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報╱記者賴錦宏／綜合報導 2014.10.24

四中決議是一份「漂亮的文本」，但恐怕難以落實。據香港《明報》報導，所謂「依法治國」實質上是中共治國意識形態的「法制化」，今後對各種異見聲音，中共將會「依法」治理。中國法律學者賀衛方坦言，對中共司法體制已完全不抱幻想，有空寧願去旅遊或與友人喝酒。

 中共十八大後掀起反腐運動以來，大批黨政要員因貪腐落馬。消息人士指出，在「治黨」暫告一段落後，意識形態建設在四中全會將以「法治」為切入點進行法制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由鐵腕治黨經驗推及治國，在黨主導立法、司法，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細化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

 四中全會強調的「依法治國」，將是中共意識形態法制化後的治國執政方略之一；「意識形態法制化」，將比江澤民時代「政治問題法律化」的級別更高。十八大後紀委系統以「黨紀」治黨成效顯著；而在治國理政層面，四中全會將重申「法律」的重要性。用法制的方式加強意識形態統治，將是「依法治國」的新特點。

 據接近中共決策層的智囊指，中央高層對當下包括新聞界、大學等屬於意識形態前沿領域的「泛自由化」傾向極為不滿。因而在換發新聞記者證時，要求記者、編輯必須簽署保密協議，承諾不得泄露傳媒機構內秘密；教部則發「紅七條」限制大學教師在課堂內外的言論。實際上，不受當局歡迎的媒體、記者及大學教師，此前已多被整肅或停職。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表示，自己已經對中共司法體制不抱幻想，因此也不再關注政府關於將推行司法改革的聲明。他說：「我已經完全不抱希望了，我現在已經麻木了。實際上，最近我沒事兒就去外地旅遊，和朋友喝酒。」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徐昕則表示，四中決議有進步，但沒有邁出關鍵一步。強調依憲治國，但沒有為憲政正名；強調審判獨立，但沒有確立司法獨立。最大亮點是：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紀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這有助於理順黨法關係，提升司法的獨立性。

一國兩制：由區隔性轉為競爭性
＊ 聯合報╱社論 2014.10.23

快門下的香港：學聯代表與港府官員在談判桌上進行拉鋸戰，示威者與警察在街頭進行拉鋸戰。

 近日，中共黨媒見示威者已現疲態，指占中運動「空洞無物」、「已經到了曲終人散、土崩瓦解的地步」、「民主秀難逃爛尾結局」。北京與港府若以此心態與民運人士對談，只怕不易得到解決方案。事實上，從內部看，香港街頭的拉鋸戰雖難罷干休，但所謂「曲終人散、土崩瓦解」之說未必盡然；從外部看，外界皆期待香港問題能以追求和平收場為旨，不要刻意唱衰或真弄到「爛尾結局」，以免使港中關係留下不可彌補的遺憾。

 不論此次占中運動的成果如何，但香港的民主動能應已建立，自會在張弛起落中找到歸宿，即使過了「五十年不變」的大限也不可能走回頭路。其實，地球在轉動，「一國兩制」是一個動態過程，從長期看，如今是「區隔的兩制」，未來可能轉為「競爭的兩制」，屆時才是評價「結局」之日。於是，另一個更嚴肅的問題是：再隔五十年，大陸的政治體制仍將是今天的面貌嗎？仍將是一成不變的共黨專政嗎？

 因此，就北京的立場言，如何因應「港制」民主走向的「政改」固然棘手，更嚴肅的議題則在「陸制」的一黨專政應不應當也考慮「政改」？亦即，兩制有無可能在一國之中從區隔性轉為競爭性。

 北京在一九九七年採「一國兩制」處理香港問題，主要是自知若要治港，則「陸制」不如「港制」。但「陸制」不能用於香港原是政治常識，更嚴肅的問題在「陸制」能否永遠用於大陸也是一個疑問，否則中共領導階層不會常把「亡黨亡國」掛在嘴邊。

