰我是給李煥一個交代。我在資料室待了三個星期，吳基福一直對我說：『你不可以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在資料室的第三個星期，我被調升台北特派員，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吳基福對我的愛護。」

與多位報老闆有過長期共事經驗的俞國基，則在本書中對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作出整體評價：「台灣所有報老闆都太政治了！」

俞國基認為：「台灣時報舊老闆吳基福比較天真、沒有心機，但他辦報還是想影響政治，尤其希望本省人也涉足媒體。台灣日報舊老闆傅朝樞，雖然對黨外幫助不少，但也想藉此獲得與國民黨議價的籌碼。甚至他後來到美國辦報，與中共高層接觸，都是在玩弄政治。而中國時報雖給人比較清新、較有人文性的印象；但余紀忠先生其實也是政治人，雖然他具有人文氣質，但仍免不了想在政治上發揮他的影響力。後來我到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先生不願得罪政壇主流，顯示台灣報紙走向都是隨老闆的政治關係而轉變。台灣沒有一個報老闆能擺脫政治的影響。幾年前進入台灣的《蘋果日報》。雖然沒有政治目的，卻完全市場取向，其未來發展有特觀察。」（註：俞國基未曾與王愓吾共事，因此未對王直接評價。）

我們認為，「報老闆學」是還原戒嚴時期媒體風貌的重要面向。讀者可在本書中找到諸多案例與線索，初步瞭解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行事作風，及其在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過程所處的位置。

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個別功過、解嚴前後報老闆們的差異、兩大報第二代「小老闆」與上一代媒體強人的比較、當前報老闆們的新聞控制方式、台灣報老闆們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

(我最愛裴勇俊這個樣子)

◎戒嚴時期的「大記者們」

戒嚴時期新聞歷程固然充滿壓抑與苦澀，但對於本書不少受訪者而言，大環境限制下的因緣際會，卻意外形成一個讓「大記者」發光發亮的年代。許多新聞工作者在短時間內歷任要職，不但發揮使命感，更擁有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反令擁有充分自由的當前新聞工作者稱羨不已。

國民黨政府宣布報禁後，台灣報紙數目始終維持在三十一家，其中黨政軍勢力控制者即達半數；但在黨營媒體逐漸沒落、民營報紙強勢興起後，以兩大報為首的民營報業需才孔急，戰後在台灣出生的嬰兒潮世代成為重點栽培對象，這群「台灣戰後第一代政治記者」，開始在報紙只能印行三大張的時代引領風騷。

一九七二年擔任《民族晚報》記者的南方朔，成為當年台大畢業、碩士學歷進入新聞界的先鋒。南方朔還記得，當年他的起薪僅僅一千五百元，比他當翻譯每月可賺三、四千元少了很多。但是，此後南方朔的一枝健筆，卻在解嚴前後的新聞界發揮了重大影響力。

比南方朔早一年進入新聞界的周天瑞，則因身處兩大報之一的中時，掌握更好的機會結構。他在六年內當上中時採訪主任，年紀輕輕就負責處理「中壢事件」等重大新聞，既有成就感也承受莫大壓力。

周天瑞接受本書訪問時，回憶他當年採訪國民黨十一全大會時的場景：「蔣經國在閉幕典禮致詞時，我愈筆記愈覺得耳熟，都是我寫過的啊，都變成了他的語言講出來了啊……。自己寫的東西被一個國家領導人這樣引述，代表他的心和我的心是同理的、是心意相通的，這是一種很深的感動。我一邊寫一邊眼淚流個不停，還不能把字弄糊掉，還不要讓別人看見，等他講完，馬上止住眼淚……。」充分顯示一個年輕記者發揮影響力時的內心激動。

同樣受到蔣經國總統重視的，還有一九六九年就進入新聞界，沒多久就在自立晚報寫專欄的吳豐山。吳豐山還記得：「有段時間，蔣經國先生很重視我寫的專欄，常派宋楚瑜來告訴我：『你的建議，我們照辦。』或者『你的建議，我們一時做不到，明年再來做……。』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比周天瑞晚進中時的王健壯，則更像是坐直升機一般，三年後就當上採訪主任，負責帶兵與聯合報競爭「一百萬份第一大報」，二十九歲就擔任時報雜誌社長兼總編輯。王健壯形容當時受到重用的情況是：「當時報社調整職務就有聘書，我大約一年收三張聘書，一共有十幾張聘書……。我們就像是戰場上的兵士，報社叫我們到哪就到哪。」

