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陳芳明 2012.07.12 

二○○八年之後，民意調查顯示，台灣認同已經升高到80%以上。尤其簽署ECFA以來，台灣認同的指數更是不斷攀高。其中最大關鍵因素，在於台灣民主政治日漸成熟，民權與人權也受到高度尊重。這個趨勢不僅有主觀因素，而且也有客觀條件。主觀而言，台灣人在公共政策上的參與，日益積極；在生活品質上的提升，也更加樂觀。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台灣社會自然還需要更多努力；但相對於中國與香港，台灣公民社會的自主意識則越來越高漲。
 
就客觀環境來說，香港才經歷過特首選舉，卻使香港居民遭受極大挫折。香港有特首選舉，竟然不是由人民直接參與，而是經過間接選舉。虛偽的民主，比起真正的威權還更傷害香港人民的感情。特首梁振英當選時獲得六百八十九票，比起馬英九當選總統所獲得的六百八十九萬票，無論在規模、內容或精神上，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隔岸觀察一國兩制的實驗區，台灣人的感受可以說相當刻骨銘心。
 
台灣認同的持續上升，也不是只以香港做為借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北京不斷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是統治方式卻還是維持社會主義式的控制，這才是一國兩制的本質與真相。凡屬黨的官僚系統，都受到資本主義的庇蔭。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卻繼續承受威權體制的剝削與監視。人權不受尊重，民權受到阻撓，從劉曉波、艾未未到陳光誠的事件層出不窮。只要任何一位中國百姓遭到迫害，就必然會刺激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的持續上升。
 
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最近公開發表對台工作主軸，便是「以人為本、為民謀利」，據說這是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為對台政策定下基調。如果這些語言是真的，為什麼不好好運用在中國老百姓身上？民運人士李旺陽莫名其妙上吊時，北京當權者沒有任何恰當的解釋。中國鄉下多少身懷六甲的婦女，慘無人道被迫墮胎，中央把責任推卸給地方官員。中國網路受到密集檢查時，竟然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台灣人民這麼友好，對中國人民這麼敵視，難道不會使人悚然心驚嗎？中國人民的命運，香港居民的處境，都給台灣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材。
 
今日兩岸關係能夠和平發展，完全是拜資本主義之賜。沒有全球化浪潮的席捲，就沒有中國境內的改革開放，也就沒有兩岸ECFA簽署。雙方在經濟上的交流與合作，完全是依照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這種穩定性與持續性，絕對不是北京當權者的片面制定政策就可獲致。從全球格局來看，兩岸關係的和平，完全是資本主義往前推進的必要選擇。北京不斷釋出「讓利」與「惠台」的措施時，台灣不也同時對中國進行讓利與施惠？
 
北京口口聲聲對台灣給盡好處，卻毫不尊重中國百姓的人格與尊嚴，這才是兩岸關係最不穩定的因素。台灣社會的民主價值觀念，距離中國黨國資本主義體制越來越遙遠。只要北京對中國百姓迫害一次，台灣意識自然而然就升高一層。北京總是以中國近代史的苦難來刺激民族主義，如今這樣的苦難再也不是來自帝國主義，而是共產黨本身。過去是血淋淋的歷史教訓，如今是赤裸裸的現實迫害。事實非常明白，只有中國百姓獲得公平待遇時，兩岸和平才有可能真正到來。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中國成創新型大國 比神九登天難
＊泰國世界日報╱社論 2012/07/13 

習李體制 承上啟下　

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分配，其中包括常委人數及分工的決定，已經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而所有的這一切工作，將在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定局。換句話說，誰上誰下，誰走誰留，黨內各個派系可謂爭得不可開交，也不亦樂乎。而就在這樣的時刻，中共召開了首次科技創新大會，提出了八年後，即2020年，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重大目標。令人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長篇講話，而是政治局九名常委全部出席的畫面。這顯然要顯示兩個目的，第一是告訴外界，中共九常委並沒有因為十八大人事而打得四分五裂，而是集體領導團結得很好；二是向外昭示，胡溫體制和即將上台的習李體制，並非是兩個時代的交替，而是承上啟下，路線政策方針是延續的，尤其是在建立創新型國家的目標確立之上。

