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18 13:55:49台北光點
《周有光百岁口述》上篇 三〇 晚年所思
＊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文化大革命”前後，我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也停了十年，後來恢復了，我是政協教育組副主任。後來恢復“文改會”的工作，後來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我離休的時間是1988年12月31日。
1988年對我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我有了電子打字機，這是一個改變。張允和對拼音不感興趣，她會，但是不熟悉。後來有了電子打字機，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為拼音太容易，她在電子打字機上用拼音編《水》。 《水》這本雜誌是原來她們在家庭裡玩的。改革開放了，家庭裡的人在國內國外都可以往來了，原來是二十年親戚朋友不能往來，連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復親戚朋友的聯絡，於是恢復《水》，有了電子打字機，就比較方便。
1988年以後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點一點搞一個段落；第二個階段就是隨便看東西，寫雜文。我是做學術工作的，不搞文學，為什麼不搞文學？不是我不喜歡，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學術上，對語言文字學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空白，我就佔領這個空白，可以做許多事情。為什麼說是空白呢？語言文字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學問，一向傳統很深，要把舊的書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學裡一向把音韻學、訓詁學作為重點的課程。清華大學解放前有名的大學問家都叫國學大師，王國維等人都是研究從前的東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個傳統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國，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國以外的東西，不研究現代。沒有外國，那範圍就很小了，世界那麼大，一個國家再大也只是一個國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現代，現代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有實用的，研究古代當然很有價值，但是跟實用相差很多。王國維的創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幾條實用的？
我到了“文改會”，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區裡做了許多工作，很容易見效。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運動”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我在北京大學開漢字改革概論課，就是把原來人家沒有系統的知識變得系統化，言之有據，把有系統的知識變成一門學問。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現代漢字學，現代漢字許多問題很少有人研究，大學生到中文係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現在有用處的東西不研究不行。
胡適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國公學當校長，找沈從文去教白話文學，為什麼呢？胡適之說：“我們提倡白話文很久，大學裡面連課程都沒有。笑話！”大學裡談到的文學都是古代的，沒有現代的。中國提倡白話文以後，許多人認為小說上成就最大的是沈從文，詩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從政治角度來批評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當然可以否定他們。可是文學史不是那麼看的。
同樣的，在語言學、文字學方面，趙元任搞了現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現代主要是方言，跟現代有實用的問題真正掛鉤的很少。我就在這方面下工夫，一做這工作就立刻遇到許多問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製定漢語拼音方案，把這件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第二是現代漢字學，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較文字學，還沒有成功，清華大學有一個研究小組，可是要成為一個課程，現在還沒有條件。講起來道理很簡單，歷史系只有中國歷史，沒有外國歷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沒有現代史，行不行呢？為什麼語言學、文字學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國的，沒有現代的，沒有外國的？這樣來講，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還是不容易，現在多少大學有現代漢字學我還不知道。他們說，至少有十幾個大學，當中跟我有密切聯繫的是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文字改革的意義很重要。中國的傳統與外國傳統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認為，文字是上帝給的，是不能改變的。這個觀念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外國與中國一樣，文字、語言都是隨著時代在變的。譬如今天在語言方面，有了電腦，很多新的名詞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當時七國使用不同的文字，統一以後文字不同帶來很多不便，辦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可見，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雖然古代傳說文字是由上帝給的，不能改變的，但實際上文字是不斷在改變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響，感到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對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後來隨著與外國往來的頻繁，就發現中國的文字與國外的往來不方便。