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新生嬰兒的男／女比一向較世界平均值高，早已不是新聞。不過，在以往，如果當事人一定要生男而不生女，就只有墮胎女嬰、令其夭折等不人道的手段，此類事例比率不會太高。在一九八○年代之前，各國新生男／女比雖然高於百分之百，唯達到一○八％就幾乎是上限了。但自八○年代超音波技術逐漸普及之後，父母可以在嬰兒極小時測知其性別，而在早期選擇墮胎，也減少了心理上的負擔。現在，中國大陸做一次早期嬰兒性別檢查只要五元美金，大幅降低選擇嬰兒性別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城市地區有執行極為嚴厲的一胎化管制，使得只能生一胎的父母往往執意要生一個男孩。這種種因素湊合起來，造成了今日中國大陸超過一二○％的新生兒性別比。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估計，因性別考量而被「拿掉」的女嬰人數約有一億人。墮胎是否為父母的權利，這件事當然有相當的社會辯論；但是「只因為孩子是女生」而墮胎，恐怕社會的道德接受度會更低。
此外，除了上述道德面思考之外，出生性別不平衡，在可見未來也將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假設男與女在成長過程中的死亡率大致相當，則出生時男女比不成比例，便也約略表示他們適婚成年時人數會不成比例。如果社會有四分之一的男生注定找不到配偶，他們必然會在性生活與家庭生活上感到相當的挫折。這樣的「成年性別失衡」問題，人類迄今還沒有多少經驗，需要未雨綢繆，預作規劃與因應。
另一方面，我們要長遠解決社會性別比例失衡問題，須得從父母親的觀念與態度著手。如所周知，中國大陸之所以新生男／女比特高，主要是因為華人文化中根深柢固的父權優先觀念與「養兒防老」思維的束縛。在一個老年社會安全體系不普遍的國家，年邁的父母親在退休之後若無年輕子女的照顧，幾乎難以存活。因此，中國大陸的父母親在一胎化政策下執意要生一個男孩，倒未必是因為他們在偏好上重男輕女，而是為了自己的老年照護之所需。在中國，老年父母伴住在出嫁女兒家的比例雖然有漸漸上升之勢，終究只是例外，尚不足以扭轉父母「要生男孩」的期待。準此，與其責難若干國家偏高的新生男／女比，不如試圖在社會安全、老年照護系統上做適當的補足，減低父母生男孩的執著。
台灣的新生兒性別比沒有中國大陸與亞美尼亞那麼極端，但也在一一○％附近，反映出台灣社會依然存在的生男孩偏好。台灣比中國大陸幸運的是：我們早在四十多年前就開始推動家庭計畫，既沒有強制一胎化、更沒有種種不人道的逼迫手段。台灣政府當年成功地派遣醫生護士上山下鄉，推廣節育，提出「兩個恰恰好」等口號，逐步進行觀念的宣導與改變。這些事跡，不但成為全世界家庭計畫的成功教案，也早已納入全美知名大學的研究議題。
可惜的是，中國大陸四十年前在一波波政治鬥爭中，渙散了政策注意力，也失去了推動人口政策的黃金時期；等到發現人口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就只能斷然採行「一胎化」的猛藥。這樣的猛藥固然能快速地減少人口「量」的壓力，卻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今日的性別比飆高、未來的超快速老化等社會問題。台灣有些人妄自菲薄，經常欣羨讚嘆中國大陸的種種；但只要看看兩岸人口政策，台灣人就能驕傲地說：「叫我第一名」了。
死刑與慈悲 不能畫等號
＊ 聯合報╱黃鋒榮／公（中縣沙鹿）2010.03.13
十二日聯合報頭版出現「廢死丟官 王清峰請辭獲准 」斗大標題；右下方則刊登一則啟事：「本人…診治○女士愛犬○○，因判斷有誤而急救不治，造成○○家人無比心痛，對此表示歉疚！○○○醫師啟」。兩相對照，顯示我們社會正面臨道德與價值觀的再建構。
死刑廢不廢是可以討論的議題，但絕對不是執法人員可以決定的，嚴格來說，它是社會道德與價值標準的呈現。當大家都能容忍泯滅人性、窮兇惡極的犯行，隔離並供囚犯基本的三餐與牢房，讓他度過餘生，則社會不需要死刑，自然會透過立法程序廢除死刑。
愛護動物也是社會道德與價值標準呈現。無論多少人怨嘆人不如貓狗，但從制定保護動物法以來，飼養動物就得照顧牠一輩子，任何虐待動物的行為，都會受處罰；這是我們社會所願意接受的價值標準。
死刑既是社會遊戲規則之一，執法人員執行死刑，並不是不尊重人權，不愛惜生命；而將死刑存廢與人權或慈悲畫上等號，有如意識形態綁架政治與選舉，永遠無解，社會將付出更多代價，豈是王部長本意，更不是慈悲為懷者所樂見。）
經濟復甦 為何我薪水沒漲？
＊ 聯合報╱記者許玉君 2010.03.14
主計處上個月上修今年經濟成長率至4.72%，改寫近3年新高，看似走出前年金融海嘯的陰霾。但去年國內上班族每月平均薪資只有42,509元，比前年44,424元減少4.31%，減幅又創歷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