有段時間同時擔任紐約時報及《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記者的殷允芃，則是用這樣的心情發揮使命感：「中美斷交那段期間，我為美國媒體工作，但我體會到沒辦法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當時我的位置和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有時候人家問我：『你為什麼那麼愛國？你到底是什麼人哪？』我就會說：『我是在台灣的中國人。』」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剛從醫學院畢業進入民生報的楊憲宏，卻在公害環保領域看到了記者的使命感。當時爆發弱勢者吃錯油的「多氯聯苯事件」，憤怒的楊憲宏認為：「看來看去，真的只有新聞界是最有反省力的，記者可以很努力地去瞭解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提出批判；政府系統卻推得一乾二淨，無論是地方或中央，全部都一樣。你可以看到最爛的官員每天講那些你聽不懂的話，完全無力對抗這件事。」

楊憲宏針對多氯聯苯事件寫出的第一篇調查報導「哭泣的教堂」，就是他的第一篇得獎作品。此後楊憲宏在聯合報系的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讓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公害環保記者。楊憲宏後來出版的《走過傷心地》，以及楊渡在解嚴前後出版的《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等書，則皆被視為當年重要報導文學作品。

「林宅血案」震驚台灣社會後，陳銘城決定離開台灣全錄公司的高薪工作，毅然走上記者這條路。他相信「新聞言論的突破，是台灣走上民主國家，以及保障人權的重要方向。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之後，更需要有人站出來，去做這樣子的工作」。陳銘城最後在自立報系找到發揮空間，寫出一系列訪問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海外黑名單人士等突破禁忌的人權報導。

解嚴那一年因為歷史性大陸行而轟動兩岸的李永得、徐璐，事後則雙雙對於「暴得大名」進行省思。李永得強調，他和徐璐原本不是自立晚報安排的人選，後來因緣際會率先成行，只是歷史的偶然而「浪得虛名」；徐璐也認為，大陸行的虛名在那幾年對她造成「很大的負擔」。

解嚴之後，這些「大記者」們則頗有失落之感。

解嚴前曾經被戲稱為「地下新聞局長」、長期以評論影響力著稱的司馬文武認為：「寫一篇文章能造成很大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只能期待，累積很多、很久的作品後，自己的風格、價值觀念、基本原則，會被人認為是可靠的。」

司馬文武對於媒體影響力消退的看法是：「媒體影響力跟新聞自由一樣，不專屬於特定的報紙或記者，而屬於整體新聞環境。現在資訊太多，媒體影響力難免被稀釋。同時，我們也要體認自己沒有比別人高明多少，只是有能力、技巧和機會表達出來而已。」

長期主導聯合報社論走向的黃年自嘲：「國家現在內耗空轉，記者就像是薛西佛斯，每天推石頭上去然後又滾下來，那是一種無力感。我有時候跟朋友開玩笑說，我現在寫社論的成就感，還不如幫我太太洗一次碗，真的有時候會這樣想。」

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社長的俞國基也強調：「現在的政府、政治人物怎麼『刺』都沒有反應。現在當記者，寫什麼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沒有反應，在成就感上還不如戒嚴時代。戒嚴時期，存在威權政府這種明顯的目標，又有警總在背後盯著，身為新聞從業人員，反而很有使命感、很有理想。」

其實，今昔相較，戒嚴時期因緣際會加上個人努力形成的「大記者」們，單打獨鬥的個人風格強烈，但相對缺乏橫向連結與勞工意識；解嚴後新聞工作者雖然影響力消退，卻多了橫向連結（例如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大眾傳播產業工會聯合會、新聞界連署抗議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對《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申請假扣押等）的可能性。

讀者可以在本書中看見部分「大記者」的完整心路歷程，並可進一步瞭解戒嚴時期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女性新聞工作者的不同發展軌跡。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值得繼續探討解嚴前後「大記者」的角色轉變、報紙記者影響力的消退、中南部新聞工作者對於破除「台北觀點」的努力、解嚴前後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變化等重要課題。

◎解嚴後他們為何都從政了？

細心的讀者應該早已發現，本書多數受訪者，或早或晚、或長或短都曾投入政治之路，似乎是這群資深記者從戒嚴走向民主的第一項集體趨勢；此外，多數受訪者在解嚴後紛紛從平面媒體轉戰電子媒體。這種生涯轉變似乎成為這群資深記者的第二項集體趨勢。至於部分受訪者在解嚴後出現若干爭議，他們在受訪時則坦然接受各界檢驗。

解嚴前後，「政媒兩棲」與「學官兩棲」同樣是社會各界批判焦點。一般認為，政治與媒體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界線。政治與媒體間雖允許轉換跑道，卻不容同時腳踏兩條船而傷害媒體獨立自主。

當初在八十年代標榜不從政的司馬文武，對於政黨輪替後出任國安會副祕書長的解釋是「滿足好奇心」。由於國安會工作不需與媒體接觸，他不認為自己面臨「政媒兩棲」問題。八十年代另一位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李旺台，後來則基於「對林義雄（時任民進黨主席）的為人與理念都很有好感」，因此在林義雄邀請下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