所以，從清朝末年，就產生了“文字改革運動”，寫的方面就是“語文現代化運動”。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些工作中，我覺得近年來做得很好。解放後，在1950年代製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現代年輕人都學了。這個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處很大。首先，使得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利用這個工具認字，走進中國的文化寶庫；其次，方便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所以，漢語拼音一方面是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這個橋樑看似是個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們中國人的名片上印著拼音，這樣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得，可以叫出。我們中國從清朝末年到今天，都處於現代化改革的過程之中，現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的改變。
1990年代以來，教育部領導的普及普通話工作做得很好。設想，一個大的國家，廣東人講粵語，上海人講上海話，香港人到北京旅遊還要找翻譯，國人在本國找翻譯豈不是笑料？其實外國原來也如此，我30年代到日本東京讀書，原來以為我學的東京日語，可以走遍日本，但是發現連不遠的京都的語言就完全不一樣。可是日本能夠推廣日語，日本人稱之為“國語”，以東京話為基準，到了現在日本人之間講話沒有一點障礙了。西洋國家的共同語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實現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間實現了，我們中國還正在實現之中。前兩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樣調查，北京人能講普通話的大概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講，所以我們是在逐步改進。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需要達到很多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講話大家都懂，如果講話都不懂，怎麼能算現代化國家？我們這一指標雖然還沒有達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個人的感覺，90年代我們的語言現代化工作發展得較快，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文字改革或者說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不能沒有，人不能不講話，人不能不認字啊！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話要製定一個標準，要做教育工作，我們的文字特別困難，我們要使它變得方便一點，太困難的地方要改掉一點。當然，基本上要依照原來的，不能改動太多，逐步的改動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八十五歲以後，我看一些專業以外的書，主要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學，另外一方面是歷史學。為什麼看文化學呢？這是偶然的，《光明日報》開一個欄目，要振興中華文化，要找一百個人寫文章，差不多每個星期一次，我開頭不感興趣，後來人家說請你寫，就給他們寫吧。我說：“他們有些人的寫法我不同意的。”他說：“沒有關係的，他講他的，你講你的。”好，我就給他們寫，寫了一篇，他們覺得感興趣，這樣就把研究文化學作為一個玩意兒，不作規規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國和外國的文化學的書，都是零零星星，後來上海編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論稿》。對文化學我是外行，他們覺得我的看法還是跟人家不一樣，有參考價值，這是業餘的。
我現在寫的文章，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有的在大陸，有的在香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事情，別人來看我，說怕耽誤我的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不值錢，我現在是“無業遊民”。
《百歲新稿》是我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寫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書後寫的，有的文章是雜誌邀請我寫的。老來讀書，我首先想了解三個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了解自己的祖國最難，因為歷代帝王歪曲歷史，掩蓋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難。蘇聯是新中國的原型，中國改革開放，略作修正，未脫窠臼。
人家一看《蘇聯歷史札記》，說：“這篇文章我們不敢登。”我說：“為什麼不敢登呢？這都是公開的蘇聯的材料嘛。”他們說：“你把它結合起來就變成集束炸彈。”蘇聯垮台是世界歷史大事，我也很關注這個事情，就經常看一些相關的中外文書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種，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蘇聯的事情，有朋友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蘇聯的文章，介紹蘇聯的情況。蘇聯一共幾十年的歷史，所以介紹蘇聯的書籍都是長篇大論，他希望我這篇文章不超過一萬字。我就把幾十年的歷史壓縮，把最基本的東西寫出來，沒有添加評論。 《蘇聯歷史札記》裡完全講的是事實，比如，我把蘇聯的幾個領導人“排排隊”，講講他們執政和下台的情況。蘇聯領導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變下台，這就說明蘇聯有問題了。國家的領導人終身製是不行的。老了，沒有精力，並且任職時間一長就有種種問題。因為政變下台，這個制度也是封建社會皇帝的做法。當然，我沒有評論，我是寫出來讓別人去評論。在書中，我就寫了幾句敘述性的話，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諸如此類的寫法，在很短的文章裡，實際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