中國航太技術 不計成本的複製

沒有人懷疑，在全球化發展競爭日益激化的大環境中，把「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把「中國模仿」變成「中國品牌」，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且不說在創新領域一直領先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即使縱觀日本、南韓等亞洲國家的經濟崛起，技術含金量是支撐日韓經濟奇蹟，也是維持其可持續性增長的重要關鍵。問題是，在中國目前的大環境下，是否能在短短的八年後，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型國家，恐怕不少人有這樣的疑問。當然，有人會提神舟系列升空的例子來做佐證，謂可以加入航太俱樂部的中國，自然可以成為創新技術大國。這倒不一定，中國航太技術的開發和提升，確實讓世界驚豔，但由於這些技術屬於封閉性乃至軍事型的開發，技術來源是保密的，開發是不計成本的，沒有市場和知識財產權約束與檢驗，因此也難以在中國整體的科技創新上複製。

關心短期政績

那麼，什麼是中國躍升為創新型科技大國的障礙呢？這裡且舉幾例。首先，中國的體制和人事制度，不利於創新技術的開放。縱觀目前的中國政壇，所有的幹部關心的是短期的政績，為此不惜造假和大做形象工程，為的是更上層樓。而領導技術創新，時間週期都很長，沒人願意去做，領導不真正把創新研發當成事業來做，這樣的事情戲就不大。

維護知識財產權的法制不彰

其次，由於中國官商勾結，官學勾結，貪污腐敗，已經進入膏肓，任何創新型技術開發的項目立項，以及創新經費的投入，都有太多的灰色地帶。胡錦濤提出在2020年創新科技研發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以上，這個龐大的經費數字，肯定就會成為各種利益集團「虎視眈眈」的目標，而且創新技術開發的經費使用，難以用具體結果來衡量，更增加了被濫用或者貪污的可能性。再次，要創造全球先進技術和世界品牌，國家本身要注重知識財產權，並尊重知識財產權帶來的巨大市場效應。但在中國，維護知識財產權的法制不彰，執行度更是低，如此一來，人才的吸引以及將研究成果留在中國，極為困難。目前的現實是，國家用重金把海外科技人才吸引回來，他們帶回來的技術大多屬於「抄襲改良型」，而非原創型，相反，具有研發能力的人才，則抓緊機會到外面去開發，因為知識產權可以得到保障，同時也可以獲取龐大的市場利益，造成了「紅杏出牆」的局面。

不贊成「批判性思維」

此外，中國難以成為創新大國的主要原因，還有思維方式的束縛和教育制度的拖累。舉例而言，在西方國家，批判性思維的開發和培養，不但是教育的重要任務，更被上升到公民的基本素質範疇，而眾所公認，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思維的關係密不可分。但在中國，最流行的思維方式就是「揣摩領導意圖」，從眾心理普遍，國家和體制都不贊成「批判性思維」，而是要求聽話，聽領導的話，聽老師的話，聽家長的話。在這樣高度奉行「一言堂」的地方，要出創新思維談何容易？教育制度也是如此，改革講了30年，還是填鴨式灌輸式的教育模式，不僅如此，教育經費還嚴重不足，以至於優秀的學子，只想去西方留學深造，對中國的大學教育質量不屑一顧，不少高考狀元寧取香港的大學，也不去北大清華。

中國下一步 開明式社會機制

由此可見 ，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必須先進行全方位的社會環境改造，而建造一個開放、透明、自由、公平的社會機制，應是前提中的前提。

馬凱：以今日之我奮戰昨日之我
＊聯合報╱馬凱 2012.07.13

自小讀史，每見一朝將亡，昏君當政、信用讒臣、遇事怯懦，導致國事蜩螗、民不聊生；不免搖頭嘆息，深怨「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降此昏君禍國殃民；但也總覺得這種昏君誤國的故事，數百年才發生一次，而且早隨封建王朝的結束而煙消雲散，於我輩何有哉！
 
只是我等何其不幸，竟眼見青天白日之下，有一手遮天，利用一切機會仗勢斂財、無所不取簡直到了無法無天、恬不知恥地步的統治者，其厚顏無賴，史書上罕見其匹；儘管終於法網難逃、鋃鐺入獄，但中華民國史卻因而蒙羞，千秋萬世，都會引讀史者掩卷歎息、張口痛罵。
 