 「陸制」的天條是「四個堅持」，但實際上已變質為「一個堅持」。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加上「中國特色」，已是白馬非馬）；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目前已幾成官二代、富二代主政，工農階級又退至邊緣）；三、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嗎？）；四、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已非社會主義、已非無產階級專政、已甩掉了馬列毛，但仍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就只剩這「一個堅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樣的「一個堅持」，在主觀上要不要再維持五十年？在客觀上能不能再維持五十年？

 其實，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權在廣義的「政改」上已有顯著的努力與成就。例如，電視劇中的鄧小平，以「莫名其妙、豈有此理」批評文革諸事。又如，毛澤東「批孔揚秦」，但習近平頻密表達揚孔尊儒（與尊佛）。再如，已罕聞「抓綱治國」（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些皆可印證，只准姓社不准姓資的「社會主義道路」基本上已不存在；無產階級專政在現實上亦不存在，不再是「綱」；馬列毛也名存實亡。如此，「四個堅持」已去其三，最後的課題是在要不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且並非排除中共統治，而是應當在民主競爭制衡中贏得政權。

 中共在三十六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應予肯定，但隨著中共政權近期在控制上的大幅緊縮，政權的合理性及風險性皆在增加。以中國情勢之複雜，在一定時段中「堅持共產黨領導」或許亦能理解，以利用此一時段蛻去「三個堅持」；但亦應當利用此一「訓政」時段努力累積政經條件，使「堅持共產黨專政」的中共，轉型為「在民主運作中競爭參政」的中共。這當然是一艱鉅工程，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香港此際的政情可以視為中國政局的縮影。「假普選」顯示北京擔心自己的人透過「真普選」會選不上，因此主張「篩選」。同理，中共擔心在全國若採行較具民主競爭的政體，會威脅共產黨主政，因此堅持共產黨領導。但是，若缺乏普遍的民主檢驗和支撐，此一路線將使中共愈來愈走向強硬與高壓，從長期看，這在道德上將使政權愈來愈失去包容性、親和力甚至正當性，在現實上亦大大增加治理的風險。

 「一個堅持」顯示中共缺乏氣度與自信，北京正為「港制」頭痛，但北京更大的挑戰則在「陸制」的前景如何調整。從最近的跡象看來，北京團隊所表現的「強硬」，例如在香港及台灣交涉問題上，其實是在退縮。若不改變思維與作法，鄧小平「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發展性恐遭摧折，中共政體的僵固化則難以挽救，這難道不是值得擔憂的「爛尾結局」？

香港事務 習近平的第五個考驗
＊ 世界日報／社論 2014/10/22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近兩年來，面對四大考驗：經濟、反腐、東海南海之爭、以及疆藏分離主義運動。但今年秋天，香港突然成為他的第五個考驗。

面對這些考驗，習總處處表現強勢。譬如，在首要的經濟事務上強調深化改革，向「改革開放」頭30年賴以高速成長的「中國模式」開刀，強化市場化機制，減少國企壟斷，避用刺激經濟手段，務求調整中國模式，讓市場力量得以生根，使經濟有自我持續成長的動力。反腐方面，全力「打老虎」之外，蒼蠅和裸官也一起打；東海南海設防空識別區，建鑽油平台，雙雙出擊；對疆獨分離勢力加強鎮壓，國安系統更全力出擊。
 
不過，強攻也引起反彈，北京的危機感越來越重。經濟轉型不易，今年9月工業生產增長，跌至2008年以來最低；國際貨幣基金會7日調低中國今明兩年GDP成長預測，分別為7.4%和7.2%。國際貨幣基金會8日報告，中國GDP以貨幣購買力計算，將於今年內超越美國，成世界最大經濟體；但中國的人均GDP仍遠遠落後美國，列名的186國中排名101，仍有漫漫長路要走。
 
此外，反腐已到緊要關頭，再下去如何走？不從制度上限制黨官權力，想將貪腐連根拔起，根本不可能。東海、南海的強硬政策，不但引起日本、越南和菲律賓反彈，四鄰已走上結盟抗中道路。新疆分離運動猖獗，暴力濫殺威脅全國安全，未見收斂。
 