《美國社會的發展背景》也是別人邀請我用很短的文章進行探討。為什麼美國祇有兩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卻超過了兩千年曆史的國家？為什麼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卻超過了英國？許多人問，拉丁美洲的開放比美國早一百年，那為什麼拉丁美洲到今天還遠遠不及美國？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問題，需要研究。我不是簡單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個大的歷史背景，從歷史背景我們就可以看到為什麼美國發展的“快而好”。有一個美國教授，看到了我這篇文章發出感慨：“我一輩子在美國都沒有了解美國，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國。”
《後資本主義的曙光》中“後資本主義”不是我提出來的，是外國人早就已經提出來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要有資本家、工人階級。那麼現在發生了新的現象，工廠沒有工人，農場沒有農民。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國看到的，自己也難以置信，但是親眼看到了。很大一個車間，只有兩個工程師跑來跑去看看機器有沒有故障，沒有一個工人，但是生產快得不得了。那麼，資本主義沒有工人，還算資本主義麼？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像比爾•蓋茨，他的錢比很多非洲國家加起來都多。原本一個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財富呢？他不是用資本去賺錢，而是用知識去賺錢的。所以，現代人都說知識時代。有人把資本主義以後的時代稱為信息化時代，美國的未來學家就是這樣講，很多人就稱之為“後資本主義”。很多人還不知道國外的這種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引進外資發展了經濟。但是本來按照馬克思主義，外國來中國開工廠是不能接受的，是資本侵略。由資本侵略到發展外資，這也發生了變化，也是“後資本主義”。所以，思想要“與時俱進”。
我們需要了解，整個時代在前進，有的國家跑在前邊，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願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後，但落後的可能往前趕，儘管最後不可能都一起達到終點，但是不能不跟著跑。現在有一些國家的人，他們就不肯跟著走，抵制現代化。前幾年有一個有趣的新聞，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國王去世，兒子繼位，但是兒子在國外讀書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讓國民看電視，他召集大臣開會，興辦電視台。但是大臣都不贊成，認為電視裡都是魔鬼。談不妥，大臣就離開皇宮，出門卻找不到自己的汽車。回來問新國王，新國王告訴他們：“汽車也是魔鬼。”這些大臣就啞口無言，後來，電視台就辦成功了。所以，中國的改革難，但是外國的改革更加難。歷史的規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條件有好壞，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覺得“與時俱進”很重要，但是真正“與時俱進”不是很容易。
張允和對政治不是不感興趣，可是不贊成我參加政治工作，主張我搞學術工作。我搞政治工作有幾條路，第一是搞外交，外交界一直到國民黨為止，差不多都是我們的同學，從前搞外交，英文和法文都要好。我到意大利米蘭玩，到中國領事館簽證，裡面跑出一個人來，就是我的同學，重要城市的領事都是我的同學。國民黨時期，蔣介石的手下，好多都是我的同學，譬如沈昌煥是國民黨秘書長、台灣的“外交部部長”。沈昌煥跟我很要好，他的夫人李佩蘭是張允和的好朋友，大學時住在一個房間裡。我要到國民黨政府做官，很容易的。我覺得張允和的主張是對，就不參加政治。這個主張一直到解放後是這樣子。
胡適在“五四”時的影響非常大。胡適和我的岳父是朋友，我夠不上是他的朋友，他當教授時我還是學生呢。魯迅是支持共產黨的。毛澤東的辦法跟斯大林完全一樣的，捧一個人捧到天上，其他就不管。曹禺到解放以後，說：“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受了框框，當然寫不出來了。
專制主義是列寧創造的，我到東歐國家，就覺得奇怪，東歐不談馬列主義，沒有這個名稱，談馬克思主義，他們暗中反對列寧。我到東歐開學術會議，起初不了解，我不懂政治，就隨便談談，他們不談馬列主義。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上有一段，他說他坐了火車到什麼地方，火車上面很空的，一路看見死人，軍隊就把死人拉上來，放在火車上面運走，他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一列火車都裝滿了死人。
毛澤東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人物，一個軍事人物。在軍事上能統一共產黨內部，成為一個大的軍事力量來打倒國民黨，這個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權以後，跟斯大林走錯了。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他講的許多話都是秘書代他寫的，很對，結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結果自己破壞了。毛澤東死了，黨中央說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設了新中國，第二件破壞了新中國。這話很有道理。
改革開放在共產黨的歷史來講，是鄧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開放很難，要有鄧小平這樣子掌握到權力，否則改革不成功。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是不容易的，下這個決心很冒險的。鄧小平這一點是了不起的。
我對中國未來是樂觀主義，我認為中國的未來跟世界的未來是一致的。社會的發展是有一個規律的，規律可以暫時離開，不能長期離開，遲早要按照規律前進。現在的規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進，美國這一點做對了，美國能夠看到世界前進的趨勢，就跟著這個趨勢推廣民主制度，這是美國聰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大大發展；蘇聯瓦解以後，民主又大大發展。根據外國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後中國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樣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三一 長壽之道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張允和在世時，我們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時喝清茶，有時喝英國紅茶，有時喝咖啡。我喜歡喝咖啡，她喜歡喝好的清茶，“舉杯齊眉”。我們的理論是，夫婦生活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古代夫婦“舉案齊眉”，我們今天沒有案了，就“舉杯齊眉”。喝咖啡時大家舉杯，這個小動作多少年，是一個小事情，很有用處，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穩定。這是古代傳下來的，很有道理，朋友來了，我們也宣傳這個道理。