好不容易藉著千夫所指的民氣，台灣人民唾棄這個令子孫蒙羞的貪君，迎來一個以清廉正直、瀟灑英俊為名的領導者，矢志洗刷為貪婪腐化汙染的政壇，為台灣建立面貌一新的氣象。但才不過一任屆滿、第二任初啟，這位氣象清新的領導者卻已面貌憔悴、眾叛親離，與人民愈走愈遠，支持者只剩區區15%，與受人唾棄的貪君相去不過一步之遙。究竟何以致之？
 
日前，相當於封建時代宰輔重任的行政院秘書長爆發索賄醜聞，其惡形惡狀被錄音筆如實還原，公之於眾，素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撰文論其事，歸納歷代昏君的三個構成要件：識人不明、臨事怯懦、心胸褊狹；赫然發現當今的領導者，竟已全部具備。忽見此句，心中怦然，原來史書沉痛記載的悲慘故事，距離我們如此貼近。台灣人民何辜，前腳走了一個如狼似虎的貪君，歡欣鼓舞迎來的，卻是更大的不幸！上天棄絕這一群善良百姓，何以一至於斯極！
 
方今國事如麻，兩岸經濟在外行領導之下都深陷誤區；台灣的情況尤其嚴重，廿年辛苦摸索建立的發展模式毀於一旦，竟落入半世紀來頭一次仰首翹望卻看不到出路的困境。面對如此艱難的處境，上天卻賜給我們這樣一位懵懂天真、不諳世事而又完全符合上述三項最不堪要件的領導者，究竟如何是好？
 
環目四顧，我們已別無選擇。民主體制容有種種方式制裁貪君，但對一位沒有連任壓力、操守又是其金字招牌的昏君，卻完全束手無策；必須設法熬過漫長的四年，而這又正是決定台灣生死存亡、興衰禍福的關鍵四年，我們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然而，面對如此駭人的指控，最受震撼、驚恐無比的，恐怕莫過於馬總統本人。當他好不容易擺脫了對選票與連任的焦慮，力求於第二任博取歷史定位，竟然留下一個昏君的千古罵名，情何以堪？
 
不過，細審這三大要件，所謂心胸褊狹也者，臨事怯懦也者，其根源全然繫乎一心，一旦將此幡然扭轉，令胸臆開闊，遇事果決，則在更寬廣的眼界、全新的作風、仁人志士、社會賢達忠告善道之下，識人不明的缺陷也將大見改善。於是，胥賴一念之轉，以今日之我奮戰昨日之我，三大要件不但俱可去除，甚至可反轉過來推向極致，成為構成明君的三大要件。則不唯馬總統得以青史留名，台灣的危機也有以消弭，這二千三百萬人民更將感恩戴德，豈不美哉！
 

代工業的明天
＊聯合報╱華英惠 2012.07.16 

美國出席倫敦奧運代表團的制服由中國代工製造，引起軒然大波，國會議員認為這減少了美國六十萬個工作機會，影響了不振的經濟。不僅國會議員光火，連歐巴馬總統稍早都呼籲製造業移回美國，增加民眾就業的機會。上星期，商周《世界反過來！美國製造in、中國製造out》的報導，不是已經披露了這股新趨勢嗎？
 
中國能成為世界工廠，賺的就是代工的錢，靠著低廉工資、較寬鬆的環保標準，營造低成本的投資環境。但跨國大廠移向中國，對母國勢必造成就業機會減少，進而影響經濟成長。

問題是，這些委託外包的廠商可能將生產線移返母國嗎？面對全球的競爭，廠商對代工就如同「逐水草而居」，那裡有水草，那裡成本低，訂單就往那跑。台灣早年也曾是美、日等國廠商的代工廠，道理在此。
 
相較品牌廠商，代工廠商賺取的是微薄利潤。薄熙來在擔任中國商務部長時就曾說過，中國賣出八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客中巴士，道出紡織品利潤低的辛酸。做代工的技術成熟了，都想升級做自有品牌，但要能掌握各種上下游資源才能躋身自有品牌之列。台灣不是沒有嘗試過，宏碁acer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能有多少個宏碁？
 
台商其實心裡清楚：做代工很容易被取代，自有品牌則非螞蟻雄兵的中小企業玩得起的，眼下唯有掌握關鍵技術，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就如同農業想西進，但得切記要掌握核心技術，在分工之餘，優勢仍操之在我。
 