同樣在民進黨政府當官的李永得強調，媒體人轉任政務官違背他的信念，因此一開始沒有答應入閣，但在「身為客家人，應該用專業回饋、服務客家鄉親」的勸進理由下，最後他還是一路坐上客委會主委位置。

早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已擔任監委的黃肇珩認為，「記者跟監委有很多相似點」，記者出身的她適合擔任監委，就任監委後則保持記者的精神。南方朔可能是以相同的觀點，接受國民黨邀請列入國民黨監委推薦名單。

一九九六年就已幫陳履安寫過總統競選文宣的楊渡，其接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的理由則是：「希望再次政黨輪替，終結單一政黨長期執政，避免台灣走入新獨裁。」不過，他認為到國民黨當黨工只是「階段性任務」而已。

無黨無派，但與政治始終糾葛不清的吳豐山，則對自己的性格進行這樣的分析： 「我喜歡跟人家接觸、人脈好，這適合做政治；可是我不喜歡黨紀，不喜歡扭曲良知，這適合做新聞」；他雖已入閣做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但在心理上仍不認為這輩子真正從政過。

這是本書受訪者對於走上政治之路的部分理由，讀者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合理，並且找到新聞工作者容易轉換跑道從政的部分原因。

弔詭的是，在戒嚴時期看似立場一致的新聞工作者，解嚴後紛紛分道揚鑣投入不同陣營。這種現象更加證明，當年所有進步社會力量（包括進步新聞工作者在內）只是基於對抗威權體制而形成鬆散的「反國民黨大聯盟」，等到威權體制解體後，統獨國家認同、藍綠黨派對立成為主要社會矛盾，資深新聞工作者分別捲入新的社會動員方向，他們的差異也才更加清楚浮現。

(也喜歡裴勇俊這個笑容,他就是用拐杖也身段優雅﹗)

本書受訪者在解嚴後紛紛走上電子媒體之路，則是觀察這群資深記者發展軌跡的另一項重要線索。（楊憲宏、吳豐山、李永得、徐璐、周天瑞、戎撫天皆曾擔任電子媒體高層，李旺台、楊渡、陳銘城也都有製作或主持電視節目經驗。）

讀者可以發現，這群資深記者轉換跑道的過程未必順利，有些人固然自認有所發揮與建樹，但也有些人面臨嚴重挫敗經驗。例如徐璐想要改革「老三台」之一的華視，最後卻黯然坦承失敗；戎撫天想要帶給東森電視台不同思維，最後也是以受挫收場。

新興電子媒體需才孔急、挑戰性高且影響力與日俱增，顯然是解嚴後平面媒體高層「換軌」領導電子媒體的重要背景。不過，這一回他們並沒有像當年進入報業那般駕輕就熟、勝任愉快，成敗經驗也似乎不如他們想像中美好，顯示不同媒體屬性仍可能對資深新聞工作者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

除此之外，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專業領域，也已出現若干爭議，有待社會公評檢驗。

徐璐除了在二○○○年政黨輪替時站台輔選，其後更接受民進黨政府指派為華視副總經理，成為外界眼中的「官派媒體高層」。對於這種轉折，徐璐強調，她曾向民進黨人士強調：「不要再官派了，你們應該建立遴選制度。」但得到的回答是：「現在三台都仍由官股主導，不官派、誰派呢？要進去裡面，才能改革，才能讓黨政軍退出媒體。」其後她接受這項理由進入華視。

但徐璐在本書訪問中也坦率指出，現在回想起來，「急需一個工作來填補離開『台北之音』後，漂泊了近一年的工作空虛感」，可能才是她進入華視最大的驅動力。

王健壯在新新聞社長任內發生的「嘿嘿嘿」事件，則讓他陷入「活在壓力鍋裡最長的一段時間」、「傷痕到現在都還在」。他在本書訪問中強調：「坦白說，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只比讀者多知道一點點，而且新聞也不是我處理的，但呂秀蓮要提告後，五分鐘不到我就把楊照（新新聞總編輯）找來，我說所有事情我來處理。我明白這件事恐怖的影響，但我要為同事扛下。」

新新聞官司敗訴後，王健壯認為：「可惜台灣的媒體、司法、國會，跟水門案時的美國媒體、司法、國會不一樣，沒有一群人一起去做扒糞者的角色。以後若呂秀蓮、王健壯各自出書，『嘿嘿嘿』事件一樣是無頭公案。」

同樣是與政治人物打官司，黃年是因撰寫聯合報社論「辦到謝長廷腳前的那一條線為止？」而遭高雄市長謝長廷控告誹謗。他在法庭辯護時強調，新聞記者的「第四權」是憲法賦予的憲政權利，「戒嚴時期，當局用一種方法扼制新聞自由；解嚴以後，當局則用另一種手法扼制新聞自由。例如，當年的警總、新聞局、文工會針對新聞個案管制，但民進黨的一句『統派媒體』，則是全盤否定及滅殺新聞媒體的民主憲政角色。」與王健壯不同的是，黃年的官司獲得了勝訴。