我們在外國當然喝咖啡，喝茶少一點，我們在國內也喝咖啡，不過喝咖啡比較少。解放前，中國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裡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裡談戀愛。解放後，資產階級的東西都取消了。中國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館，這是一個好制度。家裡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館裡就很好。
我們很少吃補品，人家送來的補品，我也不吃。從前在銀行里，很多人請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會吃壞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規律，同時胸襟開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質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質方面我們要求不高。不要生氣，都是小事情，吃虧就吃虧，講個笑話，劉少奇講：“吃小虧，佔大便宜。”我說：“我吃小虧，不佔大便宜。”
我現在有“三不主義”：一不立遺囑，二不過生日，三不過年節。日常生活越來越簡單，生活需要也越來越少。飲食上，很多葷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類，主要吃雞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樣。但是牛奶和雞蛋都不能多吃，雞蛋一天一個。上下午各喝一杯紅茶。穿衣服也簡單，別人送的漂亮衣服沒有機會穿，因為不出門，穿出來也覺得不自由。喜歡小房間，有利於聽覺。旅遊也發生困難，不能走長路。
我現在的生活簡單：睡覺、吃飯、看書、寫文章。我每個月發表一篇文章在報刊上，是雜文。我寫作不用手寫，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機。夏普打字機的研發，曾從語言學的角度徵求我的意見。 1988年生產後送給我一台，當時一台五千五百元，許多中國人買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國人還是不喜歡用。因為中國人都有了大電腦，而這種小電腦功能單一，不能遊戲，這個投資就失敗了。用了這台打字機以後，寫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別人用電腦或者打字機寫作。
我現在雖然不做專業的研究，但是語言學、文字學有新的東西，還是感興趣。我看的東西很多，後來寫成文章。我雖然是寫著好玩，但是這裡面有一些新的見解。
我每天看《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還是有一些消息，你要會看，消息在字裡行間，不在標題上面。美國和香港朋友每週都寄給我英文雜誌。現在專業書看得少了，看歷史、文化方面的書比較多，文藝書本來就很少看。
我年輕時生過肺結核，患過憂鬱症。我們結婚的時候，家裡的老媽媽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給我們算命，說這對夫婦只能活三十五歲，我們就笑笑。我覺得算命先生沒有算錯，是醫學改變了我的壽命。
我們認為，我們不可能長壽，因為青年時身體都不是挺好。我們的生活比較有規律，不亂吃東西，不抽煙，不喝酒，喝酒喝點啤酒。從前客人來，我們要敬煙，買了很好的煙，都請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規律，胸襟要寬大，碰到許多困難胸襟寬大就無所謂。在世界上許多事情不可能樣樣都順利的，吃虧就吃虧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家裡那麼多東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們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們蘇州雖然窮了，但是按今天標準來看，應當說還是很有錢。家裡還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錢的，結果日本人來了，什麼都沒有了，那麼多東西都搞光了，後來的東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寬，不生氣，家庭裡的許多事情都是一點點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們家庭主婦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們的照片從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當時是“反動學術權威”，在農村改造，家裡沒有人，造反派佔了我們的房子，東西都隨便扔。現在有的照片是親戚多餘或者復印給我們的。我們對財產都看得很淡，覺得是身外之物。許多人都問，你們度量為什麼那麼大？有人說，你們所以那麼大氣，因為你們娘家、祖先都是有錢，錢看慣了就不新鮮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裡有一句話，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醫院做檢查，填一個表，我寫了九十七歲，醫生給我改成了七十九歲。又有一次，一個醫生問我長壽之道，我說你是醫生怎麼問我啊？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以前我沒有考慮過，但是後來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規律，不亂吃東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個顧問醫生，他告訴我：大多數人不是餓死而是吃死的，亂吃東西不利於健康，宴會上很多東西吃了就應該吐掉。還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著。 “文革”時期我被下放到農村，我的失眠症卻治好了，一直到現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話：“塞翁失馬，焉知禍福？”遇到不順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兩句話我在“文革”的時候經常講：“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羨林寫過《牛棚雜憶》，各種罪名，都不要生氣，都不要驚慌。這就考驗我們的涵養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規律，規律要科學化；第二，要有涵養，不要讓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要能夠“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下篇 追憶的腳註（李懷宇撰寫）
一 九如巷張家
二 溫柔的防浪石堤
三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四 女人不是花