台灣今天的困境，在於廠商都去中國了，本土的支柱產業還未長成遮蔭的大樹，出口則受制於國際經濟前景。外來投資少，政府投資又有限；而不振的就業加上未調的工資，又遇上油電雙漲抑制消費，都限制了經濟成長。台灣大賺加工錢的時代恐怕已到了尾聲，產業要繼續走下去，轉型的路是無法迴避的。
 

提高產業競爭力重於一切
＊經濟日報╱社論 2012.07.16

國際經濟景氣低迷，各主要國家紛紛採取刺激景氣的政策。但俗話說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國際景氣低迷到主要國家要出重手支持經濟的程度，等於是大國們已負起支撐全球景氣的任務，我們只須在大國政策所形成的情勢下，衡量我國自己的能力和問題，而採取符合我國利益的對策，不必跟隨主要國家起舞。
 
首先就貨幣來看，歐洲、英國、中國等近來採取的寬鬆政策，必然可以增加其國內需求，進而增加進口而引導資金外流，增加全球的需求。量化寬鬆的資金如果是直接購買相關國家的公債，也可以提高相關政府的支出能力。因此大國的寬鬆貨幣政策確實有一些改善各國及全球景氣的能力。但我國多年來資金已嚴重過剩而利率極低，景氣好時，低利率都不借錢投資的民營企業，不太可能在景氣不好時，因為利率小幅下降就變成願借錢投資。我們依法可發行的公債近年來已供不應求，也不需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承購。因此我國貨幣政策更寬鬆的空間和效果都不大。
 
我國若勉強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會讓資金流向不動產等投機活動，或者是風險極高的投資，這對金融穩定和國家長期發展都是不利的。大國們紛紛採取寬鬆貨幣政策的另一個目的，是要促使其貨幣相對貶值，以提高出口競爭力。但由於新台幣並非國際重要貨幣，因此貨幣數量及貨幣政策對匯率的影響，也遠低於國際情勢及出口等重要因素。所以我們也不必為了貶值競賽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
 
其次，我們也不宜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和財政赤字。我國政府負債已極高，歐債的教訓仍在眼前，許多救景氣之公共投資效益不彰也有目共睹。做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我國各種財政擴張政策有一大部分是增加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對本國產生效益的比例也不像較封閉的國家那麼高。政府支出即使可增加某些產業的需求，這些產業也多非受到國際景氣衝擊最大的產業，因此也未幫到最該幫助的企業和勞工。
 
政府直接僱用失業勞工雖然可以幫助失業者，但2008年迄今政府僱用人數仍比2007年多了近十萬人，顯示2008年因應景氣而由政府短期僱用的人員似已成為政府長期的負擔。我們應該先檢討這些政策的現況和效益，實在不宜再僱用更多人來成為冗員。
 
貨幣貶值是某些國家極可能採取以掠奪市場的策略。但由於國情不同，我國若也採大幅貶值的政策，不只可能因為已有鉅額出超而受外國指責，也可能造成大量資金外流和物價上漲的現象，所以貨幣大幅貶值也是不恰當的。由此看來，各項總體政策都有很大的限制，我國較可行的態度應是接受全球景氣低迷的事實，不要勉強去追求經濟成長率。
 
其實，近幾次不景氣對我國主要的打擊，並不是經濟成長率一時的下降，而是產業和競爭力的永久性流失，不景氣時我國的出口萎縮多於外國，其後又常回不去。例如2008年金融風暴之前，我國的雙D產業市占率和南韓相當，其後卻大幅滑落，有些廠商甚至難以存活。這種產業流失乃是我國成長率不易提升的主要原因。
 
因此，這次不景氣我們應密切注意其他國家的匯率和產業政策，對其中明顯不公平的手段，我們應向國際機構提告；對於受到不合理傷害的產業我們應提供必要的支援，其他不景氣對策也應以提高產業和勞工未來競爭力為方向。政府不要只注意短期的成長率和失業率，更不要用誇大可能效果或掩蓋事實的政策，而坐失維護及改善產業競爭力的時機。

＊政府在南海事務上，既不表態也不調兵遣將；面對他國不公平的商業手段（包括韓國三星、富士康與比亞迪官司、新光三越在中國的投資），也不經由WTO或主動協助企業爭取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