而眼前香港「佔領運動」造成危機，北京卻是可避免而自誤良機。如果早幾個月，北京願按基本法打開一扇窗，與香港各方談判，容許「逐步走向真普選」，佔領運動就不會成真；北京強硬到底，一寸不讓，不肯開放公民提名權，才引起讓歐美指指點點的「雨傘革命」。
 
最新形勢顯示，梁振英政府取消與學生對話，學生再次號召民眾重回「佔領區」，金鐘佔領人數再達1.5萬，旺角和銅鑼灣也各有2000人和300人；學聯已宣布，將進行新一輪不合作運動，包括學生罷課和立法會反對派阻擋政府法案。看來「佔領」逐漸成長期的運動，除非武力清場，短期內不易解決；但清場可能埋下新禍根，港府也猶豫不敢決。
 
其實，北京和港府的最大難題，不在平息佔領運動，而在今後如何面對香港年輕新世代。香港年輕一代與年長世代截然不同，民主意識強烈，有千禧世代的自主思想；北京制訂的特首選舉「框架」，假普選卻要將它說成真民主，還要港人「袋住先」，如何令年輕世代信服？年輕一代血氣方剛，不怕武力清場也要留守，原因在此。特區政府統治香港17年，學生精神領袖黃之鋒剛好是17歲。回歸祖國後誕生的世代，有如此強的民主信念和自主意識，是香港開放社會使然，不是一昧責怪外國操縱就能讓人信服。箇中因由和應對之道，都值得北京和港府反思。
 
習近平以「中國夢」作為治國目標，而落實中國夢的手段，在發展經濟、富國強兵，配合對內維穩和對外力保主權和尊嚴；目標既定，手段應可隨形勢靈活變通。調整經濟轉型政策，是靈活變通的好例子。但經濟領域之外，難道不能在政治控制方面，也作些調整，讓北京自身也有更大迴旋空間？
 
北京如想調整香港政策，現在還不遲，只要在特首選舉上開一扇窗，讓香港年輕世代感到有希望，形勢就可從對抗走向和解。開窗辦法之一，是從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入手。既然人大決定不能改變，將來特首候選人由委員會提名，而學生又爭取公民提名權，何不將兩者結合，取其中庸。譬如，讓1200名委員全部由直選產生，將香港分若干區，每區再分若干小區，每小區直選定額代表。如此組成的提委會既符合全國人大決定，又可避開中共篩選的死結。
 
綜言之，北京強攻政策下，陸港關係越來越緊張，形勢繃得越緊，對日後雙方關係發展越不利。北京如過度僵持於「一國」和中央的權威不容挑戰，把香港這次紛爭上綱上線至挑戰中央、「暴亂」或外國勢力滲透、想發動「顏色革命」，不如稍把僵硬的身段柔軟一回，從枝節調整即能扭轉形勢，反能贏得信服；退一步便海闊天空，這場風波也許能和平化解。其進退軟硬都在一念之間，就看習近平如何抉擇拍板了。
 

皮克提的新書嚇壞了誰？
＊ 保羅·克魯曼／翻譯：王童鶴 2014年04月28日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 (Thomas Piketty) 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確實成了一個現象。別的經濟學書也曾經暢銷過，但皮克提的著作是一部能夠改變輿論走向的嚴肅學術作品，大多數暢銷書都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它讓保守派大驚失色。所以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詹姆斯·佩特庫奇斯 (James Pethokoukis) 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上警告說，必須對皮克提的作品進行反駁，否則「它就會在知識界傳播，重塑政治和經濟觀念，而未來所有的政策論戰都會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展開。」

那就祝他好運吧。這場辯論中真正令人驚訝的事情是，到目前為止，右翼似乎未能對皮克提的論述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反擊。他們做出的反應全都是貼標籤。具體而言就是宣稱皮克提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任何認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是個重要問題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等會兒再談貼標籤的問題。首先，我們來談談為什麼《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