五 真正的肝腦塗地
六 繞地球一周
七 從“老虎”到主婦
八 誰是小丑
九 故國如今有此音
一〇 人得多情人不老
附錄
周有光先生事略
張允和女士事略
常州周家世系錄
合肥張家世系錄
“文化大革命”前後，我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也停了十年，後來恢復了，我是政協教育組副主任。後來恢復“文改會”的工作，後來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我離休的時間是1988年12月31日。
1988年對我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我有了電子打字機，這是一個改變。張允和對拼音不感興趣，她會，但是不熟悉。後來有了電子打字機，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為拼音太容易，她在電子打字機上用拼音編《水》。 《水》這本雜誌是原來她們在家庭裡玩的。改革開放了，家庭裡的人在國內國外都可以往來了，原來是二十年親戚朋友不能往來，連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復親戚朋友的聯絡，於是恢復《水》，有了電子打字機，就比較方便。
1988年以後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點一點搞一個段落；第二個階段就是隨便看東西，寫雜文。我是做學術工作的，不搞文學，為什麼不搞文學？不是我不喜歡，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學術上，對語言文字學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空白，我就佔領這個空白，可以做許多事情。為什麼說是空白呢？語言文字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學問，一向傳統很深，要把舊的書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學裡一向把音韻學、訓詁學作為重點的課程。清華大學解放前有名的大學問家都叫國學大師，王國維等人都是研究從前的東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個傳統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國，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國以外的東西，不研究現代。沒有外國，那範圍就很小了，世界那麼大，一個國家再大也只是一個國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現代，現代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有實用的，研究古代當然很有價值，但是跟實用相差很多。王國維的創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幾條實用的？
我到了“文改會”，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區裡做了許多工作，很容易見效。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運動”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我在北京大學開漢字改革概論課，就是把原來人家沒有系統的知識變得系統化，言之有據，把有系統的知識變成一門學問。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現代漢字學，現代漢字許多問題很少有人研究，大學生到中文係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現在有用處的東西不研究不行。
胡適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國公學當校長，找沈從文去教白話文學，為什麼呢？胡適之說：“我們提倡白話文很久，大學裡面連課程都沒有。笑話！”大學裡談到的文學都是古代的，沒有現代的。中國提倡白話文以後，許多人認為小說上成就最大的是沈從文，詩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從政治角度來批評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當然可以否定他們。可是文學史不是那麼看的。
同樣的，在語言學、文字學方面，趙元任搞了現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現代主要是方言，跟現代有實用的問題真正掛鉤的很少。我就在這方面下工夫，一做這工作就立刻遇到許多問題，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製定漢語拼音方案，把這件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第二是現代漢字學，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較文字學，還沒有成功，清華大學有一個研究小組，可是要成為一個課程，現在還沒有條件。講起來道理很簡單，歷史系只有中國歷史，沒有外國歷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沒有現代史，行不行呢？為什麼語言學、文字學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國的，沒有現代的，沒有外國的？這樣來講，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還是不容易，現在多少大學有現代漢字學我還不知道。他們說，至少有十幾個大學，當中跟我有密切聯繫的是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
文字改革的意義很重要。中國的傳統與外國傳統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認為，文字是上帝給的，是不能改變的。這個觀念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外國與中國一樣，文字、語言都是隨著時代在變的。譬如今天在語言方面，有了電腦，很多新的名詞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當時七國使用不同的文字，統一以後文字不同帶來很多不便，辦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可見，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雖然古代傳說文字是由上帝給的，不能改變的，但實際上文字是不斷在改變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響，感到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對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後來隨著與外國往來的頻繁，就發現中國的文字與國外的往來不方便。所以，從清朝末年，就產生了“文字改革運動”，寫的方面就是“語文現代化運動”。