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样退让，而是毅然选择了抵抗。
　　
　　68年过去了，是非已有定论，我们不能原谅蒋介石的一切反动行为，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淞沪抗战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妥协；在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没有投降；在国际制裁无望之后，他也没有丧失信心。在那民族危急的时刻，蒋介石也企图力挽狂澜。
　　
　　在长江三角洲4个月抗战中，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显得呆板，同时对国际力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这些都影响了抗战的进行，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使得日本的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美梦成为泡影。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卢事发生不作避战之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军委常委徐永昌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1∶3，抗战准备至少尚需6个月，他于1937年7月14日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在知识阶层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等当时也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7月16日日记云：“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到7月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日记云：“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当一意应战，核发战斗序列，不当再作回旋之想矣。”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战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遭必不能免战之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