楊憲宏長期被視為「呂秀蓮副總統重要策士」，並且大量參加談話性節目、接受媒體訪問，則已被認為是談話性節目、媒體名嘴亂象的重要參與者。

對於這種定位，楊憲宏在接受本書訪問時另外強調，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呂秀蓮副總統重要策士」，也無法認同談話性節目的作法，因此他決定退出「二一○○全民開講」等談話性節目。不過，在本書出版之前，楊憲宏已在談話性節目再度出現，他向我們表示，他的參與可以「讓談話性節目的討論理性一點」。

楊渡在二○○六年倒扁紅潮期間發表的「倒扁關鍵，在敢不敢動亂」一文，曾引起軒然大波。外界批評楊渡主張動亂，楊渡本人則認為「這只是一則新聞分析」，他不覺得自己是在鼓動群眾動亂。

無論是否接受上述辯護，讀者都可在本書中看見這些資深新聞工作者不迴避爭議的理念陳述與心情告白。我們認為，新聞工作者如同筆下監督對象，同樣應該接受社會公評檢驗，相信本書受訪者亦是在相同心情下進行自剖。

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則可繼續觀察台灣新聞工作者從戒嚴走向民主的共同趨勢（並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新聞工作者在解嚴前後言行是否一致、解嚴前後政媒兩棲現象、解嚴後媒體人投身藍綠兩大陣營、記者從「報導者」成為「被報導者」的過程，以及當前談話性節目充斥「資深記者」放言高論等重要課題。

◎資深記者核心理念與生命情懷

解嚴二十年之後，本書受訪者對於媒體環境今昔對照有許多觀察與感觸，並各自流露出不同的生命情懷。我們除了想探討：戒嚴時期對抗威權體制、爭取新聞自由的核心理念，對當前新聞界還有什麼啟發價值？我們也想瞭解：是什麼原因支撐資深新聞工作者走到現在，依舊充滿熱情與鬥志？

二○○七年十月台大新聞研究所舉辦「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威權解體與新聞自由的崎嶇路」，長期關切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的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譽退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以「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灣的游擊媒介與政治運動」為題強調：

「解嚴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自由化把政府控制送進歷史廢堆，媒介從檢查制度的桎梏中解放，這是不可輕易抹煞的成就。可惜台灣未進一步建構全面民主的媒介秩序。市場在戒嚴時期抗衡政府的媒體控制，解嚴後卻逐漸取代政府成為媒介自由的羈絆；市場控制比政府控制較不著痕跡，後果卻一樣不可小覷。目前，任由這許多媒介在扭曲的市場秩序中廝殺，個個都是財務的輸家，但最大的犧牲者莫過於『公共領域』。」

李金銓的結構性觀察與感慨，放在當前藍綠撕裂、兩極對立的社會氛圍與媒體環境中，更加彰顯新聞工作者充滿無力感的真實處境。

在這種巨大的集體困境中，本書部分受訪者主張「戒嚴年代勇氣比智慧重要，解嚴之後智慧比勇氣重要，而且更需要專業」，部分受訪者卻堅持「在藍綠對立中保持中間、拒絕選邊，其實比解嚴年代更需要勇氣」。那一種特質才是當前新聞工作者最需要的條件？

當了這麼久新聞工作者，本書受訪者中，有人相信自己「從來沒有犯過本質的錯，如果犯了，我一定立刻不幹記者」，有人卻是「每天寫完評論都會後悔，總是會在截稿後，想到怎麼寫會更好，但是來不及，所以只好隔天再寫一篇」。哪一種態度才是資深記者應有的自省？

本書受訪者中，不少人認為自己是自由派，並憑藉自由主義理念走到現在。但自由主義在當前新聞界應該如何實踐？自由派理念就可以扺擋收視率惡性競爭、藍綠對抗邏輯？更重要的是，戒嚴時期據以對抗威權體制的自由派理念，現在要如何對抗媒體老闆的鮮明政治立場，以及置入性行銷對於新聞專業的侵蝕？

讀者可以在本書中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觀察本書受訪者燃燒熱情的方式，檢驗本書受訪者的理想有無褪色。我們相信，回歸記者這項「志業」的原始初衷，以及記者這種「人」的生命情懷，有助於當前新聞界思索從戒嚴到民主的自我定位與方向感，在新聞崗位上重新注入理想與熱情。

希望本書所見證的歷史記憶，能夠有助於社會各界珍惜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在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的此刻，重新看見新聞工作者努力走過的軌跡，並且重新思考媒體存在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