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些工作中，我覺得近年來做得很好。解放後，在1950年代製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現代年輕人都學了。這個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處很大。首先，使得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利用這個工具認字，走進中國的文化寶庫；其次，方便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所以，漢語拼音一方面是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這個橋樑看似是個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們中國人的名片上印著拼音，這樣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得，可以叫出。我們中國從清朝末年到今天，都處於現代化改革的過程之中，現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的改變。
1990年代以來，教育部領導的普及普通話工作做得很好。設想，一個大的國家，廣東人講粵語，上海人講上海話，香港人到北京旅遊還要找翻譯，國人在本國找翻譯豈不是笑料？其實外國原來也如此，我30年代到日本東京讀書，原來以為我學的東京日語，可以走遍日本，但是發現連不遠的京都的語言就完全不一樣。可是日本能夠推廣日語，日本人稱之為“國語”，以東京話為基準，到了現在日本人之間講話沒有一點障礙了。西洋國家的共同語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實現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間實現了，我們中國還正在實現之中。前兩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樣調查，北京人能講普通話的大概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講，所以我們是在逐步改進。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需要達到很多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講話大家都懂，如果講話都不懂，怎麼能算現代化國家？我們這一指標雖然還沒有達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個人的感覺，90年代我們的語言現代化工作發展得較快，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文字改革或者說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不能沒有，人不能不講話，人不能不認字啊！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話要製定一個標準，要做教育工作，我們的文字特別困難，我們要使它變得方便一點，太困難的地方要改掉一點。當然，基本上要依照原來的，不能改動太多，逐步的改動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八十五歲以後，我看一些專業以外的書，主要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學，另外一方面是歷史學。為什麼看文化學呢？這是偶然的，《光明日報》開一個欄目，要振興中華文化，要找一百個人寫文章，差不多每個星期一次，我開頭不感興趣，後來人家說請你寫，就給他們寫吧。我說：“他們有些人的寫法我不同意的。”他說：“沒有關係的，他講他的，你講你的。”好，我就給他們寫，寫了一篇，他們覺得感興趣，這樣就把研究文化學作為一個玩意兒，不作規規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國和外國的文化學的書，都是零零星星，後來上海編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論稿》。對文化學我是外行，他們覺得我的看法還是跟人家不一樣，有參考價值，這是業餘的。
我現在寫的文章，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有的在大陸，有的在香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事情，別人來看我，說怕耽誤我的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不值錢，我現在是“無業遊民”。
《百歲新稿》是我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寫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書後寫的，有的文章是雜誌邀請我寫的。老來讀書，我首先想了解三個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了解自己的祖國最難，因為歷代帝王歪曲歷史，掩蓋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難。蘇聯是新中國的原型，中國改革開放，略作修正，未脫窠臼。
人家一看《蘇聯歷史札記》，說：“這篇文章我們不敢登。”我說：“為什麼不敢登呢？這都是公開的蘇聯的材料嘛。”他們說：“你把它結合起來就變成集束炸彈。”蘇聯垮台是世界歷史大事，我也很關注這個事情，就經常看一些相關的中外文書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種，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蘇聯的事情，有朋友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蘇聯的文章，介紹蘇聯的情況。蘇聯一共幾十年的歷史，所以介紹蘇聯的書籍都是長篇大論，他希望我這篇文章不超過一萬字。我就把幾十年的歷史壓縮，把最基本的東西寫出來，沒有添加評論。 《蘇聯歷史札記》裡完全講的是事實，比如，我把蘇聯的幾個領導人“排排隊”，講講他們執政和下台的情況。蘇聯領導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變下台，這就說明蘇聯有問題了。國家的領導人終身製是不行的。老了，沒有精力，並且任職時間一長就有種種問題。因為政變下台，這個制度也是封建社會皇帝的做法。當然，我沒有評論，我是寫出來讓別人去評論。在書中，我就寫了幾句敘述性的話，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諸如此類的寫法，在很短的文章裡，實際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
《美國社會的發展背景》也是別人邀請我用很短的文章進行探討。為什麼美國祇有兩百年的發展歷史，但是卻超過了兩千年曆史的國家？為什麼美國是英國的殖民地，卻超過了英國？許多人問，拉丁美洲的開放比美國早一百年，那為什麼拉丁美洲到今天還遠遠不及美國？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問題，需要研究。我不是簡單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個大的歷史背景，從歷史背景我們就可以看到為什麼美國發展的“快而好”。有一個美國教授，看到了我這篇文章發出感慨：“我一輩子在美國都沒有了解美國，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國。”
