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亞洲杯盃足球賽以來，日本與中共關係便一直惡化。且接踵發生中國潛艦侵入日本海域、日本擬停止對大陸的官方援助(ODA)等事件後，已到近來的最低點。除了新仇之外，尚有舊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中共一直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感到不悅，今年APEC會議上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甚至還「警告」小泉，認為參拜靖國神社已經成為中日關係的癥結。一方面，中共歷年也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提出抗議，並要求日本必須正確認識歷史。

　　事實上，中日兩國從1972年建交後沒有達到真正的友好，而這些衝突的結構性根源在於日本的自我定位及歷史觀與崛起後的中國有所矛盾所致。

　　日本認知世界秩序的概念邏輯即源出中國。中世紀的日本認為世界由中國(震旦)、印度(天竺)以及日本構成，三國之下各有受影響的小國，世界秩序當然由這三國建構，所以日本也如同中國一般要求各國使節必須按照日本禮儀晉見朝拜。18世紀後的日本，其天下觀更混合了「華夷之辨」，認為中國與日本同為「中華」，是世界中心；次一層是採用中華文化的「外國」，如朝鮮、琉球與東南亞等國；而最下一層是中華文化圈以外的國家如歐洲各國。這圖像與中國金字塔型的中華文明秩序邏輯如出一轍，都認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高鄰國一等，自己有義務或是使命來散播其較優越的文化並建構世界秩序。

　　近代，日本目睹清朝衰敗不堪，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徹底破滅。加上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盛，遂發展出將中國排出秩序中心的天下觀，認為自己才是正統東亞文明的擁有者，因此對中國的態度也從尊敬轉為不屑。此後日本為擴張需要選擇「脫亞論」，將自我角色定位在與西方列強同列，反過頭來一同與西方列強競逐在亞洲的殖民地、侵略中國，並在20世紀初期提出興亞論、大東亞共榮圈等理論，支撐著這些論述的，就是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東亞秩序觀。這個夢想直到與美國在東亞以及太平洋的利益發生衝突，釀成太平洋戰爭後才破滅，日本這套天下觀才趨於沉寂。

　　二戰後日本接受美國支配，但由於冷戰，美國讓日本成為在東亞的代言人，日本也因為高度經濟成長以及先進的科學技術，若干程度地成為東亞區域秩序的中心，雁行理論的提出即在證明此點。換言之，雁行理論及日本的ODA可以被視為日本欲以自我為中心建構新東亞文明秩序圈這套天下觀的體現。而中共則因為錯誤的發展政策使得國力衰退，冷戰前期又被美國視為封鎖的對象，所以中共在東亞並無法有效發揮其影響力。大致上，整個冷戰東亞國際秩序格局可以此脈絡來理解。

　　中共當然也沒有拋棄中華文明秩序圈的這套天下觀。19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力已有明顯提升，民族自信心隨之而起，遂有「和平崛起」的呼聲。所謂和平崛起自然是中共想要重新拿回在東亞甚至世界的霸權，建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各國有其差序格局的中華文明秩序圈。對應到地緣政治裡面，大陸與日本地理上一衣帶水，同處東亞；文化同源，都是以儒家為基礎發展出具有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圖像。一旦中共崛起、日本自我認定上要重返亞洲，具有相同天下觀——自認是這個世界秩序的中心——的兩國處在相同空間時將不可避免地產生競爭甚至是衝突以確認誰才是在金字塔的頂上。以這視角似乎可以理解為何中日兩國衝突不斷且關係逐漸惡化，而在尚未找到一山可容二虎的對策前，兩國關係似乎不易獲得實質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