皮克提並不是第一個指出我們面臨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劇的經濟學家，也肯定不是第一個強調收入差距的人——絕大多數人口收入增長緩慢，而最富有的階層卻收入飛漲。皮克提和他的同事的確給我們的知識增添了大量的歷史深度，也揭示出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新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但我們知道這一點已經有一陣子了。

重點並不在此。《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真正的新穎之處在於，他摧毀了保守派最為珍視的一些錯誤信條。保守派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靠才能成功的時代，富人的巨額財富都是賺來的，也都是應得的。

在過去二十年裏，每當有人嘗試把頂層人收入高漲變成政治議題，保守派的回應都是從兩個方面辯解：首先，否認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麼好，否認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麼壞；如果抵賴不成，就宣稱頂層人士的收入是他們提供的服務換來的正當回報。不要管他們叫「那1%」，或「富人」，他們是「就業機會創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並非來源於他們的工作，而是來自他們擁有的財產，那還怎麼用這種說辭搪塞？如果越來越多人的財富，並非來自創業進取，而是來自繼承，又該怎麼說？

皮克提闡明了，上面這兩個問題並非泛泛而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方社會確實是由一個繼承來大量財富的寡頭階層把持的。這本書令人信服地闡述道，我們正走在退回那種狀態的道路上。

那麼，如果一個保守派擔心這份診斷書可能成為向富人加稅的理由，他該怎麼辦呢？他可以試着以有理有據的方式反駁皮克提，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任何跡象。就像我說的，實際上全都是貼標籤。

我想，自己不應對此感到驚訝。我參加關於不平等的辯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還沒有見到過保守派的「專家」能夠對這些數字提出反駁，而不在智力上摔跟頭。為什麼呢？因為事實彷彿根本並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與此同時，只要任何人對自由市場原則從任何角度提出疑問，都會被「抹紅」，自從威廉·F·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ey) 之類的人試圖阻撓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理論時開始，這就已經成了右翼的標準操作程序——不是證明那種理論是錯的，而是譴責那是「集體主義」。

不過，看着保守派們一個接一個地譴責皮克提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很令人驚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庫奇斯，也把這本書稱作是「軟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財富不平等，你就會成為馬克思主者。（或許他們就是這樣看待這個議題的。最近，前參議員里克·桑托勒姆 [Rick Santorum] 譴責「中產階級」這個詞是「馬克思主義的調調」，因為你明白的，美國沒有階級。）

不出意料，《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的評論扯了很遠，從皮克提呼籲用累進稅製作為一種限制財富集中的方式，談到了斯大林主義的邪惡。可這種措施像蘋果派一樣美國，主張這樣做的曾經不僅有主要的經濟學家，還有主流的政治人物，最高包括西奧多·羅斯福 (Teddy Roosevelt) 總統。《華爾街日報》只有這點本事嗎？答案顯然為：是的。

現在，替美國的寡頭們辯解的人顯然沒能做到條理分明，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在政治上也節節敗退。錢仍然能說了算——的確，現在金錢的聲音比過去更加響亮，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以羅伯茨 (Roberts) 為首的最高法院。不過，觀念仍然意義重大，它能影響我們圍繞社會議題展開的討論，並最終影響我們的行動。皮克提的著作引發的恐慌顯示出，右派在觀念上已經乏善可陳了。

台灣新住民二代培力「現身」發聲
＊ 記者李昭安、蘇瑋璇╱台北報導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南向新世力」報導獲廣大回 響，包括公、私部門及企業界都開始重視新住民二代在語言、多元文化上的優勢。移民署昨天首次舉辦「新住民二代培力就業座談會」，邀新住民二代「現身」發聲，與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官員和企業代表對談。
 
鼓勵二代勇於學習母語

台泰混血、輔大日文系學生黃淑珍說，台灣人國際觀狹隘，身邊同學對東南亞「一無所知」，很多新住民媽媽因「環境不友善」，不願和小孩分享母國文化。她建議調整學校課程，增加東南亞文化、歷史等相關課程，幫助台灣學生建立「新的國際觀」，也鼓勵二代勇於學習母語。
 