《後資本主義的曙光》中“後資本主義”不是我提出來的，是外國人早就已經提出來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要有資本家、工人階級。那麼現在發生了新的現象，工廠沒有工人，農場沒有農民。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國看到的，自己也難以置信，但是親眼看到了。很大一個車間，只有兩個工程師跑來跑去看看機器有沒有故障，沒有一個工人，但是生產快得不得了。那麼，資本主義沒有工人，還算資本主義麼？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像比爾•蓋茨，他的錢比很多非洲國家加起來都多。原本一個書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財富呢？他不是用資本去賺錢，而是用知識去賺錢的。所以，現代人都說知識時代。有人把資本主義以後的時代稱為信息化時代，美國的未來學家就是這樣講，很多人就稱之為“後資本主義”。很多人還不知道國外的這種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引進外資發展了經濟。但是本來按照馬克思主義，外國來中國開工廠是不能接受的，是資本侵略。由資本侵略到發展外資，這也發生了變化，也是“後資本主義”。所以，思想要“與時俱進”。
我們需要了解，整個時代在前進，有的國家跑在前邊，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願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後，但落後的可能往前趕，儘管最後不可能都一起達到終點，但是不能不跟著跑。現在有一些國家的人，他們就不肯跟著走，抵制現代化。前幾年有一個有趣的新聞，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國王去世，兒子繼位，但是兒子在國外讀書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讓國民看電視，他召集大臣開會，興辦電視台。但是大臣都不贊成，認為電視裡都是魔鬼。談不妥，大臣就離開皇宮，出門卻找不到自己的汽車。回來問新國王，新國王告訴他們：“汽車也是魔鬼。”這些大臣就啞口無言，後來，電視台就辦成功了。所以，中國的改革難，但是外國的改革更加難。歷史的規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條件有好壞，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覺得“與時俱進”很重要，但是真正“與時俱進”不是很容易。
張允和對政治不是不感興趣，可是不贊成我參加政治工作，主張我搞學術工作。我搞政治工作有幾條路，第一是搞外交，外交界一直到國民黨為止，差不多都是我們的同學，從前搞外交，英文和法文都要好。我到意大利米蘭玩，到中國領事館簽證，裡面跑出一個人來，就是我的同學，重要城市的領事都是我的同學。國民黨時期，蔣介石的手下，好多都是我的同學，譬如沈昌煥是國民黨秘書長、台灣的“外交部部長”。沈昌煥跟我很要好，他的夫人李佩蘭是張允和的好朋友，大學時住在一個房間裡。我要到國民黨政府做官，很容易的。我覺得張允和的主張是對，就不參加政治。這個主張一直到解放後是這樣子。
胡適在“五四”時的影響非常大。胡適和我的岳父是朋友，我夠不上是他的朋友，他當教授時我還是學生呢。魯迅是支持共產黨的。毛澤東的辦法跟斯大林完全一樣的，捧一個人捧到天上，其他就不管。曹禺到解放以後，說：“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受了框框，當然寫不出來了。
專制主義是列寧創造的，我到東歐國家，就覺得奇怪，東歐不談馬列主義，沒有這個名稱，談馬克思主義，他們暗中反對列寧。我到東歐開學術會議，起初不了解，我不懂政治，就隨便談談，他們不談馬列主義。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上有一段，他說他坐了火車到什麼地方，火車上面很空的，一路看見死人，軍隊就把死人拉上來，放在火車上面運走，他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一列火車都裝滿了死人。
毛澤東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人物，一個軍事人物。在軍事上能統一共產黨內部，成為一個大的軍事力量來打倒國民黨，這個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權以後，跟斯大林走錯了。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他講的許多話都是秘書代他寫的，很對，結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結果自己破壞了。毛澤東死了，黨中央說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設了新中國，第二件破壞了新中國。這話很有道理。
改革開放在共產黨的歷史來講，是鄧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開放很難，要有鄧小平這樣子掌握到權力，否則改革不成功。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是不容易的，下這個決心很冒險的。鄧小平這一點是了不起的。
我對中國未來是樂觀主義，我認為中國的未來跟世界的未來是一致的。社會的發展是有一個規律的，規律可以暫時離開，不能長期離開，遲早要按照規律前進。現在的規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進，美國這一點做對了，美國能夠看到世界前進的趨勢，就跟著這個趨勢推廣民主制度，這是美國聰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大大發展；蘇聯瓦解以後，民主又大大發展。根據外國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後中國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樣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三一 長壽之道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張允和在世時，我們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時喝清茶，有時喝英國紅茶，有時喝咖啡。我喜歡喝咖啡，她喜歡喝好的清茶，“舉杯齊眉”。我們的理論是，夫婦生活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古代夫婦“舉案齊眉”，我們今天沒有案了，就“舉杯齊眉”。喝咖啡時大家舉杯，這個小動作多少年，是一個小事情，很有用處，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穩定。這是古代傳下來的，很有道理，朋友來了，我們也宣傳這個道理。
我們在外國當然喝咖啡，喝茶少一點，我們在國內也喝咖啡，不過喝咖啡比較少。解放前，中國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裡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裡談戀愛。解放後，資產階級的東西都取消了。中國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館，這是一個好制度。家裡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館裡就很好。
我們很少吃補品，人家送來的補品，我也不吃。從前在銀行里，很多人請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會吃壞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規律，同時胸襟開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質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質方面我們要求不高。不要生氣，都是小事情，吃虧就吃虧，講個笑話，劉少奇講：“吃小虧，佔大便宜。”我說：“我吃小虧，不佔大便宜。”
我現在有“三不主義”：一不立遺囑，二不過生日，三不過年節。日常生活越來越簡單，生活需要也越來越少。飲食上，很多葷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類，主要吃雞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樣。但是牛奶和雞蛋都不能多吃，雞蛋一天一個。上下午各喝一杯紅茶。穿衣服也簡單，別人送的漂亮衣服沒有機會穿，因為不出門，穿出來也覺得不自由。喜歡小房間，有利於聽覺。旅遊也發生困難，不能走長路。
我現在的生活簡單：睡覺、吃飯、看書、寫文章。我每個月發表一篇文章在報刊上，是雜文。我寫作不用手寫，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機。夏普打字機的研發，曾從語言學的角度徵求我的意見。 1988年生產後送給我一台，當時一台五千五百元，許多中國人買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國人還是不喜歡用。因為中國人都有了大電腦，而這種小電腦功能單一，不能遊戲，這個投資就失敗了。用了這台打字機以後，寫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別人用電腦或者打字機寫作。
我現在雖然不做專業的研究，但是語言學、文字學有新的東西，還是感興趣。我看的東西很多，後來寫成文章。我雖然是寫著好玩，但是這裡面有一些新的見解。
我每天看《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還是有一些消息，你要會看，消息在字裡行間，不在標題上面。美國和香港朋友每週都寄給我英文雜誌。現在專業書看得少了，看歷史、文化方面的書比較多，文藝書本來就很少看。
我年輕時生過肺結核，患過憂鬱症。我們結婚的時候，家裡的老媽媽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給我們算命，說這對夫婦只能活三十五歲，我們就笑笑。我覺得算命先生沒有算錯，是醫學改變了我的壽命。
我們認為，我們不可能長壽，因為青年時身體都不是挺好。我們的生活比較有規律，不亂吃東西，不抽煙，不喝酒，喝酒喝點啤酒。從前客人來，我們要敬煙，買了很好的煙，都請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規律，胸襟要寬大，碰到許多困難胸襟寬大就無所謂。在世界上許多事情不可能樣樣都順利的，吃虧就吃虧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家裡那麼多東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們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們蘇州雖然窮了，但是按今天標準來看，應當說還是很有錢。家裡還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錢的，結果日本人來了，什麼都沒有了，那麼多東西都搞光了，後來的東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寬，不生氣，家庭裡的許多事情都是一點點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們家庭主婦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們的照片從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當時是“反動學術權威”，在農村改造，家裡沒有人，造反派佔了我們的房子，東西都隨便扔。現在有的照片是親戚多餘或者復印給我們的。我們對財產都看得很淡，覺得是身外之物。許多人都問，你們度量為什麼那麼大？有人說，你們所以那麼大氣，因為你們娘家、祖先都是有錢，錢看慣了就不新鮮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裡有一句話，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醫院做檢查，填一個表，我寫了九十七歲，醫生給我改成了七十九歲。又有一次，一個醫生問我長壽之道，我說你是醫生怎麼問我啊？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以前我沒有考慮過，但是後來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規律，不亂吃東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個顧問醫生，他告訴我：大多數人不是餓死而是吃死的，亂吃東西不利於健康，宴會上很多東西吃了就應該吐掉。還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著。 “文革”時期我被下放到農村，我的失眠症卻治好了，一直到現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話：“塞翁失馬，焉知禍福？”遇到不順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兩句話我在“文革”的時候經常講：“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羨林寫過《牛棚雜憶》，各種罪名，都不要生氣，都不要驚慌。這就考驗我們的涵養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規律，規律要科學化；第二，要有涵養，不要讓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要能夠“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下篇 追憶的腳註（李懷宇撰寫）
一 九如巷張家
二 溫柔的防浪石堤
三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四 女人不是花
五 真正的肝腦塗地
六 繞地球一周
七 從“老虎”到主婦
八 誰是小丑
九 故國如今有此音
一〇 人得多情人不老
附錄
周有光先生事略
張允和女士事略
常州周家世系錄
合肥張家世系錄