「如果大學有泰文科系，我一定會選！」黃淑珍說，希望台灣各大學能多開東南亞語相關課程，提供新住民二代更多選擇。她預計到政大上泰語學程課程，希望出社會前打好基礎，培養流暢讀、寫泰文的能力。

台菲混血、大仁科技大學社工系學生黃靖媚表示，她在成長過程中，不會感覺到周遭對新住民二代有歧視和刻板印象。但媽媽嫁來台灣多年，中文、台語都不流利，妹妹從小在菲律賓長大，國中時回台灣，只會講英文和菲律賓話，課業難跟上，希望政府能提供二代補救教學措施。

內政部長陳威仁昨出席座談會時，則呼籲新住民及新住民二代人數較多的縣市政府，應比照新北市政府，在教育局下設「新住民文教輔導科」等專屬單位，推動新住民相關政策會更周延。
 
陳威仁：應設專屬單位

陳威仁表示，二○一五年後，新住民二代占國中小學生比率可望高達14％。期待各縣市政府動起來，調整組織編制，「是時候考慮增設專屬單位了」。

越南台商、丁善理紀念基金會執行長丁廣欽說，新二代是台灣與東南亞連結最好橋梁，樂見政府與媒體看到未來趨勢、提出行動，我們這一代要為下一代而做，推動正向改變。
 
政府應建技職媒合平台

中鋼住金越南公司董事長翁朝棟說，從五月越南排華暴動到最近越南大幸福黑心油風暴，都凸顯跨文化管理的重要性。且越南缺乏技職教育，台灣的新二代最大優勢是專業力、文化智商（ＣＱ）及忠誠度，希望政府建立企業與技職生媒合的平台，為台商提供人力資源。

華人家族企業傳承 面臨挑戰
＊ 經濟日報╱記者陳書榕／台北報導 2014.10.16

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蔡鴻青指出，華人家族企業正面臨「世代傳承」與「代際接力」的重大挑戰。家族企業如何選擇接班人、家族成員在企業中扮演何種角色，與專業經理人如何共治等，若不發展接班與管理計畫，將會對企業內部造成嚴重衝擊。

蔡鴻青說，歐美家族企業治理模式發展已有數百年；鄰國日本也是家族企業大國，擁有較健全的傳承機制與接班制度，讓企業能延續百年不衰。無論是家族憲法的擬訂、基金會或家族會議的成立與管理，都有完整制度。

反觀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因為歷史文化、民族性與政經背景不同，對家族治理尚未建立完整治理模式，更缺乏實務經驗。

台灣董事學會調查，台灣1,400家上市櫃公司中，有75%、近1,000家為家族企業，這些家族企業的平均年齡為28.7年、企業主為59.7歲，兩者數值都遠高於香港與中國大陸。

蔡鴻青分析，家族治理企業在兩岸三地是很普遍的情況，但因為大陸開放較晚，無論是企業或企業主，大多都仍在壯年階段，加上大陸實施一胎化政策，因此很早就意識到培養接班的重要性。

至於香港則是新舊企業交雜，國際化程度又高，汲取歐美經驗早，對於家族企業管理能有完整概念，但仍稍嫌不足。蔡鴻青認為，反觀台灣企業起步較早、公司歷史長，到目前為至大部分家族企業都歷經第一代逝世，出現接班或分家問題。

蔡鴻青分析，企業家最精華的時期是50歲至60歲，但台灣企業家普遍都超過這個年齡，養成接班人又是十年大計，因此交棒已成為台灣企業主迫在眉睫的挑戰。

蔡鴻青在2011年發起成立董事學會，探討家族企業治理等相關議題，引起廣大迴響。今年自10月29日起，將在台灣台北至上海、香港及北京等地，以代際接力為主軸舉辦國際論壇，邀請兩岸三地產官學者以實務觀點與經驗，為台灣家族企業尋覓接班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